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人類發展史上一道巨大傷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其實最大的不幸是人性的陰暗面曾經有兩次赤裸裸地暴露：德國日爾曼民族假「愛國主義」之名，以不同的手段殘害了六百萬猶太人；日本大和民族則認定「強權即是公理，為勝利即可不擇手段」，因而在「皇軍」所到之地都造成了極大的死亡和災難，特別是在中國的南京。日軍在南京殺戮之眾，殺人手段之原始和低下，已經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深刻而巨大的傷疤，大大地降低了大和民族的「人間的條件」。

戰後處理這段悲慘的往事的態度和手段，也反映出德、日兩個民族在本質上的不同。在紐侖堡大審中，為戰犯辯護的年輕律師，曾以「愛國主義」和「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作為他的主要辯護理由，主張凡是受命於希特勒的文武官員都是無辜的。他的辯護熱情以及他的法律論據，一度令紐侖堡法庭全庭為之動容。但在此時刻，當庭怒喝要他停止狡辯的，不是來自美國的主審法官，而是坐在庭上正在受審的納粹德國的司法部長。為殺害六百萬手無寸鐵的人找法律根據，其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嘲笑。大規模地無故殘害人群罪行，不能以奉命行事而免責，正是紐侖堡法庭留下的判例。德國戰犯除處決者外，四處奔逃者有之，德國民間新納粹的萌芽也有之，但德國政府有計畫和有系統地洗刷納粹戰爭罪行，卻自來沒有明顯的嘗試。而且從任何角度來看，戰後的德國政府都斷然不是納粹政權的延續。

戰後日本政府只是換了包裝

日本戰犯逃走的不多，除因罪行重大而被處極刑者外，戰後差不多都逐步榮途。在天津拐走溥儀的吉田茂，在中國南滿從事經濟掠奪的岸信介，戰後都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寶座。可見戰後的日本政府和政界，並沒有在內心深處把日本戰犯看成是犯有戰爭罪行的人。事實昭昭，戰後日本政府只是換了包裝，其實是日本軍國政府的延續。

同日本政界遙相呼應的是日本的文學和藝術界。《羅生門》一片，把殺人強姦一案的原、被告混為一談；《七武士》一片，則索性將日本軍人描寫成犧牲救人的武士，西方列強都是強盜，亞洲各國的人民就成了無知而軟弱的村民。石原慎太郎最近所主張的將釣魚島日屬地位合法化，同他的一貫立場是一致的。最近一批日本人要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企圖將「偷襲珍珠港」改為「突襲珍珠港」；將「南京大屠殺」說成是無中生有；將中國和朝鮮被迫為皇軍服務的「慰安婦」描述成為高薪所吸引的民間花柳。《紐約時報》拒登這一廣告，是該報原則性的表現，也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但這一小挫日本人的嘗試，卻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會就此懸崖勒馬，因為它是許多日本保守人士的一貫心態。

染紅了中國的六朝金粉

這又是一次企圖將「南京大屠殺」一筆帶過的嘗試，它的根據是所謂歷史學家的學術調查。無如這一企圖發生得過早了一點。1937年曾經目擊或耳聞「南京大屠殺」事件而能提出具體佐證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甚至有良心的日本人，有很多都還健在，並不難找。實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亮出一面照妖鏡，照出所謂歷史學家的撒謊者的原形，而所謂學術調查，充其量不過是以廉價的化妝品為當年的血腥罪行搽胭脂抹粉而已。人人都知道，而若干日本人自己也承認，日本的「七七」膺懲暴支實際上是師出無名的。攻佔南京時日本軍閥又有了新的憂慮，長期膠著於中國的版圖以內，不利於日本在全世界爭霸的部署。於是日本軍閥遂決定速戰速決，並師法清兵入關後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在南京大開殺戒，妄圖以殘忍懾服中國。結果與日本軍閥的願望卻是背道而馳的，國共兩黨幾乎不謀而合地採取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壁清野和焦土抗日的策略，日本大量軍隊從此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戰爭中過當的殘忍行為，只足降低一個民族的良心尺度，用日本人的話的來說，就是降低了自己的「人間的條件」，而殘暴行為以外的險惡用心卻往往是會落空的。

牟敦芾導演的《黑色的太陽》就提供了許多活生生的佐證。除了攻陷南京的日軍軍頭的心態以外，日本天皇的詔書也與南京大屠殺有了明確的直接關係。在對日俄之戰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下的詔書中，日本天皇都勒令日軍要遵守國際戰爭法的規約，但在對「支那」作戰的詔書中則對此隻字未提。日本天皇的這一「疏漏」，卻縱出了日本的無數豺狼，在南京一地就使33萬生靈塗炭，染紅了中國的六朝金粉。《黑色的太陽》一片一再突出此點，卻是對歷史作出的最大貢獻。

軍國主義在伺機出動

與文明人交戰，遵守文明規則；對不文明的動武，就視文明規則若無物。這種心態證明了大和民族媚強欺弱的內在本質。嚴格說來，這是不符合源自中國的濟弱扶傾的真正武士精神的。對過去的錯誤，不但不勇敢地承認，反而有系統有計畫地一味掩飾，就更與真正武士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了。你可以把德國照相機仿造成日本照相機，你可以將美國汽車仿造成日本汽車，可是如果你要把「南京大屠殺」改裝成只涉及兩千人死亡的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事件，那將是白費心機的，只足表明你對日本軍閥欠下的血債，毫無懺悔之意，惡緣繼續在積累之中，軍國主義只是在伺機出動而已。

日本既然要掩蓋「大屠殺」事件，妄圖將它沖淡。受害人的子孫就必須加強警惕，不斷重複地提醒這一代和下一代。美國所拍的關於「南北戰爭」的電影，已經不知凡幾；兩岸正需要更多的像《黑色的太陽》這樣的電影。才庶幾不致有政府和黨的領導人見了日本作家好像見了幾輩子的親人似的，也才不致有富商巨賈由於接收了本來就在台灣的、為日本一度霸佔的固定資產而竟感恩不盡地自認為是「皇民」了。

想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為日本軍閥文過飾非的人；為加快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以死相諫的三島由紀夫；唯恐美國大兵也有日本皇軍的獸性，因而組織良家婦女主動賣春藉以保護其他婦女的日本政府官員；批評美國兼容了過多民族因而產業進步遲滯不前的前日相中曾根；今年曾經指現任首相於「終戰」之日向亞洲人民所作的道歉純屬個人行為的日本議會，他們的心態其實都是一脈相承的。

面對著這樣的一個鄰居，中國人的積習特別是在勇於內爭的方面，如果不改，就無異於向強鄰發出長期請帖。對強敵的警惕，顯然也要有全民教育的提高和基本建設的完善作為後盾，才不致使自己最後陷於黔驢技窮的境地。人們不難記得，當年對於越南水上難民，美國收容了四十四萬，甚至瑞士和比利時都收容了幾千。而以亞洲盟主自居的日本呢？根據相當可靠的資料，即使暫時為日本所收容的幾千人，最後也離開了。這件事本身就有足夠的說明性。《黑色的太陽》一片，以及兩岸其他有心人所拍與它類似的電影，對兩岸的乃至海內外的中國人，甚至對日本人，也許特別是對日本人，其所發生的提醒作用都是很寶貴的。因為，就像美國政治思想家喬治桑塔亞納一度說過的：容易忘記過去的人，勢必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