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中國民族問題的過去與未來

譚中
(印度德里大學教授)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已瓦解成十幾個國家了。西方許多霸權主義者不能拆散中國之後,就寄望於中國的瓦解。據李登輝的好友中嶋嶺雄說,中國應成立19個國家;司馬遼太郎也說,中國只應該和法國一樣大。中國在後冷戰時期會不會像這些東西洋的帝國主義所期待的瓦解呢?這就要看中國國內民族的歷史和現狀,也要看今天中國處理內部民族問題的政策。編者

大禹是羌族人

「民族」這個名詞是中國傳統字典上找不到的,是西方nation的漢譯。西方學者常說中國本土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文化主義」(culturalism) ,這話也對也不對。說中國傳統概念對「民族」的認識模糊還不無道理,但要說中國人一貫只為家族的利益,不為民族的利益,說曾國藩出於「文化主義」而違背「民族主義」去幫助異民族滿清消滅本民族的捧出異文化「耶穌」、「上帝」的太平天國那就是外行話了。可以這麼說,中國有史以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四海」各民族互相爭鬥、互相融合、互相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變成我,我變成你的歷史。

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龍西江教授撰文說:「中國的三代夏商周,其中夏週二代是來自西部的羌人進入中原建立的王朝,炎黃均出自本羌。而商則來自東夷。」這是一種新的學說,已經有歷史證據。中國民族問題專家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長周錫銀教授對筆者說,大禹屬於羌族已經為中國學者們所公認,他的很多文章考證了禹生於四川北川縣的石紐山。該山上有一塊大石,石上刻有「石紐」兩個大字,據說是漢人揚雄所書。附近九龍山第五峰下的巖上,刻有「禹穴」兩字,據說是唐詩人李白的手筆,這麼看來,大禹是四川羌族已是前人所認定的。

自從有了文化以來,中國的古典總是提到許多鄰邦民族的名稱,其中有「夷」,有「羌」,有「犬戎」,有「匈奴」等等,名目甚多,獨不提中國本土住的,創造和發展中國文化的是個什麼民族。「炎黃子孫」這一名稱也是後人取的。現在看來,連炎黃都不是中原的文化英雄,炎黃子孫就根本不能作為追溯中國民族起源的根據了。應該這樣說,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集體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這一共同體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以後就把原來多民族的標誌和特徵拋棄了,就不承認自己是屬於任何民族了。「漢族」這個名稱究竟是怎麼來的值得研究。一般公認,它起源於他稱,即其他民族對上述的那個無民族標誌的共同體的稱呼。久而久之,這個他稱就變成了這個共同體的自稱,如果是這樣的話,其他民族稱呼「漢人」絕不能早於漢朝,至於「漢人」變成自稱的年代就更晚了,我們常常在書上和學術性文章上看到這樣的描述:「在秦漢時代(或秦漢以前)漢人就……」這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在那麼早的時代「漢人」根本沒有成為中國人的自稱,中國的任何典上都還沒出現這一名稱呀!

從唐朝的文獻來看,中國和「漢」等同也算是定型了,唐詩人筆下的「漢皇」實際上就是唐朝皇帝,但「漢人」這一名詞,卻沒有人用。當然,文人沒有「漢人」名稱卻不等於說「漢人」這一概念不存在於民間。可以肯定地說,在「五胡亂華」的年月裡,「漢人」與「胡人」的區別是存在的。後趙開國皇帝石勒禁止人民用「胡」字,就因為「漢人」看不起「胡人」,石勒家族和拓跋、慕容等家族都是非漢民族漢化的急先鋒,為漢民族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作出了貢獻。但我們仍然看到兩種潮流的發展:一是非漢民族的不斷漢化,另一是被稱為「漢」的中國民族主流對未漢化鄰居民族的歧視和排斥。今天中國的多數漢民族聚居於「中原」(或「本土」)而少數民族分佈於邊陲就是這兩大潮流互相作用的結果。

民族融合和民族排斥

民族融合和民族排斥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大規律。過去兩千年來,外來非漢民族統治中國的時間比本土的漢民族統治更長,但漢民族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並沒中斷及受挫,這是世界其他國家歷史上所見不到的奇跡。外來民族侵入中國而推翻漢民族的統治自然免不了民族之間的相互鬥爭與排斥,而這種鬥爭的總結局卻是不同民族的大融合,這是一種貌似矛盾而實際上是邏輯的、辯證的發展,以滿清的歷史為例,滿清統治者對漢人的壓迫是最厲害的,但他們對漢文化歷史發展的貢獻,對中國版圖擴展和邊疆統治的鞏固的貢獻也是最偉大的。正是因為這種對立的統一,才有曾國藩的維護滿清統治和孫中山的推翻滿清統治。

既然中國的民族問題是這麼特殊,要研究它也就只能用中國自己的思想方法而不能照搬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的學者已經建立了「民族學」,這是西方學術中實際上不存在的,西方的理論寶庫中只有兩個抽屜,一個叫「社會學」(sociology) ,另一個叫「人類學」(anthropology)。有人開玩笑說,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和自己同等的社會,而人類學的研究對像卻是比自己低一等的社會。這種諷刺不無道理,著名人類學專著都是清一色的對不發達的,比較原始的土著、部落或少數民族的探討,並不是對全人類起源的研究。

與此相反,中國的民族學卻不是少數民族學,這是因為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親屬關係,上文已談到,某些少數民族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血緣是西方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尺度,但按照這一尺度就根本無法弄清中國人(或漢人)的源流,遠的不說,唐朝的皇帝和貴族都是雜種,中國自古以來不禁止各民族間通婚,有人想禁也禁不了。

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民族學大興,這和中國政治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中國政府有民族委員會,就像有教育委員會、體育委員會一樣(委員會的地位高於部)。試問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政府中有一個部專管民族問題呢?有了民族委員會就有大批從事民族工作的幹部和學者專家。北京有民族大學,地方有民族學院,各大城市有民族出版社,還有民族自治區(相當於省級),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縣。

中國民族學大興,不但因為中國從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相互鬥爭、相互融合、相互排斥、相互同化的不斷發展的整體,也因為受到蘇聯的影響。我們知道,近代對民族問題最感興趣,最有理論權威的要推列寧和斯大林兩人,正是受到他們的影響才有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毛澤東提倡新民主主義卻毫不諱言說它就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列寧和斯大林懷著建立平等民族大聯盟的理想,斯大林更進一步按照他的四項標準去創立許多新民族,卻萬萬料想不到如今蘇聯的解體和這一解體的後遺症(民族獨立的浪潮造成了俄國本土內的不斷興起的民族糾紛)。據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王滬寧教授說:「全世界可能有五千多個民族或者種族想成為代表國家的民族,有二百六十多個非主權民族和非主體民族有可能建立民族國家。」這樣波瀾壯闊的民族覺醒和要求獨立是和歷史上千千萬萬政治家的呼籲而造成的影響所分不開的。在世界殖民主義時代這是一種進步的潮流,可是在今天,像南斯拉夫解體以後所引發的民族戰爭,非洲、南亞各地的種族糾殺,卻變成和平、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巨大阻力了。

有一種歷史的凝聚力

50年代中國有一句口號:「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聽說新疆有些少數民族還把它當作至理名言。他們相信中國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分出許多獨立的民族國家。筆者曾就這一問題與新疆民族問題專家,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志霄作了一次長談,他很有信心地說,中國在這一點上是不會走蘇聯的道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蘇聯是由一種政治凝聚力而產生的,當時有「偉大的列寧」、「偉大的斯大林」,以後這種政治凝聚力消失了,蘇聯這一多民族的大家庭也跟著消失。可是中國這一民族大家庭並不起於一朝一夕,它有五千年的文化背景,換句話說,中國這個多民族的整體有著一種歷史凝聚力,他說,中國歷代的各個民族,包括匈奴、鮮卑、突厥,從來就不搞獨立、分裂,而是逐鹿中原,穩定中原,不管哪一個民族都有一種向心力,各民族從遊牧民族向農業民族發展,跟所居的土地結了不解之緣,新疆的維吾爾民族正是與土地結合了才能在中國土地上繼續發展,即使在歷史的動亂時期,維吾爾人的地域觀念也很強,曾建立過「喀什邦」、「和闐邦」等,像這樣的民族是不會願意從中國土地上分裂出去的。

孫中山曾經受到列寧民族解放的思想影響,曾把自己提倡的「民族主義」說成是「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他曾經提倡過民族自決,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1921年他在一次講演時說:「希望把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國民黨政府在國父的影響下一直是維護中國各民族大家庭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人早期也因為受到蘇聯的影響而提倡民族獨立自決。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提出「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這種與中國歷史發展背道而馳的主張不久就被拋棄了。

世界各國從事政治的活動家都有一項規律,當他們不執政的時候往往言論過激,等到當權以後為了國家的利益出發就不得不自食其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馬上回到中國歷代政府維護多民族大家庭統一的立場上來,中共政府四十餘年來在民族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也走了不少彎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和睦的(西藏50年代的大動亂是唯一的例外)。現在世界上像中國這樣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多。美國是一個嶄新的由外來民族組成的合眾國,和中國的歷史背景大不相同。印度是蘇聯解體以後唯一的與中國相似的多民族大家庭,卻沒有中國那麼安寧、穩定。但正是因為中國繼續保持了歷史遺傳下來的大一統局面才成了世界眾矢之的。冷戰結束以後,政論家把「國家主權腐蝕論」(erosion of sovereignty)提上了議程,用所謂的文化「軟權力」向中國、印度等提出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國際和平演變勢力把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集團搞垮以後把矛頭轉向亞洲的一種走向。

漢人在新疆是二等公民

中國共產黨人由於一貫站在幫助非漢民族反對大漢民族壓迫的立場,又由於不自覺地從馬列主義渠道吸收了一些西方的人類學觀點,在建國以後大搞了一陣所謂「民族識別」,把原來已經饃糊,趨於同化的民族關係搞複雜了,一度有四百多個群體要求建立起新的民族標誌。最後不得不來個折衷,確定了55個「少數民族」,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56個民族的統一大家庭;又由於實行民族自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劃成為22個省(包括台灣)和5個自治區組合的整體,在21個行省下面,除了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陝西外,每個省治內都有一個或多個自治縣,就這樣,全國有1,893個縣,外加147個少數民族自治的縣和旗,少數民族自治的行政實體佔了全國縣級體制的7%,恰恰是少數民族在中國人口中的比例。這也可算中國政體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功的發明創造。

一位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朋友說,漢人在新疆可以稱為二等公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向少數民族傾斜,少數民族子女考大學錄取的標準要比漢族子女低幾百分。新疆的漢族發牢騷,他們去到邊疆時年華正茂,帶著奉獻精神,可以說是「獻了青春獻終身」,如今由於漢族後代與少數民族的不平等競爭卻又變成「獻了終身獻子孫」了。

筆者常去美國,也游過英、法,那兒的髒活(掃廁所、清道等)都是有色人種幹的。獨有新疆,本地人不幹髒活,由遠來的江浙漢人操勞。春節時外地人回家過年新疆就髒得沒人打掃了,就憑這一點也說明中國少數民族不受多數民族壓迫了。據說少數民族幹部素質差、幹勁少,但政策又非得讓他們居領導職位,常常是幫不了忙而幫倒忙,他們不點頭,好的措施就只得擱置下來。

由於少數民族享有優惠政策,很多漢人紛紛申報而變成少數民族,這就引起國外的中國通拋出一些奇談異論,一位美國學者把她觀察到的中國「少數民族化」(minoritization)現象引伸為中國文化、社會體制中出現的「斷層線」(faultline) ;並斷言在未來的歲月將有出現以香港為中心的客家人獨立國和以台灣為中心的閩南人獨立國的可能性,至於西藏、新疆、蒙古的獨立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這種所謂「斷層線」是可以黏合的,客家人和閩南人從漢民族分裂出去也不是必然的規律。其實中國歷史所形成的多民族、多言語群體「大分散、小聚居」現象已經使民族、言語、文化上的縱向裂痕很難產生,使政客很難動員一個群體從他們的鄰居、親戚、朋友和同事中分裂出來,不用說客家和非客家人、閩南和非閩南人之間那樣脆薄的隔紙一戳就破,即使那些歷史上已經形成的民族間的感情屏障在新疆、西北、西南各地也很難變成中國未來大分裂的因素。這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地理上和生態環境、經濟發展上早就形成了一種難分難解的趨勢,中國的民族結構按費孝通的說法是「多元一體」,按張光直的說法則是「一元多體」。換句話說,中國人都有兩種認同性:下層是民族、語言的認同,上層則是中華民族的認同。新疆的維吾爾人可能對漢族有這樣、那樣的成見,但他們卻在現實生存中認識到中國是自己的祖國,因此要他們去認同萬里以外的土耳其,去復活什麼「東土耳其斯坦」是不容易辦到的。世界經濟越來越開放,越來越趨向共同致富,互相取長補短,中華祖國的吸引力就會越來越大,因為離開了她終將會對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帶來不利。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少數民族化必然不是中國民族問題的走向。中國越向前發展,它作為一個多民族,作為一個一元多體或多元一體的共同體就會越來越加大活力,那上層的認同性就會越來越超過和掩蓋下層的認同性,它歷史上的非民族化就會成為必然的走向。孫中山和其他政治家理想中的中華民族就會成為唯一的凝聚力,三千年前的口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仍然會是中國人21世紀的共同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