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要學在用上

高中時，偶然讀過胡老師的幾篇文章，覺得他的學問真好，寫的都是我從未學過或讀過的。沒想到十年後，我能成為他的學生。

胡老師從他住在景美萬慶街，到後來遷居新店中央新村，除了立法院會、到印刷廠校對《中華雜誌》稿件，以及必要的會議之外，幾乎足不出戶，把全付精神和時間用在讀書寫作，當時除了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成捨我老先生的力邀之下，在該校教了短短幾年之外，他就沒正式在學校教過書。一來他很忙，不願被固定的上課時間綁住，再者，當時的政治氣氛，也沒有學校敢請他教書。由此可見，能當他的學生是很難得的。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和幾位同學從部隊奉調至總政戰部一個任務編組的研究單位。這個單位研究工作的主持人曹慎之老師，不久發現我們在學校所學那些概論、哲學、理則學、匪黨理論批判等等，全都無法用在工作上，也沒有說服力。例如，批判中共的例行逆施，都以一句話總結：「派系鬥爭」。不然就是中共即將土崩魚爛，號召匪干「就地起義」。又如闡揚自己的優點和成就，只有兩句話：「政府英明」、「三民主義的正確性」。他認為我們在學校所學，太膚淺了。於是，在會議上，告訴我們他要仿照古時的書院成立一個研究班，每期招訓二十位軍中青年，每期修業兩年，不授予任何學位，也沒有寒暑假，上午四節課，下午研究工作，晚上自習。他說，「為學，要學在用上。」因此要邊做邊學，即學即用。兩年共分三學期，第一學期為中華文化課程，像諸子、三通、《史記》，乃至文字學；第二學期為西洋文化課程，除西洋政治、經濟、通史、社會等科目外，也排了日本史；第三學期為共產主義課程，像中共黨史、俄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辯證法。該班的教務、訓導、總務都由學員兼辦，有關開停課和時數的安排，乃至師資，只要學員通過即可實施，因此，我們在第三學期請鄭喜夫同學規劃，安排了台灣史課程，從史前排到光復初期，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會後不到兩個月就開班了。課程內容及師資的安排由胡老師及台大的羅剛老師負責。不但很多課程為各大學所無，師資也是來自各大學該科目的佼佼者，因此像魯實先老師的《史記》，從原先的二十小時延長至整個學期，幾乎欲罷不能；又如徐子明老師的「左傳」、楊家駱老師的「文獻學」等課目，也都一延再延。

開課雖然順利，但過程卻幾經波折，主要是胡老師太忙了，沒有時間授課。他光是為《中華雜誌》寫稿、校對直到編輯、校對，再多的時間也不夠用。最後好不容易才被曹、羅兩師說服。曹老師「曉以大義」說：「我們就是因為學問不如人，今天才會退到台灣來。我們不如人，也就罷了，難道忍心看到我們的青年一代不如一代嗎？反共是思想戰、文化戰，如果學問不如人，反共還有希望嗎？尤其台籍青年，總有一天，台灣是他們的天下，如果他們不能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台灣還有前途嗎？」胡老師終於義不容辭。但一看到我們入學考的成績，大吃一驚，他告訴曹老師，「這群『破銅爛鐵』怎麼教？還是另請高明吧！」曹老師回答他：「就是破銅爛鐵，才要你教；如果是人才，誰教都一樣，還需要我們嗎？」於是胡老師硬著頭皮，一教卻不止教了兩年。

胡老師第一學期教「史學方法論」，由此談到他的歷史哲學；第二學期教「西洋通史」，他是將中國文化史和西洋文化史相互對照，以明瞭中西各民族興衰之理，因此可以說是比較文化史，這又可以與前此他的歷史哲學相互印證。完全不同於以往學校只死背年代和事件的教法，開展了我們的歷史視野，破除了共產黨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宣傳教條。

在研究班兩年期間，曹老師一再鼓勵我們把研究心得在「中華雜誌」投稿，他說，只要文章在《中華雜誌》刊出，《中華》付多少稿費，他願再給相同的稿費。後來，我第一次投稿就被刊出，題目是《日本對台灣的不流血進軍》，這是胡老師更改過後的題目；因為我是現役軍人，胡老師也替我取了「徐真健」的筆名。從此我就大膽投稿，也陸續被刊出。

就這樣不斷的寫，而由作者成為校對，因為胡老師龍飛鳳舞的字體，很多人看不懂，而我卻看得很順，因此他的文章都由我校對。後來我又協助蔡天進先生擔任編務。當時同學陳篤弘、張悅雄兩位陸續加入，我也稍感輕鬆。這時曹老師逢人便得意地說：「想不到當初一群破銅爛鐵，如今也能成為《中華雜誌》的編輯。」

這期間，有人勸胡老師不要任用政工幹部當編輯，因為可能是來臥底的，又都是台灣人。那時我們不止可以跟胡老師討論我們對他文章的觀點，而且可以隨意進出他的書房找資料。他誠懇地對那些關心的人說明，我們都是他主動找來，並不是總政戰部推派，他認為，台籍青年沒有浮華之風，都很純潔。那些人以後就不再提這件事了。後來胡老師告訴我們，他一生坦蕩蕩，「事無不可對人言」；他還真希望有人來臥底，好讓那些自鳴清高的人知所反省。

從民國五十七年受教於胡老師，五十八年擔任《中華雜誌》編務，到七十六年因工作奉調高雄而舉家南遷。這期間，尤自進入《中華》之後，每個月只有雜誌出版後的四、五天可以暫時不理編務，以後幾乎天天都會跟老師一起工作到深夜，如此將近二十年，在為人、為學上，一直努力恪遵他主張的三大尊嚴－－民族尊嚴、人格尊嚴、學問尊嚴，因此，在服公職期間，雖受到六次黑函攻擊，終邪不勝正。他力行以人道待人，所以早在民國四十九年就挺身為新黨說話，後來又為「鄉土文學」辯誣，為「美麗島事件」呼籲政府「哀矜勿喜」，諸如此類。他下筆看似嚴肅，事實上，循循善誘，而且總為人留餘地。當我們自歎文章學問皆不能「超越前進」時，他告訴我們：「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當我們說辯證法正、反、合過程中的「奧伏赫變(aufheben)」（日人譯為「揚棄」，即如鼓風機吹掉稻草，留下谷粒，猶去蕪存菁）太難懂，他說，寫文章的「起、承、轉、合」就是辯證法。

老師教我的時候不過五十七歲，現在我已比他當年大八歲，但沒有一樣比得上他的成就，只能說永不辱師門，以自我安慰，兼告慰吾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