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旗與恐攻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時序進入2015年，雖是西曆新年，但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在元旦當天，台駐美代表處舉辦了升旗典禮，引起一些波瀾。幾天後，法國巴黎爆發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球，茲從此兩事件來觀察今年的走勢。

此次升旗典禮，乃台美斷交36年以來首度，引起各方關注。其實，從台北的立場觀之，此或被認為是一項甚為重要的外交突破。此前，台美雙方曾達成協議，在台方慶典活動時，官方單位只能在慶典當時的室內場地懸掛國旗。易言之，室外（也包括雙橡園）與其他公開場所均不得為之，但若是僑胞所為，則不在此限。但是，就在去年雙十節，台駐美代表沈呂巡也在雙橡園舉辦國慶酒會，台灣與美國國旗同時懸掛在會場，當時雙方賓主盡歡，北京並未抗議。因而，今年只是再進一小步，但這一小步卻可能是一大步。

這次台方的活動有三點比較特殊之處。首先，此次是升旗典禮，與一般的國慶酒會不同，因為酒會在賓客到來時，國旗早已掛好，沒有升不升旗的典禮。其次，此次雖在室外，但只是在台駐美代表處雙橡園的內部園區，也僅台方相關外交人員參與。第三、台方參加人員當中，軍人都著軍裝，還舉行贈勳儀式，突顯的國家象徵意義明顯。綜觀這些特殊之處，此次可謂是一記再明顯不過的擦邊球，試探北京一中原則的底線。

台北方面企圖在外交上有所突破，是李扁時期的常態，端視台方的努力、北京的善意與相關國家的支持而定。以2012年台方明確表達有意加入國際民航組織（ICAO）為例，當時北京已表善意，因而在2013年台方順利成為該會觀察員，但仍需邀請函才能與會，此乃北京防堵民進黨的安全措施。可是，台灣此舉，事前獲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支持，不久參議院也如法炮製，最後歐巴馬總統還簽署同意書。

當時為顧及北京的立場，台方只希望美國眾議院支持，以便低調處理。孰料參議院還有總統均表達支持立場。台方事後只向美國致謝，置北京的善意於不顧。台方原本還有意加入聯合國氣象組織（UNFCCC），結果以擱置告終。據悉北京原有意比照辦理，但因台灣在ICAO方面表現令北京難以接受，故造成擱置。

其實這是一結構性問題作祟。雖北京默許台灣參與ICAO，但此因系外交事務，若台北外交主管部門感謝北京，豈不成了「兩國」的「外交」往來？外交部當然也可以配合陸委會來改善兩岸關係，這樣一來，外交部不是又成了陸委會的外事處？因為這一結構性問題，台北無法公開向北京致意，頂多私下表達而已。

再以美國立場觀之，在ICAO案，美方明知北京已經默許，因而順水推舟，不但不會開罪中共，更能獲得台北好感，何樂不為？美方此舉，速度之快，超乎想像，高過台方期待。說來說去，台方外交空間的決定因素是大國間的博弈。

在限度內美方當然支持台方的外交作為。但當陸美雙方關係處於關鍵轉折時，台灣可能立即成為美國絆腳石，必立即排除之，如1949年（白皮書）與1979年（台美斷交時）。相對的，若陸美關係惡化，如2001年911事件爆發前夕，布希總統曾言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台灣，台灣又立即成為美國對付中共的最佳武器。911事件改變了一切，從此美方關注反恐，台灣的重要性立即下降。

若謂美陸台三邊關係的本質因此完全改變，倒也未必。以上述美陸關係好壞的兩個極端觀察，陸美歧見太多，關係太好不可能；也不會太壞，因代價太大。當前北京與華府或處於一個既合作又鬥爭的競合狀態，可稱為是一個新常態。

小幅震盪難免，但不至傷害大局。台方在雙橡園升旗帶來的說不上震盪，略掀漣漪罷了。

雙橡園的規格比較特殊，有一個比較大的內部庭園及旗桿，屬中華民國政府財產，自主空間較大。綜觀台灣駐其他重要國家代表處，或設大廈內，或處路邊獨棟，多屬租賃，限制較嚴，只法國代表處有一中庭，都無雙橡園這樣的空間，很難舉辦升旗活動。

由於元旦是世界公定假日，接著有三天連假，北京未立即反應。不過元月2日，美國是上班日，美方也並未立即做出反應。直至假日過後，略聞美方對此活動的輕度批判，北京也只對美方提出下不為例要求，並未直指台灣。但明眼人均知，沒有美方默許，此活動是不會舉行的。或沈代表可能在華府嗅出些美方對於大陸的不滿情緒，認為此行並不致嚴重違反美國利益，但這樣一來卻傷害了兩岸的政治互信。

巴黎恐攻事件方面，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被伊斯蘭恐怖分子攻擊，造成社內所有編輯委員12人死亡。兩天後，又有一猶太超市遭攻擊，造成四名人質喪生，三位攻擊者均遭法國警方格斃，已有西方媒體將此視為是法國的911事件。

此事近因是《查理週刊》褻瀆了伊斯蘭先知，遠因是基督徒與穆斯林千餘年來恩怨的延續，其中還包含911事件。近年來，該雜誌多次接到警告，但不以為意，仍我行我素，因而造成慘劇。

這使人聯想到文明的衝突，雖事後44國領袖聚集巴黎遊行，但連治標的作用可能都無法發揮，只能相互取暖，遑論治本。敵暗我明，防不慎防，目前整個歐洲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擔心還有更恐怖的攻擊行動即將發生。

歐美人士的言論自由，系中古世紀人民與教會以及王室鬥爭而來，當時的教會掌握一切的知識與話語權，聖經是一切知識的來源，教會的異端審判所曾監禁與處死異端分子，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說被查禁，其支持者伽利略（1564-1642）被軟禁，就是最有名的實例。

之後法國大革命更強化了言論自由的價值，至今成了西方價值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查理週刊》以諷刺為主，並曾以所有神明與政治人物為對象，如今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是否值得？言論自由是否可以無限上綱？

另外，由於伊斯蘭教（特別是遜尼派）主張生物都不能著像，因為圖像是死，而一切動植物都是生，死物如何代表生者？先知更不用說，先知無所不在，如何能以一幅畫像來代表？再者，先知是人而不是神，若先知的偶像被崇拜，將會影響信徒對於神的崇拜。因而，著像已屬褻瀆，況且還以嘲諷的方式呈現，信徒更難以接受。一些伊斯蘭激進分子受到如此強烈的刺激，自詡烈士，替天行道，必去之而後快，應付起來，當然疲於奔命。

近日法國國會作出決議，要繼續參與掃蕩伊拉克伊斯蘭國行動，而《查理週刊》照常出刊，還大增發行量，作出不畏暴力與捍衛原則姿態，這對潛在的恐怖分子是否又一大刺激？眼下已引發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暴動。

相對西方，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沒有一場戰爭以宗教為名引發。我們的道教追求長生不老，儒學講究有教無類，引進的佛教則主張普渡眾生，都是溫和與開放式的信仰，與前述兩宗教主張的一神論有極大差別。在西方世界正面臨如此嚴重的文明衝突之際，中國的宗教、信仰與思想等軟實力，是否可以發揮些緩解的效果？

1618年在歐洲基督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爆發30年戰爭，是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宗教戰爭之一。當時我們中國正值康干盛世（1684-1799），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有鑒於當時歐洲戰後生靈塗炭與百廢待興，在其所著《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中，對此一東方大國的政治、文化與科學等發展，讚譽有加，充滿期盼，試圖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尋找解藥，比如天與神的不同，太極與上帝的差異等等。之後，其思想對於歐洲著名哲學家康德（1724-1804）的批判哲學，黑格爾（1770-1831）的絕對理性精神說，都有重大的影響。

進一步觀之，佛教與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時，不也正是我們心靈與思想空洞之際？如今正值大陸極力推行儒學，回歸本體，不但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否還可以為當前陷入困境的各方帶來一些新的思維？

雙橡園元旦升期風波已經過去，兩岸三方的關係重回原點。目前距農曆年也只半個月，在農曆假期之後，國、民兩黨的2016總統候選人初選機制也將啟動，大選的活動隨即展開，兩岸方面要有大幅作為的可能性甚低。再以國民黨的氣勢來看，1月17日朱立倫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獲99%以上選票，仍不見新人新氣象，好似已不對2016的大選有所期待。

目前西方國家因恐攻事件而陷入恐慌，是否還有後續，難以逆料，依目前情況觀之，確實難以善了。相對的，當前東亞的局勢較為平靜，期盼儒家思想能在文明與國際的對峙與衝突中，發揮一些緩解作用。（撰稿人：湯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