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對「台獨」說「不」的剖析

陳水扁越來越玩弄民粹主義的花招，想利用「入聯公投」為台灣獨立奠定基礎，看死明年八月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共不敢採取激烈行動。但北京也把話說明白了，「公投」已經越過紅線，忍無可忍。我們傾聽中共權威人士反映的弦外之音，好像已經準備好了比動武更有效的妙計，令人尋味。當然也不排除動武，甚至有可能不惜犧牲奧運，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沿海城市最近都裝上空襲警報。美國看到北京的反應也著急起來，再三告誡台灣當局懸崖勒馬。八月底，副國務卿尼格羅蓬特要陳水扁別單方面改變現狀，後來白宮高官韋德寧更一針見血地說「台灣和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九月十一日，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又發出「入聯公投居心不良」、「潛在的危害相當大」，期盼台灣民眾「發揮智能」，認清事態嚴重。我想對這件牽涉到億萬人命運、不能兒戲對待的大事談談自己的看法。

根據四次訪問台灣、走馬觀花的印象，我覺得台灣社會一方面比大陸要國際化，另一方面也比大陸對中華民族文明傳統保存得更多。過去說台灣是「寶島」，指的是島上自然風景及資源。今天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世界上許多知名華人、華裔，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台灣出身，他們有的擔任美國政府官職或充當智囊，有的積極投入中國崛起事業，有的使中華儒家傳統在全球化新潮中以新的姿態站到國際舞台前沿。不過，當今國際輿論中，「台灣」的名字一出現，人們就緊張起來。美國很多人都擔心不久的將來台灣會把美國的軍事機器吞沒，會釀成有史以來最慘重的美國生命財產犧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台灣知識菁英對此有沒有責任，應不應該力挽狂瀾於既倒呢？

我們看世界、看中國、看台灣的前途，就應該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去找出它們的邏輯規律。記得小時候在抗日救亡烽火中就讀於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蠶食中國領土，學校從湖南安化縣的藍田鎮西遷漵浦鄉下，最緊張時學校叫學生背米到大山中，準備回到猿人時代。在那中國命運最危險的時刻，全校師生都非常樂觀。樂觀的根據是歷史－－兩千多年中國在層出不窮的內憂外患中不但沒有滅亡，而且成為全世界唯一的社會政治文化整體永不斷層的光輝榜樣。

我們這個世界會一天比一天更進步、和諧、公允；我們這個中國會一天比一天更強大、繁榮、團結，朝向理想主義的大同社會發展；我們這個台灣會結束目前夜長夢多的局面而回歸祖國。這是大勢所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無論你怎麼客觀、採取怎麼樣的邏輯、從怎麼樣的角度來看，都沒有台灣脫離中國而獨立存在的前景。像今天這樣的「不獨不統」只是一種不能持久的反常現象。

記得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學的聯歡會上，有位台灣牧師自告奮勇唱一首「台灣歌」（有意顯示「台灣」不是「中國」以混淆美國朋友的視聽）。其實他唱的是帶台灣地方風味的閩南語民歌，寫下來都是中文字。這一例子生動地說明：所謂「台灣」，根本不具備能夠在「中國」這個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綜合總體外獨立存在的條件。

歷史上政治實體化整為零的例子當然也有，英殖民主義離開南亞把印度分治，先變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後來從巴基斯坦進一步分出孟加拉國。但巴基斯坦能夠獨立存在六十年，是因為它以不同於印度教的伊斯蘭教立國，孟加拉國能夠獨立存在三十五年是以不同於巴基斯坦的孟加拉語立國。台灣能夠以什麼不同於中國的宗教、語言或其他要素立國呀!?

當然也有「兩個德國」（現在沒了）和「兩個朝鮮」等現象，但這是通過國際法理而受到全球承認的。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秘密商議產生「兩個中國」，以長江劃界（北邊變成「共產黨中國」、南邊變成「國民黨中國」）。毛澤東知道以後就以湖南「蠻牛」的精神發誓「不搞南北朝」，宣佈「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這邊又有蔣中正堅決反對，提出「漢賊不兩立」（也就是「王室不偏安」），「一定要光復大陸」。「兩國中國」的理論就被蔣、毛兩先生的鐵掌捏得粉碎，國際上沒有任何力量支撐。等到九○年代李登輝冒天下之大不韙舊話重提，當然要吃當頭棒喝。

再說得清楚點，台灣無法獨立，回歸是必然的歸宿，沒有商量的餘地。問題只是時間與方式而已。時間或遲或早是有商量、有伸縮性的。方式或是用人性的、自然的、和平協商的辦法，或是用沒人性的、打破罈罈罐罐、血流成河的辦法，兩者任擇其一，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和平方式當然最好，武力方式如果實行了，全世界在緊張一陣子以後也只能接受，在道義上、法理上，誰都不能反對中國政府統一自己的領土。真是那樣發展的話，現在台灣故意挑釁的人將會站在法庭的被審席，或者變成歷史的罪人。那些盲目跟隨挑釁者的人就會懂得自己受到欺騙而痛食惡果。苦就苦在沒有盲從的普通老百姓，也會變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受害者。

台灣在武力對抗中是弱勢群體，這是誰都看得清楚的。為什麼卻有人敢大膽挑釁呢？無非以為有了美國「保護傘」，躲在保護傘下就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想法其實很幼稚，並沒有看清楚時局發展。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台灣和美國的「親密關係」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先談談必然性。美國有少數論者把冷戰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更是維妙維肖。冷戰是「世界大戰」，一邊是共產主義陣營，另一邊是資本主義陣營（屋頂上飄著「民主」大旗）。五○年代蔣先生統治台灣高喊「反攻大陸」，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傳簡直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美國對從中國大陸節節敗退到台灣、困獸猶斗的蔣先生的評價一直不高（如果沒有宋美齡的賢內助，他在美國是很難有朋友的），杜魯門總統曾經作過讓他自生自滅（即不干涉內戰的進一步發展）的決定。後來北京重視國際主義的毛澤東被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平壤的金日成糾纏不休而讓中國捲進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杜魯門才把台灣「保護」起來。

在近代所有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中，美國其實是比較「善良」的，特別是美國知識菁英深受傳教士和他們的後裔（如賽珍珠、費正清等）的影響，對中國特別嚮往。可是毛澤東時代大力宣傳「美帝國主義」是「豺狼」，中國大陸自絕於人，美國幾百年積累的對華熱情就只能向台灣傾洩，使台灣福從天降。誰知道進入七○年代尼克松政權推行「尼辛格主義」（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創）和毛澤東的共產黨中國化戾氣為祥和，當時台灣島上一片罵娘聲，使人這才看清楚美國愛上台灣其實是愛上中國，當台灣無法代表中國時，她就像黃臉婆一樣失寵了。

我們從這一段美台結合的「必然」經過中已經看出它有很大的偶然性。試想如果當時北京政權掌舵的不是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先生，或者這位講「君子一言既出四馬難追」義氣的毛先生從來沒有作過「一邊倒」的表示，那中美關係的發展就會大不相同，台灣也不會有這樣大的福氣。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可能人民解放軍「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早就在五○年代完成了，台灣也早就會像其他中國行省一樣默默無聞了。

前面說過，冷戰好比「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有很大一部分人，視「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如世仇。再加台灣使用「金錢外交」，不但出飛機票與招待費邀請美國國會議員遊覽台灣，夫人和小孩，甚至秘書都「大包干」，因此每次美國國會辯論，支持台灣的聲音不絕於耳。蔣經國和李登輝時代，台灣在華盛頓是吃香的。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到美國和卡特總統商談中美恢復邦交，美國和台灣一刀兩斷，親台灣的國會議員慌了，馬上在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擔當起保衛台灣的責任。可是，最近陳水扁兩度「過境」被邊緣化，也有親台灣的議員發發牢騷，連茶杯中的風波都沒有出現。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

要看到「九一一」事件是歷史的大轉折點，人們說現在進入「第四次世界大戰」－－「自由」世界與伊斯蘭極端主義以及哈里發帝國復活主義者之間正在進行你死我活的戰鬥。在這場戰鬥中，美國感到孤立無援，急切需要盟友，許多以前的反華、反共健將也附和布希政權的總戰略把中共領導的北京政府當作盟友了。台灣很難像以前那樣和美國攀「民主自由」的親屬關係了。台灣想以自由民主的紐帶把自己綁在美國大車上的如意算盤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了。

其實，美國外交政策的驅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思想信仰的因素是很少的。再有，台灣統治者打的如意算盤是：美國會堅決保護台灣不被中共吞沒，如果中共向台灣發動戰爭，美國會不惜犧牲來進行阻撓。這種想法天真而無知。從歷史上來看，美國一獨立就推行「門羅主義」，是中國俗話「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國際態度。美國積極參加到國際正義事業這一邊來，主要是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所造成。現在世界形勢發生極大變化，美國又有人主張「新門羅主義」，即把亞洲交給中國和印度，歐洲已經有了歐盟，美國重新退避三舍，以保護本土安全。

美國既然有《台灣關係法》，五角大廈和它的智庫對中共進攻台灣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如何應對是一直在研究，甚至有所準備的。熟悉內幕的人都知道，美國越來越感覺到海峽兩岸力量對比的懸殊，從而使美國干預台海戰爭越來越棘手。在許多公開和半公開的討論中，人們已經看到人民解放軍有可能像美軍在伊拉克那樣對台灣採取「斬首」行動－－打掉台灣總指揮部的神經中樞，使得台灣電訊通訊（包括衛星互聯網絡）中斷，然後像二戰時盟軍發動「D-day」總攻那樣閃電式從海上強行登陸，並以傘兵及滑翔機空降；只要有一兩個師登上台灣島，台灣就不戰自亂，那時美國也無能為力了。

四年的伊拉克戰爭對我們認識美國有很大的啟示。首先是世界上唯一超級軍事大國「紙老虎」的形象畢露。可以仔細分析一番。第一，美國最厲害的是「空中優勢」，如果確定地面有敵人的目標，可以通過衛星網絡把炸彈從大洋以外調來把它炸毀。可是，如果地面上目標不見了，「空中優勢」就消失，就要靠地面部隊。美國的地面部隊質量是不高的。陸軍募不到足夠的名額，現在以增加津貼來吸引－－有點像過去中國當兵是「吃糧」的現象。志願當兵的多半來自三種人，一是學校裡不會讀書、畢業後沒有光明前途的；二是家境清寒、收入不高的；三是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以及還不是公民的人，甚至包括個別非法移民。他們無論在體格、武藝、智商、勇氣、愛國熱情和氣節上都不能算是世界第一流的，甚至不是第二流的。他們常常恐慌而判斷錯誤，把自己人（包括盟軍）擊斃或打傷，官方以「friendly fire(友誼炮火)」來掩飾這種嚴重失誤。第二，美國「空中優勢」的打法必須有十分精密的計算和各方面萬無一失的配合，哪一個環節上失控就不靈了。美國又對電腦、對網絡通訊過分依賴，如果有哪個敵國和美國進行「cyber war(電腦戰)」，美國就無法作戰了。許多研究「電腦戰」的專家在設想中美對抗時認為，雙方電子通訊系統同歸於盡以後，美國城市就會完全癱瘓，牛奶麵包都無法供應，中國廣大落後地區卻不會受很大影響。世界上誰要是想戰勝美國，根本不必打造航空母艦、製造核彈頭和運載工具，只要能在「電腦戰」上贏它（或者兩敗俱傷）就行了。未來的軟件超級大國就會是美國的剋星。

其次，美國現在很有點像唐朝詩人杜牧寫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士兵在前線留血、折肢，後方肆意消費，一點戰爭氣氛都沒有。民間對伊拉克已經患了「戰爭疲勞症」。美國陸軍已經不能維持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戰場的現狀。陸軍本來有一套規定，部隊在前線作戰一個時期就必須回國休息一個時期，還必須整訓補充再能上前線。現在一切都打亂了。國會民主黨議員們無法否決布希政權的軍費預算，現在想出一個辦法，和共和黨議員們聯手通過法律，士兵在前線作戰多久，就必須回國休息同樣長時間。將來這項法律通過，政府非得大量撤軍不可。

美國統治菁英已經越來越意識到，威脅美國安全的不是中共（至少在未來二十年內不至於），而是日益強大的伊斯蘭反美「聖戰」恐怖勢力。布希政權走錯一步，不該在沒有徹底消滅賓拉登的「基地」殘餘前去開闢伊拉克戰場，造成了一方面使「基地」喘了一口氣，另一方面也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的回教徒，打出一個難以對付的「美索不達米亞卡伊達」來的嚴重惡果。更嚴重的是：伊拉克已經進入內戰與「種族清洗」階段，美國進退維谷，軍隊呆在那兒只會挨打、無法調停內戰、維持治安，但如果貿然撤退，後果可能更為嚴重。正像布希總統九月十三日向全國廣播所說：「如果我們被趕出伊拉克，形形色色的極端分子都會膽大妄為。卡伊達『基地』會得到新的藏身之地、招募更多成員。伊朗會乘（伊拉克的）混亂而製造核武器來主宰（中東）地區。極端主義者會控制全球能源的關鍵部分。伊拉克會面臨人道主義的夢魘。民主會在暴力中受挫。我們會讓下一代面臨比現在危險得多的世界。」看來今後五至十年美國也無法擺脫中東的騎虎難下窘境。在這種華盛頓最感頭疼的時刻，台獨勢力想渾水摸魚、製造緊張，美國就惱火了。長此以往，要美國在台灣海峽衝突中義無反顧地跳入火坑是沒有可能的。萬一台灣失火美國隔岸觀火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不知台灣綠營有沒有看到這一發展形勢?!

換一個角度來看，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台灣在其中不但得到好處，而且做出了貢獻。現在的新趨勢是美國和中國（包括台灣）已經變成《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福裡德曼所形容的「Siamese twins(連體孿生)」，想拆也拆不開了。前些時期中國產品在美國出了些問題，美國反華派趁機跳出來抵制「中國造」，也有人想在日常生活中「去中國化」，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難上加難。事實上，「中國造」現象主要是全球化大潮流中，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所一手造成的。在信息技術新時代，地球變平，距離縮短，國界打破，在國際競爭中地理位置的作用越來越下降，人為的貢獻越來越重要。中國不但人口多，又是幾千年的能工巧匠、吃苦耐勞，他們向全世界貢獻價廉物美貨物的本領是別的民族無法追趕的。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看準了這一點，中國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因勢利導、「築巢引鳳」、水到渠成，中國就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一躍而為「世界工廠」。現在到美國各大商場去購物，「中國造」越來越多，美國消費者受益極大。馬克思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那些反華派想玩弄政治來打斷中美合作的經濟基礎沒門。有人說，當前的中美關係是歷史上最好的，這並不是什麼政治因素所造成，主要因為最熱心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利益的布希政權要保全經濟基礎所致。

試想一旦台灣海峽發生戰爭，不但中國經濟發展會受影響，美國即使不參戰也會產生經濟大震盪，美國統治菁英就會從保全經濟出發來決定取捨。換句話說，按照目前中美經濟這麼難分難解的形勢來看，美國要為台灣的「安全」做出犧牲簡直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會對台灣「入聯公投」做出這麼強烈的反應，是一種未雨綢繆的措施。台灣當事者要意氣用事對著幹，當然會落得個以卵擊石的結局。陳水扁執政快八年已經把台灣經濟的光輝前程都揮霍掉了。如果真是引來戰火燒身，將會變成歷史的罪人。台灣的知識菁英也絕不能讓這種瘋狂把「寶島」變成廢墟，現在不積極制止，將來事情鬧大了則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