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前言

中國是個文化古國，可是在近代中國卻一直扮演著悲劇的角色；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貧窮、落後的惡性循環不斷。鴉片戰爭以來，注定了中國悲劇的命運，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與生存力遭遇到千古以來未有的大變局。當時朝野人士雖有心調適舊制，開創新局，但已欲振乏力。

百餘年來，苦難的中國在列強鯨吞蠶食之下，布內部動盪不安，曾經成為苟延殘喘的東亞病夫。凡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中華兒女，莫不引以為恥，而亟思富國圖強大計。「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它強調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卻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

放眼世界，西歐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孕育了工業革命，但也產生了社會變遷的代價，此歷史包袱實應由資本主義者來承擔。戰後「新資本主義」的興起，卻仍未能平息此創痛的歷史傷痕。

追溯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經驗，目前東北亞諸國正在實驗「東方市場經濟模式」，並迎接「新工業革命」的挑戰。在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瓦解之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方向何去何從，一直為世人所矚目。

西方經濟哲學之二分法是不適合於中國的，中國經濟應無所謂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之爭的，而是誠如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具體而言，「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註1〕，應該就是未來21世紀中國經濟的道路。

對於四十幾年來台灣與大陸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經驗，我們應進行相互比較，取長補短，共同尋找出一條中國應有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換言之，也就是要為大陸的經濟求發展，為台灣的經濟找出路，為中國人的經濟找前途，最後為中國的經濟找希望。

如何達成此一歷史使命呢？清末的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戊戌變法，其實主要的都是學習西洋的科技文明，船堅炮利，均無濟於事。以中國經濟思想為本的經濟制度與政策不可忽略。因此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與民生主義似可重新給予定位。〔註2〕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緩慢，除了人為政治因素的不當及經濟制度與政策的錯誤外，社會因素、文化因素也特別值得我們去檢討。

儒釋道與中國經濟

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是不斷消化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而深化的。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代表，但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文化，而並不是唯一的文化。因為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份。儒家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兩千多年來經過多次的文化爭辯而融合、同化其他文化，這就是消化其他文化，深化儒家文化的意義。

夏商週三代並沒有思想上的分歧，其已成為一個文化的道統。春秋時期儒家思想建立以後，繼之有墨家的興起。儒墨爭辯的結果，儒家取得了正統的地位。儒墨爭辯之後，法家勢力崛起，從戰國時期延長到秦朝，漢初有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儒法爭辯之後，又形成一個「法家儒化」的局面。其實此時的儒家雖又取得正統，但這時的儒家已是儒、墨、法三者融合。到了魏晉時期，道家的興盛，唯難免與儒家又產生新的爭辯。但因為孔儒地位在中國已經穩固，儒道的爭辯過程中，儒家始終居於優勢，無形中已成為「會通孔老」的形勢。此後儒家再度取得了正統地位。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到中國，輪迴之說鼎盛。唐初為佛教興盛時期，佛教的哲學與儒家哲學是相互融通的，而且佛教哲學滋潤了儒家哲學。唐朝以後的儒佛融合，儒學又取得正統，此時的文化事實上已是道道地地的儒釋道等的結晶文化。到了宋代、明代是儒家的復興時期。宋明理學家的興起，程灝、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最有代表性。宋、元、明、清等時代，儒釋道的合流已形成一個中國文化真正的主體文化。〔註3〕

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洋務運動和船堅炮利均無濟於事。民國以後內憂外患頻仍，1949年以後國共分治已達46年。中國經濟何去何從深值重視，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應站出來以圖謀一個強大中國的重建。

中國經濟思想的精義

先秦貫穿上古的中國經濟思想，是中華文化「百花齊放」時代，而詩經、尚書、易經、周禮、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等經濟思想一脈相承，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開創時期。此後，其對中國歷代經濟思想有莫大的啟發和影響。緊接著的重要經濟思想有桑弘羊、王莽、楊炎、王安石、張居正以及清代諸子魏源、洪秀全、曾國藩、李鴻章、鄭觀應、馬建忠、張之洞、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均有獨特的貢獻。以上中國經濟思想中，除了儒家思想仍站在比較保守的私有財產制和市場經濟以外，其他都隨著時代潮流而主張相當放任的市場經濟；法家表面上是站在比較嚴格的政府立場，不過從管子、商鞅、韓非諸人的觀點看來，仍給予百姓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就以道家言，以自然無為的目標，在經濟思想上比較少有建樹；就墨家言，一方面重視勞動，另一方面則提倡節儉。漢初采黃老無為的經濟思想，予民眾有充分休息的機會。後來因對匈奴用兵而加強生產與管制。桑弘羊的經濟政策，帶給漢朝相當安定和富足。王莽的王田和五均、六笎，立意也頗為良善。漢代經濟雖以農業為主，但商業也已大大發達起來。〔註4〕

魏晉以至隋唐，戰禍連綿，門第盛行，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唐代除了貞觀、永征、開元之世物阜民豐之外，百姓大抵因戰禍而流離失所，農村殘破，經濟蕭條。

宋代，重文輕武，對經濟頗為重視，但因國力始終積弱不振。自元以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是由國內經濟走向國際貿易，蒙古西征、鄭和下西洋、耶穌會東來等等都有助於國際貿易的拓展。清代自雍正以後，因王位繼承問題而中斷東西交流。鴉片戰爭後列強以其船堅炮利，打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隨著戰禍和不平等條約層層束縛，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當時有志之士紛紛起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以清末經濟發展配合著洋務運動。此後則「西化」之風甚盛，這是思潮的激盪，更促使中國社會、經濟的混亂。

西洋經濟思想的精義

西洋經濟思想發軔甚早，溯自上古希臘羅馬時期，但沒有完整的系統理論，使經濟思想成為一種科學。經濟學樹立完整的理論體系，應自亞當．史密斯（A. Smith）於1776年出的《國富論》開始，其為古典經濟學派奠定理論基礎。此後，英國馬歇爾（A.F. Marshall ）於1898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試圖將效用理論納入古典學派的理論體系當中，於是邁向新古典學派，充分流露出英國實踐的經驗論色彩。繼之，凱因斯（J.K. Keynes ）於1936年出版《一般理論》之後為新經濟學的開始，此書將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的充分就業假設予於推翻；而哈羅德（R.F. Harrod ）、道瑪（E. D. Domar ）等人進一步探討凱恩斯，使之動態化。然後，薩姆爾遜（P.A. Samuelson）等人又一步應用凱恩斯理論，使之形成經濟循環理論。1970年代佛利德曼（M. Friedman ）又重新將古典學派理論加以理論化。

兩百年多年來，西洋經濟思想獨領風騷。自從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後，經濟思想蓬勃發展，已成一有體系的社會科學，而且理論不斷推陳出新，新學說亦不斷出現。其主要內容為：

（一）1776年到1848年。此為一古典學派的全盛時代，重要的學者除亞當．史密斯以及李嘉圖（D.R. Ricado）、詹姆士．密爾（J.Mill）、馬爾薩斯（T.R. Malthus）、約翰．彌爾（J.S. Mill ）等人。其基本理論以「利己心論」為出發，為充分的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制為基礎。此外，在古典學派理論中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有某些特別的意義。古典學派理論在李嘉圖到達最高峰。

（二）從西元1848到1898年。由於價值理論無法解釋鑽石與水的矛盾問題，於是出現了效用學派。效用學派又有維也納學派和洛桑學派等之分。另外，在這個期間，非古典學派的馬克斯（K. Marx ）《資本論》極為重要。1848年為馬克斯（K. Marx ）與恩格斯（F. Engels ）共同發表《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enifesto），歐洲社會主義思潮興起。

（三）從1898到1936年。效用理論在歐陸發展以後，若干學者試圖將效用理論納入古典學派理論之內，其中以馬歇爾於1898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一書，成為此階段的經典之作。從1898年到1936年。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失業情況甚為嚴重，時勢造英雄，英雄也創造時勢。凱恩斯於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影響世界極為深遠。

（四）從1936到1970年。此一時期為凱恩斯經濟學的全盛時代。1970年以後到如今，曾經有弗利德曼對古典學派經濟學的重新解釋，但未能成為獨斷性的一家之言。

深化中國經濟思想

19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所採取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基本上是一條史密斯．凱因斯中國化的模式（簡稱史凱中國化）。其具體的內容為計畫性的市場經濟，或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但其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所以其應該是儒家資本主義，這也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當然的，這裡所說的儒家乃是現代儒家，此與中國歷代儒家的內涵均有所不同。然而其所重視的私有財產制度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也重視國營事業的某些功能。

四十幾年來台灣內部經濟制度與政策往何處去，此問題的爭論始終是存在著。具體的說，因為台灣的歷史與地理因素，容易與西歐、北美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在經濟思想上歐美等對台灣的影響比較大。所以主張台灣經濟「中國史凱化」的人士則亦大有人在，其自然也形成一個偌大的影響力量。這很自然的與台灣經濟「史凱中國化」的人士展開經濟政策大論戰，其結果有助於台灣經濟政策走向正確化。具體的說，台灣經濟走向「史凱中國化」的過去經驗是深深被肯定的。台灣經濟始終步入一條調和、中庸、務實、理性、一貫等的道路。這與戰後的美國經濟從1950年代的羅斯福路線轉向至1980年代的雷根路線（大搖擺）截然不同。何況這四十幾年來美國經濟政策始終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忽左忽右的經濟政策搖擺不定當中（小搖擺），缺乏一條可循的理性主義經濟政策。同樣情形也可以看出過去西德社民黨和基民黨的經濟政策歧見，英國工黨與保守黨之間的經濟政策歧見等。這些情形與過去的台灣均不相同。然而自從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嚴以後的台灣，經濟自由化加速，其方向雖然正確，但在經濟制度與政策上主張台灣經濟史密斯與凱恩斯化的聲勢加大，這何嘗不是台灣經濟何去何從面臨一個新的考驗。換言之，台灣經濟發展模式將明顯的走向一條遠離「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模式。台灣經濟在過去的四十幾年已創造了奇蹟，但最近幾年來，一般產、官、學人士卻是憂心忡忡。具體的說，目前台灣經濟必須一如往昔把握史凱中國化的道路（不是中國史凱化），否則將帶來台灣經濟的危機。

1949年後，共產黨在大陸所採取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基本上是一條中國馬克斯、列寧化的模式（簡稱中國馬列化）。其具體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但自從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的新經濟政策後，重新肯定中國文化。其經濟制度與政策逐步走向市場社會主義（或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等），這就是「馬列中國化」的道路，或可稱之為「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經濟制度在本質上也是肯定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制，但國營事業仍扮演著極重要而且關鍵的角色。

四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制度與政策也因為歷史與地理因素，必須多少嘗試著走老蘇聯的模式，但也不得不在某些時候走上遠離老蘇聯的模式，這畢竟中國文化與蘇聯不同。然而經濟制度與政策從「中國馬列化」轉變成「馬列中國化」的必然性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兩者之間的分歧漸走漸遠，因此私有財產及市場經濟的經濟逐漸被肯定。另外隨著蘇聯及東歐諸國在經濟制度與政策做基本的調整後，中國大陸也走出其獨特的經濟發展的模式，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意義。這個模式已帶給中國大陸經濟的騰飛發展，令世人刮目相看。具體的說，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必須秉持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把握「馬列中國化」的道路向前推進。

中國經濟的道路

自從美蘇等冷戰時期結束後，美國、西歐與俄國、東歐等的經濟合作與交流，美俄等經濟制度與政策逐漸的趨同。此後冷戰時期世界經濟的整合，其在產業、科技等各方面的分工加強。美俄等之間的誤解彼此化解，共同找出一條發展世界經濟的道路。基本上美國、俄國、西歐、東歐等地區由於誤解與分離，再由於化解而結合，這是後冷戰時期必然要發展的道路。若從長期看，上述從美、俄等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制度與政策將趨勢一致性。換言之，這些國家或地區將以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度為主要的經濟體制，其對於政府企業逐漸趨於否定，所以國營事業在這些地區的比重將是相當有限，取而代之是各國國內傳統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工具適用性的辯識問題。當然的，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政黨政治將分別堅持不同的經濟政策路線，一如過去的美國、德國與英國一樣。而18、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弊病以及20世紀以來共產主義的變向將是各國經濟決策的重要經驗與教訓。

同樣道理，在亞洲太平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制度與政策也將走出一條東方特色的道路。這將以中國大陸與台灣經濟制度與政策的趨同與融合最為典型。曾如前述，台灣經濟當步入「史凱中國化」的道路，而中國大陸則已步入「馬列中國化」的道路。經過海峽兩岸三地（台、港、大陸）的不斷交流，彼此將互相影響。顯然的，中國經濟將形成一條融合「史、凱、馬、列中國化」的道路。若從長期趨勢言之，中國的未來似將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合為一體而調和之，並形成另一新的模式，這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史馬中國化」的經濟。這種經濟制度與政策，基本上是以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為主，但國營事業與政府的經濟計畫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模式顯然與美國、俄國、歐洲等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有著顯著的不同。這個經濟發展模式勢將成為東方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其將創造21世紀為亞太的世紀，更具體的說，若此「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在中國落實，21世紀似將是中國人經濟的世紀。

「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是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羈絆的「實用主義」，這個理論與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不管什麼主義，只要適用於中國國家經濟發展的就是好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如今中共資深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所說的「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這個理論哲學正好與上述理論彼此相契合。

結論：華人經濟圈的形成

地中海是過去的海洋，大西洋是現在的海洋，太平洋則為未來的海洋。展望20世紀的世界經濟，亞太未來經濟的前景已格外引起世人的注意。其中未來日本的經濟仍然被看好，而中國大陸經濟威脅論（或言中華經濟、軍事威脅論）也被認為已經浮現。此一看法未必正確。然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美好前景是可預見的。自從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大陸展開一序列的改革與開放，其成效卓著。中國大陸已經連續17年來獲得高的經濟成長，其平均國民總生產為9.4%，其中以1991年到1994年，年成長率為11.7%，比之經濟已開發國家1.7%，開發中國家5.4%，高出很多。〔註5〕1993年中國生產總額為5,811億美元，居世界第七位。1990年至2010年，預估平均經濟成長率為8.25%。若依此標準，中國大陸經濟大約花20年可以趕上韓國，再花10年可以趕上歐、北美等已開發國家目前的水準。〔註6〕中國大陸儲蓄已高達35%，居世界第一位。到西元2025年，人口將達16億，而平均國民總生產將達15,000美元以上（目前平均國民總生產約為485美元）。就以世界貿易而言，中國大陸為世界上第五大貿易國。〔註7〕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潛力甚大，西方國家甚至於有「新黃禍」的預言，此值得大家注意。然而港、台、大陸以及海外華僑等的經濟實力至大，已成事實。1994年，台灣人口2,100百萬人，國民總生產毛額為2,442億美元，對外貿易1,784億美元，貿易金額居世界第13位，外匯存底超過一千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大陸人口12億人，外匯存底已超過730億美元，居世界第五位。香港人口六百萬人，國民生產毛額為1,170億美元，對外貿易3127億美元，居世界第八位，外匯存底430億美元。另外分散世界各地的華人共3,600萬人，其經濟實力相當雄厚。〔註8〕若以上經濟實力總和，總人口126,000萬人，國民生產毛額為8,312億美元，貿易總額7,278億美元，外匯存底2,060億美元。就人口言遠超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顯然的「中華經濟圈」的經濟實力將從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分裂出來，將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而中華文化將主導世界文化，華人世紀似成為21世紀的主流。

〔註1〕此一觀點作者曾於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台北「亞洲與世界社」合辦的「兩岸新關係」學術會議中發表。
〔註2〕魏萼，《中國經濟：回顧與思考》，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劉詩白、胡代光、魏萼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成都．四川省，1995年，第388-415頁。
〔註3〕牟宗三講（邱才貴整理），中國文化中義理開創的十大爭辯，《中國時報》，台北，1987年5月15日，第8版。
〔註4〕詹宏志編，《鹽鐵論》（漢代財經大辯論），中國歷代經典寶庫（開卷叢書），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
〔註5〕林凌，「21世紀的中國經濟格局展望」，邁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劉詩白、胡代光、魏萼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年（預定）。
〔註6〕同前。〔註7〕邱創煥：《中華共同體促進基金會發起宣言》，中華文化經濟論叢，台北，1995年10月1日，第1頁100頁。
〔註8〕同前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