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五四：我們需要超越的精神(三)

在中國有關「現代」的思考中，將五四視為滿足了「現代性」的一切方面的總體的解決方案的理論一直是主流的觀點。直到八○年代和九○年代，在討論「現代性」問題時，人們往往認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展開，五四既是起點又是頂點，後來的種種努力都沒有達到五四的高度，「啟蒙」被賦予了幾乎無限的意義。從胡適等人直到八○年代以來一直深刻影響中國文學的李澤厚的有關啟蒙和救亡的模式實際上都是對於五四的「照著講」，而沒有深入的反思，沒有「接著講」的努力。我們似乎在偉大的先驅者面前失掉了創造的能力和意願。從這樣的狀況看來，馮友蘭和李長之的思想則尤為可貴，他們都是對於中國傳統和五四的「接著講」的努力，他們的文化自信和超越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閃爍著思想的光輝。今天的中國的「新世紀文化」已經超越了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臨界點 。馮友蘭和李長之來得太早的預言今天已經具體化了，一個他們所期望和探討的「新中國」已經到達了自己的歷史臨界點。但我們的思考似乎還沒有達到他們的深度。在全球化的話語的「高端」，我們還不能有所貢獻。五四時代形成的現代性的受到衝擊，我們卻還難於提供全球化時代的新的文化精神的展現，馮友蘭和李長之的思想當然可以成為我們的思想資源。在這裡，他們的思想雖然還有諸多局限，但他們超越現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局限的「強者」思考，無疑是今天中國的新的眼光之所在。我們只有從這裡再度出發，我們只有跨越五四，才能進入新世紀。

我們可以像李長之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結束時所言的那樣：

「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國。」〔注16〕

〔注1〕電影《英雄》似乎是「新世紀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表徵，其對於中國「現代性」的「弱者」反抗「強者」的意識的顛倒和高度唯美的表現引發的爭論和市場效應似乎也喻示了一種新的世界格局。有關這部電影的討論可參看拙作《〈英雄〉：新世紀的隱喻》《當代電影》2003年第2期。
〔注2〕酒井直樹《現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問題》《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385頁。
〔注3〕《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35－236頁。
〔注4〕《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212、214頁。
〔注5〕〔注6〕〔注7〕同〔注4〕233頁、335頁、355頁。
〔注8〕《迎中國的文藝復興》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版，自序，3頁。
〔注9〕《胡適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328頁。
〔注10〕〔注11〕〔注12〕〔注13〕〔注14〕〔注15〕〔注16〕同〔注8〕16頁、16頁、18頁、22頁、59頁、74頁、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