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台灣抗日前輩黃師樵先生

去（民國68年，1979年）年12月30日晚上，我接到黃太太的電話，說是黃先生長期臥病在家，她希望能將家中藏書出售，以作醫療費用，但黃先生堅持不肯，而要我想辦法說服黃先生。我當時即表示二點：一、黃先生堅持不賣書，無非是怕數十年蒐集之文獻資料散失。二、在保存完整資料的原則下，我義不容辭願盡力奔走。

我元旦回台中省親返北後，即聯絡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人願意收購黃先生的藏書而保存之，於是，我4日晚打電話到黃家，是黃先生的公子接電話，他告訴我，黃先生已於元月2日過世了。黃先生享年80，不能謂之不壽，唯當年抗日的台灣先賢又少了一人。感慨老成凋謝，我放下電話後，黯然良久。

我能向黃先生當面請益是66年（1977年）《中華》舉行七七抗日紀念會，胡秋原先生說：抗日是全民族的事，當然包括台灣同胞，台灣同胞的抗日事蹟應該表揚。據我所知，抗日志士尚存者還有黃師樵先生，而銜胡先生之命經友人介紹見到黃先生，並蒙黃先生慨允出席並講演。6月中旬，黃先生身體已不適，說是攝護腺要開刀，但黃先生為了出席七七之會，忍受痛苦捱至七七當晚演講完才住進醫院，並以病痛之身事前寫好講演稿。後來我們才知道，那裡是攝護腺開刀，而是致命的尿道癌啊！

開刀後，黃先生有一陣子，身體還不錯，並可散步。66年底發生「中壢事件」，黃先生於67年7月號《中華》發表《50年滄桑懷舊談》，他委婉的說到：

凡事不是偶然。中壢選舉事件的發生，台灣與外省同胞都很痛心，希望大家共秉同舟共濟之義，和平奮鬥救中國，也希望政府能寬大了結此案，讓這次傷痕迅速平復。

去年初發生余登發和《夏潮》停刊之事，黃先生又在3月號《中華》發表《敬為余登發和〈夏潮〉之事一言》，他自稱：

我是一個再過一年就要80歲的老翁，並且是自前年夏天後一直臥病在家的病人。但有關台灣的事情，我是自早年一直關心至今的。早年我追隨蔣渭水先生參加台灣民眾黨，信仰三民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抗爭，為台灣同胞爭取民權。台灣光復後，即參加中國國民黨，至今也有30餘年了。

並且，在文章的結論中懇切的呼籲：

我希望台灣同胞在此中美斷交之後，能支持政府渡過這最後的難關，也希望大家能幫助政府改正錯誤，使政治能更上軌道。當然，政府當局也應該與全體同胞開誠怖公，才能與全省同胞精誠團結。古人說「有容乃大」，在政治上能容納異己，才能團結大家，能群策群力，才能完成復國建國的偉大事業。

3月之後，由於余登發案，黨內外的對立不斷升高，目睹這種危機，終身為台灣奮鬥的黃先生，忍不住內心的憂思，奮最後之力，又在5月號的《中華》發表了一篇《民主法治與台灣前途》。文中他引用了丘逢甲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及陸放翁的「萬事無如公論久，諸賢莫與眾心違」，也可見黃先生內心的悲痛，並言：

「有力者」也許覺得老朽之言迂闊而置之不理，但對將與台灣命運相關的一切本省或外省的子弟，我還是想盡點老馬之功，說幾句給大家參考的話。

他以自己的經驗現身說法要大家反共，及不可搞台獨。他說：

我要告訴同胞，台灣必有前途，因為九億的中國民族決不可能永遠雌伏於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下，所以大家還是要努力，由台灣的民主之進步，促進大陸之民主，促使中國復歸於統一，才算盡民族一分子的責任。這也是為台灣後代子孫的幸福盡責任。

但是，黨內外諸公似乎對一這位愛國老人之言，無動於衷，而終於發生去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這是一件親痛仇快的憾事。相信黃先生內心亦必悲痛萬分。當時黨內外若肯聽黃先生之勸，大家相忍為國又何至於斯。

後來，聽黃太太說，黃先生臨終的當天晚上，還在和來訪的友人談起「高雄事件」，言談中非常悲痛，情緖也很高昂，並詢及《夏潮》前主編蘇慶黎小姐，黃先生的《台灣農民運動史》及《台灣工人運動史》均發表於《夏潮》。並問黃太太我有沒有打電話去給他，還說要我為國珍重，我知道他想見我。但訪客走後，黃先生即精神萎靡，經送醫急救無效，死時晚上10點50分。黃先生夫婦原住景美，我經常前往討教有關日據下的台灣史問題。唯去年下半年後遷至永和其公子處，而疏於問候，終天人相隔，不能見到黃先生的最後一面，深感遺憾。

黃先生雖死，但他對台灣子弟的叮嚀猶在，尤其對心存台獨之想的朋友們、望能深思黃先生的話，他說：

台灣為什麼不能獨立。在主觀上，現在台灣的居民包括本省與外省，除了山地同胞外，都是由大陸來的。飮水思源，曾為白人奴隸的黑人都知道「根」的重要，何況我們。這就是余登發所說「背祖」的問題。另外，台灣要發展，必須工業化，需要資源，也需要市場。如果台灣未來的前途只是靠農產品和加工品的輸出，那和當年「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及「資本日本，勞動台灣」又有什麼不同？台灣要擺脫這個公式、當然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到外實行帝國主義，但這行得通嗎？因此，台灣要有前途必須中國統一，大陸有資源，也有市場，同民族相互提攜，這是整個中國民族利益之所在。

黃先生早年在日據下數度入獄，是蔣渭水先生手下的主將之一，光復後參加國民黨。曾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後退休寫作以度晚年，死前窘困至醫療費亦無著。這麼一位當年的愛國志士，終身為鄉土與國家奮鬥，臨終猶不忘國事，其晚年竟如此淒涼，實令人無限感觸。黃先生可謂是為台灣而生，為台灣而死的一位念念不忘祖國的愛國者。他晚年撰寫台灣歷史，其死後也必成為台灣歷史的人物。他唯一不能瞑目的，是他所說的：

人生自古誰無死，老朽已無所憾，唯一希望不要有「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

但是，黃先生終於不能不抱憾而歿，唯望黃先生的公子能「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在我遠行前夕，適黃先生逝世，臨行匆匆，聊以此文表達我對黃先生最大敬意，和真摰的哀痛之情。並願告黃先生在天之靈：我必歸來！必為台灣同胞永絕「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而奮鬥！

原載《中華雜誌》，1980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