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先生的思想歷程

胡秋原先生生於民國前二年（公元一九一○年），他九十五年的歲月，正是中國歷經種種大患難的時代。他經常說，他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生下來便承擔了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那就是努力著擔負民族的復興。為此，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思考、探討民族的出路。他研究世界近代史，認為西方的列強，所以完成工業革命，稱霸於世界，無不先以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為基礎，此不僅英法為然，即後來的德、日等國，亦莫不如此。連兩次大戰以來的美俄，亦無不先有統一的國家，然後才有強大的力量發展建設，增強國力。所以，他認為五四以來，中國最要追求的目標，便是國家的統一。

而要統一，並不只是以武力解決一切，而是要提升國民的品質，健全國家的制度，建立民族的理想。所以在本質上他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恐怖、暴力主義，反對專制獨裁，反對陰謀詭計。他曾說，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正派，也就因為如此，他在文化上一直要大家努力於三件事，那就是，建立人格的尊嚴，民族的尊嚴，學術的尊嚴。任何政治團體，任何黨派，任何主義如果努力糟踏人的尊嚴、辱罵祖宗、毀壞民族文化、分裂國家，都是應該予以討伐的。他的最基本點便是誠信為人，誠信求知，誠信治國。

胡先生在中學、大學時代，正是國共合作、國共分裂的年代，在左派潮流中，他接觸了左派的理論，受俄國馬克思之父普列哈諾夫思想的影響。與當時某些左派青年亦有交往，但由於目睹國共互鬥之種種不合理，便體會到這不是中國應該走的道路，他反對專政式的獨裁，鬥爭式的人際關係，再加上後來他在蘇俄一年多的現實接觸，堅定了他一生的反共道路。一九四九年以後，他逃亡到香港，寫出了有名的《中國的悲劇》，更有深刻的說明。

胡先生曾留學日本，後又在歐洲、蘇俄停留一段時日，於是經由外文，遍讀了近代西方思想名著和左派著作，由此，不但認識到左派的思想充滿種種弊病，也認為西方近代文化處處呈現了問題。後來他出版了三巨冊學術著作《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便是經由史學、哲學、文學、美學、科學等方面所作的深刻反省。正由於如此，他提出了文化上的「超越前進論」，那就是：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所以他不但反對僵化了的、只具教條意義的傳統派，更反對白色的全盤西化派，和紅色的俄化派。關於此他不免得罪了當道派，也與大陸上的馬列派無法相合，更受到留美派的不滿。他在文字上遭到的攻擊，到法庭上的人身誹謗，便是由此而惹上了很多麻煩。

在文化上，他所作的不只是理論上的討論，還涉及到對現實的認知。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在中共的推動下，成立了有名的「左翼作家聯盟」，要以莫斯科「黨」的一切作為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法則。胡先生乃發起「自由文藝論戰」，與之爭辯。他最有名的一句話便是：「文學不是政治的留聲機」。自然，文學也就不是黨和政治派系的工具。這一點，連對手魯迅也不能不對之予以默認。這一點，和胡先生在中共當政後迫害作家時所作之聲援和譴責（特別是胡風事件、老捨事件），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現。而他對於中共沒有章法的推動中國文字簡體化，也認為有礙文化的發展。

五四之後，西方人以他們之觀點努力於誣辱中國文化，認為非打倒中國傳統不足以走上現代建設的道路，尤其史達林指揮毛共，把中國文化和歷史予以「封建化」，認為其中充滿了罪惡，非澈底推翻毀壞不可。由於中國文化的中心又是儒家和農村，於是打倒孔家店，實行農村大暴動、大破壞，便成了當時某些黨派之主張。為了揭發此一錯誤，胡先生便在王禮錫先生主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社會史論戰」。雖然由於日本的侵略，此一論戰沒有能夠更深入地展開，但直到今天，仍在啟發人們的思考。

大概也由於此，胡先生便有意以一部中國通史的形式，來重新認識中國文化，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後，流亡香港之際，便著手此一大作，並先出版《中國古代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它的副產便是《中國民族英雄傳》，《復社及其人物》，對於鼓舞民族精神有過很大的作用。

胡先生不僅言論救國，還親身介入難局之中。抗戰勝利前夕，雅爾達密約簽定，胡先生預感到將有大事發生，幾經努力，知道這密約中有極可怕的犧牲中國利益之事，就是以「公民投票」之方式將外蒙由獨立而送予蘇俄，並將東北之一切接收權益拱手交給俄軍之手。見於這一情況必然徹底葬送八年抗戰的心血。於是在國民政府嚴密控制下，胡先生毅然揭發此一「中蘇友好條約」之陰謀，並為此幾乎遭到陷入牢獄。

來台以後，他為反對國民政府以實行出版法鉗制言論自由，在立法院堅決反對。為《自由中國》案雷震入獄，特著有《同舟共濟》一書出版。此後並獨力創辦《中華雜誌》，以三大尊嚴樹立知識份子之良心，屢屢觸犯當道。鄉土文學被誣為「工農兵文學」，一時風聲鶴唳，先生聯合鄭學稼、徐復觀等先生一再聲援，支持青年作家，展開了「鄉土文學論戰」。余登發事件，美麗島事件，整個台灣一片肅殺之氣，人人噤聲，獨先生不畏權勢，一再發言，今日思之，仍不能不使人敬佩。

先生在台之日，屢屢見到親美、親日派與皇民派合謀，欲使台灣成為中國人互相殘殺之據點，故一再予以揭發。蘇俄與中共發生珍寶島戰爭，先生認識那將是中國人即將擺脫馬列束縛而走向獨立的道路，不禁為之一振，他趁赴美之便，一再對海內外華人演講，要大家嚴正注意此一發展。民國七十七年並發起組織「中國統一聯盟」，親自訪問大陸，以便打開和平統一的大門，這些雖遭到官方的不滿，但有識之士都知道那是必然要走下去的道路。

先生以九十五高齡去世，可謂之長壽。但未能親見中國之統一，仍是一大遺憾。去歲先生曾引顧炎武「路遠何必愁日暮，老年猶自望河清」以自慨，雖是個人感慨，仍予後人無限啟發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