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由左論統」到「以左害統」

前言

今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之後﹐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會談宣告中斷﹐大陸方面又連續在台灣附近的東海海域進行飛彈試射及其他軍事演習﹐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低潮時期。對於切望祖國統一的人來說﹐確實是憂心忡忡。對我來說﹐我所憂慮的主要有二﹕

第一﹐台灣內部民進黨聲勢日益高漲﹐由於民進黨老實不客氣地將「建立台灣共和國」列入它的黨綱﹐如果民進黨當政﹐台灣真有可能會永遠脫離中國。在政黨政治已成台灣全民共識的前提下﹐沒有理由認定民進黨絕對不可能執政。我所擔心的不在所謂「台灣宣佈獨立﹐中共就會以武力侵犯台灣」﹐而是由衷地擔心從此以後兩岸永遠不可能再有統一的機會。民族的裂變導致外侮之入侵﹐在中國歷史中已經不乏先例﹐中國將不可能再阻擋外來強權利用台灣作為「反中國」的基地。

第二﹐從1979年以來﹐在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現代化鋪陳了一條寬廣的道路﹐如果由於兩岸關係緊張甚至爆發戰爭﹐中國的現代化勢必全面中斷﹐鄧小平以其年邁之軀為中國艱苦奮鬥的成果勢將毀於一旦。一百五十年來﹐苦難的中國好不容易有了這一段足以耀人的建設成就﹐如果只因某些人妄想誇耀武功而陷中國於混亂﹐那就不只是對鄧老先生的背叛﹐更是對整個民族命運的背叛。

基於這兩方面的憂慮﹐我寫此文就教於海峽兩岸的統一論者﹐尤其是習慣「由左論統」的統一論者。

「由左論統」的盲點

「由左論統」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從階級分析的觀點﹐認定台灣是個階級社會﹐有著所謂「資產階級」正在壓迫著「無產階級」﹔而中國大陸已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祖國」﹐理所當然要由社會主義祖國來「解放」台灣的勞苦大眾﹐把台灣的勞苦大眾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這種類型的統一論者完全不能承認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完全不肯承認蔣家兩代對台灣所作的貢獻﹐完全不肯承認台灣企業界所作的努力。他們習慣用他們「左」的觀點否定一切﹐把台灣看作是美﹑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有不願接受其左翼論點的人都是被帝國主義利用的買辦。這種「由左論統」的統論可以簡稱為「解放論型的左翼統論」。

另一種「由左論統」的類型是標舉「民族大義」的大旗﹐然後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於「中國」﹐等同於台灣人的祖國﹐誰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他的祖國﹐誰就是在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誰就是在「分裂祖國」﹐就是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裡的叛徒﹑漢奸。這種統論完全不承認台灣住民有影響大陸政經情勢變動的權利﹐所要求的只是台灣住民必須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對台灣人民的「恩賜」﹐把台灣人看成愚蠢無用的二等國民。這種類型的統論可以簡稱為「中共獨尊型的左翼統論」﹐這種統論除了以中共為獨尊這一點像是「左」的性質之外﹐實際上與法西斯差不多。

前一種「解放論型的左翼統論」就是1978年以前中共的統論﹐這種統論以「解放台灣」作為其根本口號﹐似乎台灣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似乎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祖國」來台灣完成「解放事業」﹐台灣人民才能重見天日。這種統論的盲點是顯而易見的﹕過去四十幾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已經使得台灣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大有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僅遠高於中國大陸﹐更是超前了許多50﹑50﹑甚至70年代還比台灣富裕的國家﹐台灣人民並不需要中共來「解放」。台灣確實存在著貧富不均﹐但是比起大陸那種什麼等級坐什麼車廂﹑什麼身份看什麼報紙的社會﹐台灣人民彼此的平等性比中國大陸要高得太多了。當大陸的「勞苦大眾」還在拚命往台灣偷渡的時候﹐中共有什麼資格說要「解放」台灣人民？由於這種統論完全不顧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它的破產也就不足為怪。1979年以後﹐在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中共終於糾正了這種荒謬的統一論述﹐完全放棄「解放台灣」的提法。現在恐怕只剩下在台灣極少數「死不悔改」的左翼統派還在唱這種調調。

1979年以後﹐經過「撥亂反正」﹐中共的對台政策走上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軌道上來。對台灣內部的左翼統派來說﹐「一國兩制」的根本意義就是「不准革命」﹐從此之後承認台灣可以不搞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台灣左翼統派從此不能在台灣搞「社會主義革命」。既然「解放論型的左翼統論」不靈了﹐某些左翼統論者只好另闢蹊徑﹐用「中共獨尊型的左翼統論」來掩蓋他們的法西斯本質。他們完全漠視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左傾蠻幹正是今天台灣人民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原因。假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能夠真正實現它在革命階段「新民主主義」的諾言﹐能夠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這些他們自認承自孫中山的承諾﹐能夠把大陸經濟搞起來﹐今天台灣人民投奔祖國都來不及了﹐還會有人想搞獨立嗎？毛澤東的左傾餘毒不從中國大陸徹底﹑乾淨地清除掉﹐台灣人民有什麼理由接受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台灣人民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如果大陸方面不願放棄那個充滿蘇聯附庸﹑共黨專政色彩的國號﹐那麼維護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避免台灣走向獨立﹐捨「中華民國」國號外別無他法可循。站在中國終將統一的立場上﹐有什麼理由要否定台灣方面所擁有的「中華民國」國號？

鄧小平對統一問題的理性選擇

毛澤東在革命階段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對於當時中國問題的解決是相當有見解的。國民黨既不足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又不足以抵擋外國資本對中國民族資本的侵犯﹐更無法建立清廉有效率的政府體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適時滿足了中國人解決這些問題的願望。因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了中國革命的主流﹐並取代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政權。對於這段歷史﹐在台灣的國民黨僅以「共匪全面叛亂」來作說辭﹐當然沒辦法解釋當時中國政治情勢的巨大變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確實贏得了民心﹐假如毛澤東真能信守新民主主義的承諾﹐不要走向「一邊倒」﹐不要過早過快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今天的中國大陸可能已經是富強康樂的國家了。同樣的道理﹐如果毛澤東信守新民主主義的承諾﹐今天可能已經完全不存在兩岸分裂或分治的問題。如果中國是個「美麗的中國」﹐絕不可能存在所謂「台灣獨立」運動。

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的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抓狂的情況下﹐先後搞出了「三面紅旗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慘絕人寰的醜劇﹐從1958到1978年﹐平白浪費了20年美好時光﹐致使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嚴重落後﹐國家現代化遙遙無期。就在那20年期間﹐台灣在蔣中正父子的領導下﹐脫離了50年代暗淡的歲月﹐走向康莊大道﹐在台灣基本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並為政治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礎。比起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胡搞瞎搞﹐蔣中正父子對中國現代化所作的貢獻確實是非同小可的。退來台灣的國民黨﹐已經不是那個在大陸被共產黨推翻的國民黨。跟隨蔣中正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是個精英凝聚﹑奮發圖強的國民黨﹐蔣中正以實際的成就顯示他比毛澤東更能將中國人帶向現代化。

1979年中國大陸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撥亂反正」﹐開始邁向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十六年來﹐鄧小平以垂老之軀為中國殫精竭慮﹐苦心規劃﹐不外乎要彌補被毛澤東平白浪費掉的20年﹐讓中國盡快趕上世界其他國家﹐趕快把兩岸的差距拉平。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談「80年代三件大事」時對此有著經典性的提法。他所說的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說﹕

「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會大。現在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並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的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強大起來﹐起的作用就會更大。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歸根到底﹐都要求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好。」

這一段話可以說是鄧小平所有有關兩岸關係談話中最重要的一段﹐值得兩岸所有人士認真省思。這裡面清楚地表明大陸方面必須首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只要大陸在政治﹑經濟方面表現得比台灣好﹐那麼台灣歸回祖國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這是一個相當理性﹑相當務實的提法﹐根據這樣的提法﹐統一台灣並不是什麼急迫的事﹐把大陸的經濟搞起來才是急迫的事。而要加緊內部的經濟建設﹐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尤其維持台海的和平﹐對中共就是絕對必要的。由於台灣已粗具現代化國家的規模﹐如果能盡速與台灣從事經貿交流﹑引導台灣的資金投向大陸﹐對大陸的現代化建設當有極大的助益。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特別提到﹕「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比如廣東﹐要上幾個台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鄧小平在這裡所表述的概念還不夠明白嗎？為了要盡速趕上台灣﹐至少沿海省份能盡速趕上台灣﹐鄧小平真是用盡心血﹐所求的就是中國的富強與統一。中共黨內人士怎麼忍心辜負鄧老先生的努力及其願望？

「由左論統」必將導致「以左害統」

中共黨史中所犯過的錯誤幾乎都是「左」的錯誤﹐革命時期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建國以後的反右派鬥爭﹑三面紅旗運動﹑文化大革命﹐「左」的禍害真是血跡斑斑﹑慘不忍睹。就連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細加考究﹐恐怕也是斯大林指導的左傾錯誤。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惕右」容易「防左」難﹐怎樣清除某些共產黨人的「左傾幼稚病」﹐怎樣把工作中的「寧左勿右」積習改變過來﹐真真是關乎中國前途的重要大事。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南巡講話中要苦口婆心地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6年來﹐中國大陸在鄧小平領導下﹐以超前的速度邁向現代化﹐使得中國大陸成了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方。雖然中國還應該算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毫無疑問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擴張中的經濟體」﹐全世界每個已開發國家都來搶奪中國市場的大餅。東歐﹑蘇聯共黨政權瓦解之後經濟的敗壞﹐證明了中國大陸穩健的改革是對的。中國大陸已經平穩地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是東歐﹑舊蘇聯任何國家在轉型時期所無法比擬的。正是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為台灣出口商品提供了廣大市場﹐使台灣在面對對美貿易困境時﹐得以即時找到新的市場﹐從而挽救了台灣的出口貿易以至整體的經濟發展。這是除了極少數患有嚴重「台獨自閉症」的人以外﹐誰都無法否定的。順著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絕對有理由相信沿海各省在20年內一定可以趕上台灣﹐在這個總趨勢中﹐那種把中國大陸當作「大黑洞」的台獨論調終將漸成過去。兩岸的統一不需要再等「下一代」﹐20年內就可以完全實現。

現在﹐最可怕的絕非「台獨」的論調﹐而是那些患有嚴重「左傾幼稚病」者的「左翼統論」。他們自以為運用猛烈的謾罵﹑批判﹐用飛彈試射進行恐嚇﹐就能迫使台灣人民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是﹐恰恰是這種「左傾蠻幹」的作風才是迫使台灣人民尋求獨立的根本原因。台灣人民有過慘痛的﹑被祖國出賣的歷史﹐台灣人民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慈祥」的祖國。一個自稱台灣人民的「祖國」的國度﹐對台灣人民無論付出多少關愛都不為過﹐怎麼可能還用飛彈恐嚇台灣人民呢？

以共產黨唯我獨尊的「左翼統論」﹐以叫囂﹑謾罵﹑批判﹑恐嚇為手段的「左翼統論」﹐使得台灣人民不願也不敢親近這個正在躍起的祖國﹐使得台灣的統一論者無法光明正大地在群眾面前大聲講出統一的必要性。當台灣人民耳聞目睹大陸方面的恐嚇叫囂時﹐台灣的統一論者如何在大庭廣眾上講出中國的希望？那些左翼統論的叫囂完全與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不搭調﹐完全悖離了鄧老先生對中國前景苦心孤詣作出的努力。

「左翼統論」的終結

任何「左」的作法都解決不了中國統一的問題。為今之計﹐除了加速大陸現代化﹑努力縮短兩岸差距之外﹐最迫切的急務就是防止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日漸淡化。台灣面臨著十字路口﹐由於兩岸隔絕日久﹐無可否認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正在日漸淡化。台灣人民出國旅行時﹐為了與大陸方面有所區隔﹐越來越多的人寧可向外國人說“I am Taiwanese”而不說“I am Chinese”。「江八點」與「李六點」都提到維護中華文化的課題﹐這是現階段兩岸難得的共識﹐兩岸務必要在這個共識上進一步加強交流﹐錯過這個難得的共識階段﹐台灣人民的中華文化意識有可能越來越低﹐兩岸共識的基礎就有可能越來越薄弱。

在共黨專政的「人民共和國」尚未成功地轉型為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之前﹐在台灣維繫「中國意識」的根本線索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任何想要塗銷「中華民國」國號的企圖都是「左傾幼稚病」。如果認為「相互承認」太敏感﹐恐怕流於「兩個中國」﹐則「相互尊重」就是最起碼的要求。悖離這個起碼的要求﹐就是「左」的﹑傷害台灣人民情感﹑傷害中國統一大業的作為。

「中華民國總統」的大選即將舉行﹐大陸方面千萬別在這個時候搞出傷害台灣人民情感﹑傷害中國統一大業的事。「中華民國總統大選」選出來的當選人﹐無論是李登輝﹑彭明敏﹐還是林洋港﹑陳履安﹐都絕對是「中華民國」總統﹐都絕對不可能是「台灣共和國」總統。如果硬是要「由左論統」﹐硬是要將台灣的總統大選解釋作「台灣獨立」﹐並進而不顧一切輕舉妄動﹐那麼中國統一大業就將永無希望。現在﹐中共不僅不應該企圖干涉台灣的總統大選﹐更不應該企圖以武裝恐嚇的方式想要阻撓台灣的總統大選。「左翼統論」必須盡速終結﹐才能為中國統一保留希望。

如果中共真能理解「由左論統」對中國統一造成的危害﹐就應該明白表達尊重台灣人民對領導人的選擇﹐保證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絕不使用武力。現在中共所說的「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是為了避免台灣獨立及外國干涉」﹐根本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借箸代籌﹐我願為大陸方面提供如下的提法﹕「我們尊重台灣人民對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尊重台灣人民對其領導人所作的選擇﹐尊重台灣當局治理台灣的權利﹐不干涉台灣內部事務。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保證絕不以武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