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極超強改造世界礙難成功

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時期像今天這樣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強國，而且所有其他強國都無法與它抗衡，世界呈金字塔形獨極等級化秩序。這一新形勢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就奠定了的，一九九○年冷戰結束後更加蓋棺論定。在克林頓年代，華盛頓還比較謙虛、注意在全球合縱連橫。「九一一」以後，美國人走火入魔 (用著名國際專家、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教授卡普江 Charles Kupchan 的話是「美國人吸了九一一的毒上癮了﹗」〔Americans put on the drugs of 9/11〕)，再加布希政權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對美國新式武器和戰略戰術進行實戰演習，更使人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感覺。

美國國防部外圍智囊團蘭德公司 (英文名Rand是R&D的化名，是美國空軍投資建立起來的研究機構) 國際安全與國防政策中心主任道賓斯 (James Dobbins ，曾長期在政府任職、當過總統顧問、助理國務卿、以及布希總統派往阿富汗的特使) 和他的幾個同事在國防部授意下研究了美國歷來所謂「nation building」(重建外國民族) 的經驗，於去年出書，名叫《美國扮演民族重建角色：從德國到伊拉克》(America's Role in Nation-Building: From Germany to Iraq)。他最近到芝加哥大學講演，從二戰後重建德國、日本一直談到當前「重建」伊拉克的發展經過。

道賓斯書中討論的「重建」外國民族具體就是「postconflict nation-building」（戰後民族重建）。美國戰後「重建」德國、日本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典型範例，其中經過不少困難，既有積極建樹，又有消極影響。美國剛開始佔領德國，無法使它改觀；後來調整政策，實行「馬歇爾計劃」，終於把西德納入西方自由世界的範疇，不但把「由來征戰地」、點燃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大陸變成「千家山郭靜朝暉」的人間樂土，而且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美國加西歐的跨大西洋和平區域。這個區域又披上「北約」戎裝、懾制蘇聯；繼而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集團崩潰。在克林頓時代，這個美歐同盟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操縱國際組織，用民主、人權以及民主自決頻頻向中國和其他不就範的國家施壓。在經濟上，美歐形成合作、互利、雙贏局面，利用跨國公司染指國際市場。到了一九九二年，世界出口大國中，美國排名第一，德國第二，英國第四；日本和中國分享前五名的其他兩個名次。

一九五○年發生韓戰，美國假聯合國名義出兵，歐洲防務空虛。英美共同說服法國同意讓德國武裝自衛、加強北約，防止蘇聯襲擊。卡普江認為，當今德國的鄰國，例如波蘭等，都是嘗過德國鐵騎蹂躪滋味的。它們如今仍然提心吊膽，希望只看到德國神氣活現大老闆的形象，而不是那沉重的大靴。德、法兩國之間有過百年歷史的不共戴天，今天能捐棄前嫌、以和為貴，算是了不起了。但有人認為兩國之間爭奪歐洲領袖地位的明爭暗鬥是不會停止的。美國過去是扶持德國來牽制法國，可是伊戰爆發以後，德國和法國聯手在聯合國組成廣大的反美統一戰線，逼使美國單干，造成當前騎虎難下的困境。上次德國大選中，德國總理打出反美旗幟而擊敗政敵，他公開宣稱美國是「無賴國家」。美國把德國人民從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來，又幫助德國振興經濟，現在卻和德國同床異夢，等於五十年前「重建」德國功勞被歷史變遷淹沒。

日本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也算是美國「重建」的功勞。美國對德國和日本的改造不同對待，在德國採取的是「不破不立」策略，徹底消滅希特勒和法西斯的社會根源，在日本卻是保存天皇制度，讓新舊體制共處。從政治上來說，德國和日本都變成美國的附屬國。美國不但繼續維持自己在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基地，還限制德、日擴展軍備，使它們成為美國的保護國。這一條尾巴繼續拖下去，德日無法取得國際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兩國人民是不滿意的。至於日本，本來和美國是「人心隔肚皮」的。卡普江說，將來有一天中國和日本結成同盟 (這一趨勢已經存在，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美國就只能退守西半球了。這樣看來，美國在「重建」日本上所花的精力也有可能付諸東流。

在克林頓時代，美國又作了「重建」索馬利、海地、波斯尼亞、科索沃的嘗試，都沒有太大的建樹。索馬利是一開始就放棄了的。海地開始比較成功，美軍佔領了兩年後撤出，最近又出了問題。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是以北約的名義去搞「民族重建」，現在仍然處於半佔領、半恢復狀況。

布希在競選總統時極力反對克林頓政府的「民族重建」政策，他所代表的是一種「孤立主義」(isolationism) 傾向。但是他的內閣中有好幾名「單干主義」(unilateralism) 健將。「九一一」以後，布希放棄「孤立主義」而逐漸採取「單干主義」。起初在阿富汗打塔利班和卡伊達恐怖組織時不讓盟國插手，主仗打完後才拉攏英、德、意、日來幫助「重建」。實際上，由於戰略重心急於向伊拉克轉移，阿富汗的「重建」前景並不光明。用道賓斯的話說，是「低投入，低產出」。他說按人口比例計算，美國在阿富汗的財力投入只有在科索沃投入的百分之四。現在的阿富汗比起塔利班統治時代並沒有多少進步。治安比過去更差，罌粟種植和毒品販賣變本加厲 (塔利班政權是禁毒的，現在軍閥各自為政的地區把毒品當做搖錢樹)。更嚴重的是：不但策劃「九一一」的恐怖勢力仍然像癌細胞一樣割掉又生，而且更出現了愛國抗美武裝，美國軍方稱為「insurgency」，這個字含有「起義」與「叛亂」雙重意義。

道賓斯等人的新書中詮釋了美國推翻海珊政權的合理性：「它是能解除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武裝的唯一途徑」，並且說，布希政權認為「把伊拉克建成穩定的、民主的國家就會促進改革，因此使廣大中東會有安全」。道賓斯和其他研究國際戰略的專家都注意到布希對道德分外強調，好像是上帝送到人間的傳教士。但是，人們都知道：價值和利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對立與統一的兩面。卡普江說，人們對美國國際戰略的討論多半被後冷戰時期的言論迷惑，如果從上個世紀至今的整個時期來看，美國從來就是重利益而輕道義的。我們探討美國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就需要用長遠的歷史眼光來分析其真正動機。

道賓斯在芝加哥大學講演時把伊拉克的改造說成眼高手低的典型例子。「眼高」指的是布希的「崇高」戰略目標：如果能把伊拉克改造成一個愛好和平 (不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世俗化 (不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民主 (不搞和美國對抗) 的國家，那就會對整個中東的發展產生長足的影響，不但對美國安全有利，也有助於逐漸消滅國際恐怖的溫床。卡普江認為這一理想目標無可厚非，但駕著坦克是達不到這一目的地的。美國當前在伊拉克的窘境使人想起「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句話來。

道賓斯對布希政權在伊拉克「重建」上的「手低」分析為計劃、戰略與執行三方面的失誤。在計劃上，布希政權沒有預先估計到一旦摧毀了海珊政權就會出現權力真空，而伊拉克新政權並不能立刻建立起來，壞人就會鑽空子，變成天下大亂。當今正是因為社會治安壞透，才使那些慶幸海珊暴政倒台的伊拉克人普遍不歡迎無力保護他們，卻不時闖進民房、逮捕嫌疑犯的美國佔領軍。極力主戰的國防部副部長沃爾伏維茨原來所想像的卻是伊拉克人民一定會簞食壺漿、歡迎美國「解放軍」。沃爾伏維茨在進攻伊拉克之前說，打完仗以後並不需要更多軍隊來維持伊拉克治安。按照蘭德公司總結的戰後佔領經驗，佔領軍和當地居民的比例應該是20：1000。這就是說，在兩千多萬人口的伊拉克至少應該有五十萬美國軍隊才能保證戰後治安。前中央作戰區司令部指揮以及前陸軍司令都曾指出要到伊拉克維持治安不能少過三十萬兵，他們的設想都被國防部長倫斯菲否決。倫斯菲一直對美國軍隊鋪張浪費、缺乏效率大肆批評，他得到布希和切尼器重，重返五角大樓主掌國防部以後，就不遺餘力推行「精兵」計劃。有人說，他總是和國務卿鮑威爾唱反調。鮑威爾當過四軍總長，有他著名的以多勝少的「鮑威爾理論」，倫斯菲從心底裡反感。五角大樓最初的想法是只需要五萬人就夠了。後來發現，十多萬人都無法維持秩序。現在美國寄望於伊拉克自己的軍隊來維持治安，匆忙培養出二十二萬人，大多數只訓練了兩天就穿上制服、走上崗位，簡直是烏合之眾。這一信息是道賓斯講演中透露的。

在談到布希政權戰略方面的失誤時，道賓斯指出的兩點：一是「單干主義」，另一是不該採用「佔領」這個名詞 (自從一九四五年以後，這個名詞從來沒有被人用過，以色列人除外)。現在伊拉克人對美國的憎恨主要出自這個名詞。行家說，布希政權現在開始後悔，在進軍巴格達之前，沒有仔細研究過英國二十世紀初在統治伊拉克時的失敗教訓。談到布希政權在「重建」伊拉克的過程中所犯的執行上的失誤時，道賓斯說：布希從二○○○年競選時開始就決意要和克林頓政權的對外政策分道揚鏕，這是一種自暴自棄的作法，道賓斯稱它為「calculated inexperience」(有意的幼稚)。布希「重建」伊拉克，本來應該是屬於國務院工作領域的外交任務，卻偏聽了切尼以及其他「新保守派」的意見，把這一任務交給國防部全權執行，外交官員很少發言權。

布希政權在具體執行中的一錯再錯，可謂一言難盡。道賓斯說，這和它沒有從歷史上吸取「重建」德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不無關係。比方說，在「重建」時把所有參加過海珊的「社會主義黨」 (Baath Party) 的人都排之門外，連中小學的一萬名教師都被免職，這樣做很不明智。一直到法魯佳城遜尼人堅決抗美、寧死不屈，美國才改變這一政策。現在是重新起用海珊共和國衛隊的將領來維持法魯佳的治安，又有點矯枉過正，軍方和政界對此都有很大意見。聽說在處理法魯佳的窘境時，布希是採用了國務院的勸告而制止國防部濫用飛機、大炮，想以攻心代替攻城，但不得其門而入。布希先是宣佈在六月底「還政」於伊拉克人，後來又再三堅持這一日期決不推遲；布希在「還政」給誰的問題上讓聯合國駐伊拉克代表全權處理，五月十三日防長倫斯菲在巴格達更向佔領部隊透露華盛頓正積極爭取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的決議、讓美國有台階下、把佔領伊拉克變成由聯合國出面的維和措施。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看出以鮑威爾為首的國務院專家們已經插手伊拉克「重建」過程。這種亡羊補牢是否太晚，現在還很難說。

道賓斯和同事在《美國扮演民族重建角色》書中對「重建」德國總結出七點經驗，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點是：「民主可以轉讓，可以去鼓勵 (其他) 社會轉變」；另外一點是：「戰敗的人民可能比人們預期的更容易合作、可塑性更大」。可能正是這兩點經驗使得五角大樓的戰略專家對伊拉克「重建」信心十足。倫斯菲五月十三日在巴格達講話時舉了美國內戰時期的例子來權衡當今伊拉克的發展前途。當時戰爭傷亡慘重，人們議論紛紜，懷疑是否會取勝，質問犧牲是否值得。他說，現在看起來，要完成一番正義的事業是異常艱苦、需要付出代價。從他的話中看出布希政權是把「重建」伊拉克比作當年美國林肯總統解放黑人奴隸的偉大事業。即使如此，民主是否由可以由外來勢力向中東轉讓，戰敗的伊拉克人民是否會容易和戰勝國美國合作，伊拉克的宗教、文化傳統可塑性究竟有多大都必須在今後的實踐中證明。

最後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卡普江對美國「重建」別國的批評。我讀過他的一本名著，最近又聽到他的講演，認為他的看法比較獨到。二○○二年他出版的《美國紀元的結束：美國外交政策與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主張新時代在國際上推行「new American grand strategy」(新美國宏偉戰略)。戰略的三大成份是：(一)美國「克己復禮」，少在國際上逞強、干涉外國事務，多讓歐洲國家登上國際舞台；(二)美國與歐盟、俄國、中國、日本共同發起建立「全球理事會」(global directorate)，再把各地區的主要國家，如印尼、印度、埃及、巴西、尼日利亞等團結起來，形成類似歐洲聯盟組織；(三)使國際社會逐漸溶為一體。這本書主要是在「九一一」以前寫成的，後「九一一」時代滄海桑田的發展使它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五月十一日他到芝加哥大學講演，對國際形勢發展表示悲觀。他說，當前美國主要的問題是：受羅斯福時代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影響的政治家 (如基辛格) 都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影響統治精英，美國又回到十九世紀末的威爾遜時代。他認為以布希為首的共和黨領袖們在「九一一」的影響下已經拋棄國際主義、推行強權政治。年輕一代傾向於走極端、完全不注重團結歐洲大陸。民主黨領袖在這方面比共和黨好不了多少，克裡上台也不會大大改變布希的伊拉克政策。他看到的美國政治的另一退化就是共和、民主兩大黨的對立情緒，把羅斯福時代辛苦經營的兩黨聯合對外機制毀滅。芝加哥大學著名國際安全戰略家米爾商牟教授同意他的看法，認為克林頓政權與布希政權都旨在統治全球，只不過克林頓政權比較尊重國際機構而已。卡普江認為當前歐盟與美國已經同床異夢，歐洲國家一方面不再情願臣服美國，另一方面又沒有公然反抗的力量。不過，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快，不久將會有歐盟的外交部長。歐元日益強硬，美國對歐洲國家欠債使後者有更多活動餘地。卡普江認為美國對歐洲影響的不斷削弱以及歐盟逐漸形成美國的強大挑戰可以使美國清醒起來，最終減低美國在全球橫行的氣焰。

可以肯定，美國改造世界將會與獨極超強的「美國紀元」同時結束。這一天的到來為時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