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統治身段回歸人民立場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有90年歷史和在台灣統治四十多年的國民黨也必然要隨著時代潮流而變，才能「其命維新」。不過，「變」有各種不同性質的「變」，有「量變」，有「質變」，也有蘇共一樣的「有」「無」之「變」。一切的改革，一切的「變」，其目的應為「其命維新」，沒有「命」是不能「維新」的。

即使「質變」，國民黨也是不免於失去政權的，政權輪替本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在台灣政治的特殊狀況下，政權的輪替並不僅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輪替，而是「中華民國」與「台灣共和國」的變革，不但是國民黨的亡黨，中華民國的亡國，並且，是全民族八年血戰所光復的台灣主權的淪喪。那麼也就必然是牽涉到12億人中國民族，海峽兩岸的和平，及亞洲局勢的穩定。

在動員戡亂時期，沒有人能對國民黨的「中國性」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提出挑戰，其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國民黨的「中國性」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合法性均受到了質疑，而不能不向民進黨的台獨和美式資產階級民主的三權分立靠攏，來爭取「民意基礎」，而漸漸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也引發了黨內激烈的鬥爭。國民黨是否也會和蘇共一樣，由內鬥尖銳化而發生政變，政變失敗而遭查禁，則不得而知。

為什麼一旦終止動員戡亂，國民黨就這麼容易的失去了政治的抵抗力，而一步步的走上毀滅之路？

究其事實，四十多年來，國民黨在台灣的「合法性」，並不是建立在其「中國性」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道德理想性上的；而只是建立在長期的戒嚴體制上的，這個戒嚴體制又是建立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雙重結構上的。

在冷戰和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對外依賴的是美國軍事保護，做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工具，亦即是美國「以台制共，以共制蘇」的工具，美國為了「以共制蘇」不能不含糊的容忍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才有國民黨戒嚴體制的「中國性」的合法性。所以，在戒嚴體制下，國民黨的「中國性」其實是虛偽的，至李登輝的「務實外交」出現後，國民黨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的虛偽性即暴露無遺。

對內而言，在戒嚴體制下，「戒嚴」就是憲法的凍結，那裡還有什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解嚴後才有學者呼籲「回歸憲法」），所以，四十多年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是虛偽的。

國民黨的「中國性」，在戒嚴體制下，所謂「反攻大陸」、「反共復國」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僅僅是維持其在台統治的特權而已，其實也是虛偽的。

在冷戰結束和蘇聯瓦解後，美國已不必再須容忍「一個中國」的原則來「以共制蘇」了，而希望將兩岸分裂的現狀「合法化」，以達成其台灣獨立的美國遠東戰略目標。所以，在解嚴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一旦受到台獨挑戰，國民黨因道德上的空虛而無以為對，只有將中共「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扭曲為「武力犯台」，訴諸民眾冀求安定的心理，來維持其「中國性」的虛偽。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今天國民黨會走向毀滅的危機，就是因為客觀形勢在變，而國民黨的主觀意識還不變，國民黨的內戰意識不變，美國情結不變，統治身段不變。其實國民黨主觀的想要依賴美國維持內戰狀況的在台統治地位，在客觀的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了。時代的客觀和國民黨主觀的矛盾，才是國民黨毀滅的危機之所在。

從台灣人民長遠的根本利益出發，中國的和平統一必然是台灣二千萬人最大的利益之所在，島內台獨不過是殘餘的封建地方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意識的結合，而不是廣大的台灣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雖經台獨和獨台的宣傳，擁護未來中國統一的民意仍高達70%以上的壓倒性多數。這就是台灣的「中國性」和中國統一的道德理想的根據和民意基礎，國民黨只須回歸民意，又何須向台獨靠攏去爭取「民意基礎」。

所以，國民黨為了要避免毀滅，只有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放下統治階級的身段，回歸人民立場，從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意出發，從內戰意識和美國情結中自我解放出來，回到中國的歷史正軌，才有國民黨的自救和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