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祗今留正氣　浩然千古見文章

五月二十四日夜裡，突然接到王津平兄來電話告知「秋公走了」，這是一個並不意外的噩耗。四月下旬，胡先生被送進耕莘醫院加護病房，我和廖天欣先生去看他時，胡先生就已經插管而無意識了，後來病情穩定了下來，但仍終於走了。

胡先生已高齡九十五，已可謂壽矣。放下了津平的電話，我沉思良久，回想起從「保釣運動」認識胡先生，到「鄉土文學論戰」，後追隨胡先生辦《中華雜誌》，到創建「中國統一聯盟」的種種，一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大師終於倒下去了。

不久，《聯合報》記者的採訪電話就到了。在電話採訪中我提到了三點，做為一個學者，胡先生學貫古今中外，生平著述超過三千萬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直可比美梁任公；做為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以民族主義捍衛中國，倡言「民族、人格、學問」三大尊嚴，以「學問報國」，則近代中國無出其右者，是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中流砥柱；做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胡先生，中國大陸竟遭馬列主義奪取政權，而避居台灣，此一辱也；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又遭皇民化餘孽和台獨竊奪，此二辱也。在「五二○」之後數日，胡先生走了，我幾乎用哽咽的聲音告訴記者，「胡先生走了，適得其時，義不容再辱也」。

近代中國，自晚清以來，在政治和學術思想上，或曰三派，即胡先生所言的傳統派、西化派和俄化派。至胡先生，傳統派已式微，而民國以來操縱中國命運和發展的厥為西化派和俄化派。胡先生除早期青少年時期曾參加共青團和迷戀於馬克思主義外，做為中國民族主義，終其一生，不得不向操縱中國命運的西化與俄化思潮奮鬥。所以，胡先生的一生，就不能不處於政治不正確和時代不正確之中，這正是中國知識份子拒絕曲學阿世的氣節和風骨。人類歷史雖有其曲折反覆，但亦有其必然的方向，而有歷史正確。

以中國歷史而言，垂為典範的人物，又有幾個是當年的政治正確和時代的主流派呢？胡先生所推崇的韓愈不也是政治不正確的〈諫迎佛骨表〉遭貶潮州，而終於成就了「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嗎？證明了韓愈的歷史正確。

我生也晚，未能目睹胡先生早年的風采。但從閱讀胡先生的著作中得知，胡先生早年參與過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和文藝論戰，論戰使用的語言多為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但胡先生的見解又不同於第三國際和中共，而另樹一幟，一時間「胡秋原」之名大噪，而有上海灘上的「馬克思主義神童」之稱。

唯在文藝論戰中，胡先生堅持「文藝是自由的」，而被打成「第三種人」，遭周揚的「左聯」圍剿，而有魯迅出來指責周揚等說「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但經過「文革」，三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幾乎無一倖免，周揚自己也遭鬥爭，雖然今天大陸尚未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文藝是自由的」已成了大陸知識界的共識。

另外，胡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列寧主義，而反對「馬列主義」（即「俄化派」），尤其反對階級鬥爭，而主張中國應以民族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但經過「文革」之後，中共終於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首先由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實施市場經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理論與實踐》一文稱：「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於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出籠。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而有今日經濟快速成長的奇跡。

去年，中共已將「三個代表」列入黨綱，今年又將保障私人企業列入憲法。「三個代表」包括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全民利益，唯近代共產黨為階級政黨，只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代表全民政黨的是民族主義政黨，亦即國民黨（印尼、土耳其均有國民黨）。實施市場經濟後，社會主義只剩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三個代表」之後，中共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共產黨」了。

中共在毛澤東逝世後，放棄了階級鬥爭，揚棄了馬列主義，走向市場經濟，走向全民政黨，付出了「十年浩劫」的代價，卻證明了胡先生當年「書生之見」的歷史正確。

在國民黨方面，胡先生在武昌大學當學生時就曾加入過共青團，青年時期迷戀過馬克思主義（非列寧主義），已經是「出身不良」了。為了抗日，一九三三年，又參加過十九路軍的「閩變」，成為蔣介石的叛徒，而流亡國外。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終於宣佈抗戰，胡先生才由美國返國參加抗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獨胡先生起而反對，不但忤逆了蔣介石，也不容於蘇聯支持的中共，而被國民黨第一次開除黨藉。

胡先生反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雖又違反了當時的政治正確。但是，事後證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破壞中華民國的，也是侵略中國野心的陰謀。不但國民黨遷台後聲明廢除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且，一九五八年後，中蘇共也就不再「友好」了，一九六四年，中共就有九評「蘇修」，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終爆發武裝衝突的「珍寶島事件」。「蘇聯老大哥」也變成了中共的「社會帝國主義」。

行憲後，胡先生當選為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胡先生雖不贊成蔣介石戰後又發動內戰，但更不能接受中共的馬列主義，一九四九年後，終於只好追隨蔣介石避居台灣。但胡先生仍不能為蔣介石信任，而又曾遭人檢舉胡先生到倫敦時與中共駐英大使有秘密聯絡，事後得以澄清才免於白色恐怖。

胡先生來到台灣後，也一直未能政治正確。

一九五八年，國民黨當局因《自由中國》半月刊，而對言論出版自由疑慮，必須加緊控制，而有內政部秘密送立法院審議之《出版法條文修正草案》，草案一經揭露，各界大嘩，胡先生身為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但為堅持言論出版之自由，亦於是年六月提出以《天經地義，背之不祥》為題的質詢，表示反對。為此，他還特別寫作了一本《言論自由在中國歷史上》。但《出版法條文修正草案》終於在當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完成立法。

一九六○年，發生「雷震案」，他又與成捨我聯名發表文章，基於言論自由之義，聲援雷震。這當然又是犯了政治不正確的毛病。

蔣介石到台灣來，為了反共，走的是親日媚美的路線。胡先生除了反對俄化派外，也反對西（美）化和皇民（日）化。到六○年代，台灣在《中美協防條約》下美國化愈深，憤怒青年李敖在「雷震案」之後，為不滿蔣介石專制，藉「全盤西化」而於一九六二年掀起了「中西文化論戰」。李敖抓住台灣美國化愈深的時代正確，而陷胡先生於時代的不正確。在學術思想意識型態為美國殖地的台灣，胡先生反西化的思想，至今仍為政治的和時代的不正確，但李敖自二千年總統大選之後，也開始反台獨，反對美國霸權主義了。

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武裝衝突的「珍寶島事件」，胡先生基於民族大義即發表文章，主張國共合作召開國民會議，謀求中國統一，而共同抗俄。在冷戰與內戰的二重結構下，胡先生的主張毋寧又是政治不正確了。

一九七○年，爆發「釣魚台事件」，我為在《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一文，第一次到胡先生家裡，認識了胡先生。七一年，海內外爆發了青年學生愛國的「保釣運動」，胡先生和他發行的《中華雜誌》遂成為聲援保釣運動最力的刊物。為反對學生保釣愛國運動，國民黨《中央日報》刊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甚至印發至各學校，胡先生則在《中華雜誌》上，直斥其為苟且偷安的「大市民」心聲。

保釣運動後，七三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我和陳鼓應遭台大解聘，此後，我與胡先生往來漸密，胡先生對我多有教誨，要我「官逼民不反」和「我行我素」，我才在那嚴酷的年代倖免於牢獄之禍。

接著，胡先生又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不正確和時代不正確的主張。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當局企圖整肅「鄉土文學」，軍報已發出了「提槍上陣」號召，胡先生卻於九月號《中華雜誌》發表《談人性與文學》，並且，出版專號聲援鄉土文學。《中華雜誌》遂成為鄉土文學論戰主要的言論基地。恪於輿論，當局對鄉土文學的整肅終於被胡先生「刀下留人」的擋了下來。

鄉土文學論戰後，胡先生就被「有心人士」說成是「左派包圍右派」。論戰後，胡先生也邀尉天驄、陳映真和我參加《中華雜誌》的編輯會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與華盛頓同時宣佈中共與美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時在島內舉行的中央民代的選舉因此中止。翌年一月，當局即逮捕余登發和查禁《夏潮雜誌》，胡先生又在《中華雜誌》發表文章聲援之。

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警民衝突的「美麗島事件」，胡先生又於八○年元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社論，反對以叛亂罪逮捕黨外人士，而引起了當時黨政軍特所支持的《疾風雜誌》攻擊，後來官司一直纏訟了十幾年。

胡先生之所以有這麼多的政治不正確，他有次跟我說，為人嗚冤白謗原是我輩讀書人的本份，但天下不平之事太多，也只能隨緣和度德量力而已。

與美斷交和「美麗島事件」之後，島內台獨勢力迅速發展，而國民黨只能「革新保台」，對台獨分離主義束手無策，還要「三不政策」。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呼聲日高，「萬年國會」在島內已被詬病久矣。胡先生是反對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的，就如同他當年反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般。胡先生本人是「萬年國會」一員，他反對全面改選，而被外界指責為戀棧權位和維護既得利益特權。我有次和胡先生討論此事，胡先生表示，必須要先解決統一問題，否則一旦中央民代全面改選，台獨勢力必如水銀瀉地一發不可收拾，晚年的胡秋原又豈是貪戀個人權位之人，誤解胡先生者也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國民黨只能「革新保台」，在對台獨分離主義的思想戰線上，節節敗退，而被胡先生斥為「獨台」和「Ｂ型台獨」。另外，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的呼聲日高又無可阻擋，胡先生開始思索如何在台灣組織一批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除了慨允何文德擔任「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擔任名譽會長外，並有一九八八年四月於民族掃墓節成立之「中國統一聯盟」，後又於九月十二日親赴北京，與李先念等人探討中國和平統一，而遭國民黨開除黨籍，台獨份子李鴻禧、鄭欽仁、李勝雄還公開揚言要求「法辦胡秋原」。胡先生的政治不正確莫過於此矣。但我們相信未來的歷史亦必證明胡先生的歷史正確。

中國統一聯盟除了結合《中華雜誌》和《夏潮雜誌》的不分省籍的愛國知識份子外，並結合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自日據時代以來，台灣有著一個可歌可泣的抗日愛國主義傳統，光復後，由於國共內戰，而有「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民失望於「白色祖國」，轉寄希望於革命誕生中的「紅色祖國」，故在韓戰後有「白色恐怖」，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遂為之分裂。所以，「中國統一聯盟」的成立，不但意味著台灣反獨促統的愛國力量的結合，並且也是分裂了的台灣愛國主義傳統重新團結。但胡先生終於沒有能親眼目睹祖國的和平統一就走了。

胡先生終於走了，但他留下來的民族、學問、人格的三大尊嚴是誰也搶不走的，雖然胡先生一生是在政治不正確中走完的，未來的歷史必將證明胡先生是歷史正確的先知。

在慶祝胡先生九秩壽辰的演講會上，我曾祝願：

「第一次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建立明鄭政權，有陳永華設學校開科舉，深植中華文化於斯土，致使美麗之島成為海上中華。第二次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建立了蔣氏政權，有胡先生高舉民族主義大纛，堅持中華文化理想，力抗美國化與皇民化，捍衛祖國的海上中華，影響了幾代台灣知識份子，胡先生為陳永華後台灣第一人，又誰曰不宜。」

「我們祝願胡先生壽比南山福如東海，畢竟『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我們相信胡先生在台灣播種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中華文化，必代代相傳直到永遠！」

文天祥作《正氣歌》振作中國漢民族精神，胡先生來台避居海隅，倡民族主義和中華文化，力抗美國化和皇民化潮流，中流砥柱，捍衛祖國的海上中華。日據下，懷亡國之痛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曾有詩句詠文天祥云：「天地祇今留正氣，浩然千古見文章。」豈不是胡先生來台五十年奮鬥的寫照。

安息吧，胡先生，不要再為祖國擔憂，您是苦難中國的兒子，您是我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導師，我們一定會秉承您的遺志，不畏艱難，繼續前進，世世代代，直至祖國和平統一，直到中華民族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