敬為余登發和《夏潮》之事一言

黃師樵


中美斷交後,全省同胞都很激憤,一時民氣激昂,不可否認這是一股支持政府的力量。有這樣廣大民意的支持,政府即使遭遇更大的挫折,又有何懼?

但不幸的,斷交後卻發生各種謠言,都與去年中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有關。接著在今年元月下旬,余登發父子被捕,《夏潮》雜誌也奉命停刊。又有一些人到高雄為余氏父子示威遊行,造成社會上議論紛紛,愛國團結的民氣也受到影響。甚至弄得海外喧騰。

我是一個再過一年就要80歲的老翁,並且是自前年夏天後一直臥病在家的病人。但有關台灣的事情,我是自早年一直關心至今的。早年我追隨蔣渭水先生參加台灣民眾黨,信仰三民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抗爭,為台灣同胞爭取民權。台灣光復後,即參加中國國民黨,至今也有30餘年了。

余登發和我一樣是日據時代奮鬥過來的老人,其父子與我都是舊識。又近三年來,我經常在《夏潮》上發表一些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奮鬥的歷史文章。對余登發和《夏潮》,我不能不說都有一些認識。由於最近的這些事引起社會上的不安,於公於私,我不能不抱老邁孱弱之軀,站出來說幾句話,希望當道者不要以老朽之言為忤。

我要說的話可分幾方面講:

1.在日據時代,驅逐異族,光復台灣,是台灣同胞一致的願望。尤其是以蔣渭水先生為首的民眾黨,表現最為積極,連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認。一般的台灣同胞在異族統治下,口裡雖然不敢講,但埋藏在每一個人心底深處的心聲也是要回到祖國懷抱。所以,台灣光復,祖國同胞幫助我們完成了50年奮鬥而不能成功的心願,我們是感謝國民政府和祖國同胞的。 我們當時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是因為異族統治造成了許多不公平,「血濃於水」本是自然的感情;又日本的經濟剝削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因此,我們一方面民族運動,一方面社會運動,要求種族的公平待遇和社會的平等地位。

台灣光復後,政府和台灣同胞也發生過一些不愉快,但我認為這和日據時代不同。日據時代是統治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必然會發生的衝突。光復後的衝突是民族內部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是政府裡面有些官吏不明台灣主客觀的情勢,而亂亂搞出來的。我們感謝國民政府幫我們驅逐了異族統治,但站在中國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立場,我們希望國民政府能更清明更有為,少數官吏亂搞,搞得大家不偷快,總也不是件好事。

尤其是最近有些人一聽到台灣同胞講民主就說那是「台獨」,簡直是愚蠢!大家都是中國人,有不同的意見,可以好好參詳,為什麼一定就是「台獨」?分化同胞真是莫此為甚。倒是有些說別人「台獨」的人,一開口就是「我國一千七百萬人」,這才是真「台獨」。我們在日據時代奮鬥的人,如果只求「我國一千七百萬人」,又何必回到祖國懷抱?

這些不明台灣情勢的愚蠢官吏,他們不瞭解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嚮往和期望,一再令台灣同胞失望;他們也不瞭解台灣同胞在異族統治下所鍛鍊出來的強韌的性格,而一再刺激台灣同胞,而使得台灣現在有什麼黨內黨外的。台灣同胞連亡國奴都做過,他們有什麼好害怕的。台灣同胞受多了壓迫和欺凌,他們渴望的是公平、尊嚴和祖國同胞的民族愛。政府當局若能瞭解這些而有作為,我台灣同胞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豈有人願作「亞細亞的孤兒」?

不幸的歷史造成了一些誤會和偏見,身為台灣同胞一分子,又身為執政黨黨員,我希望大家能以誠意和努力來化解這些誤會和偏見,而不是累積錯誤來讓誤會和偏見加深。

2.日據時代,余登發在南部的高雄,我在北部的桃園,雖兩地相隔,但也常常聽人提起他。他對日本當局不滿,常常起來抗爭,性格率直而倔強,不畏權勢,很有一點財產,日本人對他也都只有容忍。他熱心地方事務,對人慷慨好義,頗得一般人的好感,而使得日本人很頭痛。

台灣光復後,他認為回到了祖國懷抱,更加熱心政治,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後又當選縣長。在縣長任內竟以「圖利他人」的罪名入獄,縣長沒當完,國大代表資格也被取消。但他並不停止政治活動,現在他的女婿為高雄縣長,媳婦是高雄縣選出的省議員,去年他的女兒也參加中央民意代表競選,呼聲很高。其實高雄縣民都是看在「老縣長」余登發的份上。可見群衆對余登發的支持。

有人說,群眾對余登發的支持是盲目的,群衆當然可能被欺騙於一時,但余登發的政治活動是從日據時代至今,群衆不能一騙騙三、四十年啊!群衆之支持余登發,主要是余登發的為人。他眞的是為地方事情急公好義。他雖然有錢,但一點有錢人的架子都沒有,誰到他家去,他都一樣招待。他自己也非常刻苦,76歲了,還親自在魚塭養魚、賣魚,住的也非常簡陋,一點也看不出有錢人的樣子。他為地方的犧牲奉獻,我是常常聽人說到的。

余瑞言和我是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的同事,每次出差查案,他都和我同行。我深知他是一個正直的青年,並且,也是一個處事非常謹慎的人。他可以說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沒有什麼城府。我已經離開民政廳十幾年了,以後的事就不太清楚。

余登發是公開反對「台灣獨立」的,他認為「台獨」在客觀上沒有可能性。並且,他認為台灣同胞的祖先都是從大陸來的。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要「台獨」,這是「背祖」的行為。他還常常為這問題和別人吵架。

還有,他反對有人演講把日本當成「養父」,又把祖國當成「親父」,而認為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是同胞兄弟,不是父子關係。這種平等對待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的觀念,我認為是非常健康和正確的,只有在平等的立場上,大陸同胞和台省同胞才能合作,才能團結。

以上是我所知道余登發父子的情形,他們會涉嫌叛亂案,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但因他們父子涉嫌叛亂還在偵査中,雖然我也聽到許多風風雨雨,可是依法我對案情不便發表意見,只希望政府處理此案應能「毋枉毋縱」,不作羅織。若偵査結果並無確證,相信政府定能還余登發父子的清白。如果不幸余登發老胡塗,亦望政府體恤其一生為地方所作的貢獻,能從寬處理。從日據時代過來的政治人物,林獻堂、李萬居、郭國基、楊金虎、郭雨新,死的死,退的退,余登發可謂碩果僅存,若讓其以76高齡瘐死獄中,亦不無遺憾。

3.在日據時代,我當過《台灣民報》的記者。《夏潮》可說和當年《台灣民報》一樣是台灣同胞的喉舌刊物。當年日本人對《台灣民報》只有禁止發售當期的出版品,也沒有停刊或查封的。《夏潮》上的文章雖然有時對一些社會現象有批評,但我看都是為了大家好,有批評社會才有進步。現在不是日據時代,為什麼要停刊《夏潮》,我這老頭子真想不通。

從《夏潮》歷來的文章來看,和我們當年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及爭取民主是一致的,這又有什麼錯呢?其實這也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並且,《夏潮》還登過許多研究三民主義的文章,可見他們的立場是三民主義的。

日據時代有異族壓迫,我們當然要民族運動,驅逐異族統治。光復後,台灣內部雖無異族統治的問題,但是,對外帝國主義的問題還在。30年來,台灣的政治是不是能獨立於美國呢?在經濟上台灣是不能獨立於日本?是否正如吳濁流所說的:日本已控制台灣經濟,把汚染的公害工廠往台灣送。

現在有年輕人出來辦《夏潮》,要求保護鄉土不受污染,要求民族自尊自強,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獨立自主。難道這也錯了嗎?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講政治的公道和社會的公平的。這是我們在日據時代讀孫文學說就知道的。三民主義也是我們當年的民眾黨和蔣渭水先生終身奮鬥的目標。今天有年輕的台灣同胞出來提倡三民主義,發揚三民主義,這不但是繼承我們日據時代奮鬥的理想,也是國父應該含笑於九泉的事情。聽說《夏潮》停刊是「與發行宗旨不符」,那要怎樣才與發行宗旨相符呢?如果說用這個不明不白的理由處分《夏潮》停刊,不要說一些青年會不服氣,連我們這些年過古稀的老頭子也會有意見的。

聽說《夏潮》是停刊一年,愧我老朽無法護掖後進,但衷心希望《夏潮》諸君能在停刊期滿後出刊,繼續為台灣的幸福和全中國民族的前途盡言責。

4.最後,我希望台灣同胞在此中美斷交之後,能支持政府渡過這最後的難關,也希望大家能幫助政府改正錯誤,使政治能更上軌道。當然,政府當局也應該與全體同胞開誠怖公,才能與全省同胞精誠團結。古人說「有容乃大」,在政治上能容納異己,才能團結大家,能群策群力,才能完成復國建國的偉大事業。

原載《中華雜誌》,1979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