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想胡秋原先生

注意到胡秋原先生，遠遠早在一九七七年台灣當代文學史上一次重要事件「鄉土文學論爭」之前約十年的六○年代中期吧。那時，我偶然購讀了胡秋原先生在台灣出版的《少作收殘集》。正搜讀著牯嶺街上舊書店裡的禁書後不久的當時，驚詫地發現時猶在「廟堂」之中當立法委員的胡先生「少時」所寫很多關於左翼文論的文章，思想和理論縝密深刻，文風有三○年代理論文章的潑辣和知性，和他渡台後在《中華雜誌》上的文風，判若兩人。

我把胡秋原先生的那本書反覆通讀了許多次，以後就自然注意著他所主編的《中華雜誌》了。每月雜誌上市，二十過五的我總不忘在重慶北路小書攤上找尋方出版的《中華》，但卻倒也未必期期購讀。然則大凡在雜誌目錄上看見胡秋原先生寫的、有關中國三○年代文學、思想或者文化之往事的文章，則必然買回去細讀。

然而，我當時只是這樣遠望著胡先生。看到他為反對國民黨的《出版法》而力爭，看見他在「中西文化論戰」中欲言而又不能言宣的左派哲學社會科學邏輯，使我不能不把胡先生和其他「廟堂」上獨佔台灣政治的「委員」們分別開來。而我也自忖只會永遠隔著迢遙的距離眺望著他。

一九六八年，我戴上「叛亂犯」的罪名入獄。一九七年，我被移送台東泰源監獄。不久，又移送綠島監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大約依《中央日報》的文化廣告，申請購買了一本署名「余精一」的作者所著《中國農業社會史論》。這書經過層層檢查，送到押房中我的手上，隨手翻閱，才驚覺是一本原書名料必是《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的中國社會史著作。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而展開的這本書中，不時出現一個在台北軍監時聽說過的、一個被投獄的「立法委員」馬乘風先生的名字。出獄後幾經打聽，才證實書中細緻批評和分析過「兩漢奴隸社會論」的馬乘風，正是當時與我同為階下囚人的「立法委員」。

在國民黨極端擅權排他的統治系統的「廟堂」中，竟有像胡秋原先生和馬乘風先生這樣懷著「危險知識」、孤獨、卻艱難地求不折自尊地活著的人！我還記得一面撫書、一面傾聽監獄高牆外澎湃的潮聲，這樣地沉思著的自己。

一九七五年出獄。不久，恢復了一點文學和文化活動。在我尚未出獄的一九七○年，受到北美保釣愛國運動左翼的影響下，一個從一九五○年就遭到恐怖抑壓的文學思潮，奇跡般地在台北「現代（主義）詩批判」的爭論中形成。作為這一場對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反思的延長，我的出獄，正趕上以一九五○年以降的西化酖酖「現代主義」化文學為對立面的討論，發展成鄉土文學、民族文學和民眾文學相關的論議。然而，從一九七七年四月開始，在人們未及知覺中，天邊忽焉快速堆積起不祥的烏雲，明言和暗指鄉土文學心懷對社會的「仇恨」，諷刺鄉土文學搞「地方主義」，有專欄作家連續在報紙小方塊上公開呼籲儆戒「赤色思想的滲透」，有詩人疾呼「狼來了！」而這些隆隆的悶雷，終於在同年八月爆發成一場直接由權力指揮的暴風雨。有報紙以全版兩天連載點名批判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的大塊文章，其他文藝性黨團刊物也一擁而上，齊聲撻伐，一面在緊鑼密鼓中籌開「國軍文藝大會」，為一場文學大肅清作輿論和思想準備。而新婚不滿二年的我，開始敏銳地感受到禍事腳步逼近的聲音。

但就在同一個時候，胡秋原先生身邊的幾位朋友，把報端上「大批判」文章送給了胡先生看，對勢將必至的文字之獄，表示深重的憂心。據說胡先生看過報上的文章，要求朋友們收集一些我的小作品供他閱讀。胡先生讀完了小書，著人來約我拜見他，地點記得是許昌街上的基督教青年會館（YMCA）的喫茶座。

好友領我見到了眼前這位原以為只能止乎終生迢遙地了望的長者。胡秋原先生和藹地問起我的家庭、工作狀況，隻字不曾詢及時猶沸沸揚揚的、組織性的「大批判」。我在談話中應該是說到我對《中華雜誌》長期的注目，也談到在獄中申請訂閱《中華雜誌》卻遭到監方政戰部門的拒絕的往事。

「我們《中華雜誌》編輯部，每個月都在我家開編輯會。」胡秋原先生笑著說，「我們歡迎你來參加……」

這很出於我的意外。與胡先生絕不熟稔的我，也早知道他不但不是國民黨權力核心內的人，而且屢遭打擊和陷害。而正是這樣的胡秋原先生，在初會面不久，就朗朗地展開他單薄的衣袖，護蓋在我這當時為龐大恐怖的權力所欽點的「犯嫌」的身上。我第一次從胡秋原先生，以及繼之而來的鄭學稼先生、徐復觀先生的堅定熱切的翼護與關懷中，切膚地感受、體會了中國真正剛正不阿一派士人庇護權力所必欲毀滅的、在野書生的偉大的歷史傳統，心中充滿著暗暗的激動。

為了抵擋文字之獄的恐怖，胡秋原先生還親自上陣寫了幾篇大文章：〈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一九七七年九月）；〈談民族主義和殖民經濟〉（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國人立場之復歸〉（一九七八年三月）。熟諳中國現當代文論史的胡先生的大文章，使一幫國民黨文學打手噤不能作覆，整個翻轉了「論戰」的局面。徐復觀先生也及時寫了〈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以「血滴子」論駁斥了一個詩人「只要帽子合頭，就不叫扣帽子」論。鄭學稼先生則暗中化解了上述大詩人從香港精心炮製的，直呈偵警當局的、有關於我援用「新左派」文論的密告信。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忽然遭到調查局明令「拘捕」。在偵訊室中，我對被捕的可能原因茫然無知，但心中卻惦念著胡秋原先生，深憂這是一宗先從製造一個假案、來攀誣當局所必欲除而後快的人物。雷震案、孫立人案莫不是按此模式製造的冤假案件。

然而，一直到今天，我尚無法理解的「奇跡」，使我在拘訊僅三十六小時後，由妻作保，釋放回家。不久，我又回到在胡先生家舉行的《中華雜誌》的編輯會。迎接我的是胡先生和藹的笑容，和全體編委對我的暖人的信賴。

而正是這些胸懷遼闊，具有真知灼見的「外省人」和「中國人」，不但翼護了我，更整體地保衛了台灣的鄉土文學。而今日被冊封於廟堂的台灣人文學「大佬」、「小佬」，當時一概噤聲不語。這是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頭等大事。雖然權力總是為它自己的目的歪曲、竄改人們的記憶和客觀的歷史。但人民總是會透過曲折的鬥爭，把被翻轉的歷史重新翻轉過來的。

前年大病，體力稍弱，知道胡先生也因衰老多次進出耕莘醫院，卻無力去探望。今突聞胡秋原先生逝世，悵惘極深。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華事變後第二個週年，魯迅先生引用了當時報章雜誌，表現社會對九一八事件二週年祭的淡漠和反動。今夜深更作此，痛切哀悼和紀念一位熱愛祖國和人民，東來前後在兩岸思想、文化和文學理論與事業上做出不能磨滅貢獻的長者，不外希望「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於我們的後來者」（魯迅：〈九一八〉，一九三三）。

胡秋原一九一○年生，湖北黃陂人，武漢大學畢業，第一屆立法委員。成名甚早，與魯迅打過筆戰；來台後為鄉土文學與美麗島事件辯護，代表三○年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主張「學問救國」，畢生投入學術研究，在政治、文學、美學等領域都有深厚的基礎，十分受人敬重。他創辦的《中華雜誌》，曾經是台灣政論界、思想界的重鎮。重要著作有《唯物史觀藝術論》、《民族文學論》、《中國英雄傳》、《文學與歷史》等。胡先生於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病逝台北縣新店耕莘醫院，享年九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