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胡秋原先生

胡秋原生生在今（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逝世了，享壽九十五高齡。古今中外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幾乎都能得享高壽，而胡先生在高壽者之中，也可算是較高的了。

寫這篇悼念他老人家的文字，本來就是做為胡先生長年的追隨者和門生的一項責任，但也是一個晚輩把內心裡的若干感想，藉此機會作一表白。

我是《中華雜誌》的老讀者，因為家父從創刊就訂閱了這份雜誌，我也就隨手的翻閱起來，想不到卻跟它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在《中華》的最後幾年，竟然由我來主持編務，而且幾乎只是蔡天進先生和我兩個人，在負責整個的編輯流程。當然，《中華》的社論和主力文稿，大多仍是由胡先生執筆的。在停刊前的幾年裡，胡先生主要都是寫與兩岸統一和國家前途等問題有關的長篇大論，都是極具學問功力和對國家民族滿懷期望，也誠懇忠直的提建議的文章，但是這些心血在當時，應該說是不被重視的，甚至是不受注意的。這一現象告訴我們，《中華》是在對牛彈琴。但胡先生好像宗教家，他以為只要不懈的彈下去，牛將會聽得懂，並且升格轉變成一個人。擔任主編業務時，我已經四十歲出頭了。從一個高中生到大學畢業期間，在《中華》社論與胡先生的論文感召和教育下，我相信中國民族主義，相信人該為人格、學問與民族的尊嚴奮鬥，也相信沒有真才實學，救國救民只是空言侈談。

但是在參與了「保釣運動」，以及後來台灣的一些社會的與政治的「運動」後，我發現有一個勢力，有一些人，在這些運動裡面或很貼近的外面起作用，目的在防阻他們不許可的事，以及運作與操縱運動的發展演進。我也很快的察覺到，「他們」是以《中華》為敵的。我認為「他們」代表了墮落與邪惡，他們的面貌通常模糊，但有時也會清晰。我因此而同情胡先生，也為《中華》無奈與感慨，而做出應該為這個人與他代表的意義或精神一盡棉薄的決定。

我自認是在知其不可而為之。我也認為胡先生有不同於我的想法，他執著相信，經由（他的）努力，中國必能得救，而且必將恢復偉大。我卻因為身處卑下，被目睹和親歷的醜惡所驚嚇，不免不敢樂觀。胡先生多次說到，他這一生看到過太多的悲慘，但總能發現希望。中國與中國人民，能提供胡先生無窮盡的希望。所有那些鄙視中國與其同胞的人，在胡先生前面，只顯得他們自己才是最可鄙視的。

一九八八年四月，胡先生登高一呼，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但同年一月，蔣經國去世，美國、日本終等到了那個一九四九年帶著部隊來到台灣的中國（外來）政權的結束。蔣氏家族（父子）在台灣製造了一個忠於一姓卻依賴美國的政權，一旦一姓結束，剩下的便只有對美國的依賴了。這是美國比國民黨看得更清楚的地方，所以，不使蔣家威權仍在時，在台灣的中國政權有堅定明確的中國認同，就是美國對台政策的真正的內涵。國民黨為了反共而交好日本右派餘孽，提供台灣皇民集團大好生存壯大時機，也給台獨運動留下優裕的發展條件，配合美國的聯手對台政策，完成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的台灣質變。

在這整個歷史演進過程中，胡先生就像詩人高准兄所描述的，是曠野中挺立的孤松，被宵小與黑暗所圍攻，他大聲疾呼唇焦舌敝的民族主義，除了當然是美、日的真正敵人之外，愚昧短視專務近利的執政當局，也成為共犯結構。我們看到的是，胡秋原生活著的這個時空，中國民族主義竟持續的被侵蝕扭曲一至空洞化。思之痛心疾首。

胡先生大概在二○○○年開始以後，可能是健康因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便幾乎不太開口。我每次去他府上請安，也只是放大音量在他耳邊報告些小事，同時感受到他生命的日漸消褪，內心有深沉的悲痛和淒涼。我總覺得老天愛中國，所以將胡秋原給了中國；老天恨胡秋原，而將中國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