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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夏潮集團成員的集結

由毛澤東刻意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中國大陸如火如荼的展開﹐這場溯延10年的運動﹐影響到60年代國際上反資本主義的狂飆運動﹐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日本的「大學鬥爭」﹐法國1968年5月學生運動。而1970年代留美的台灣學生﹐自然也逃避不了這整個狂飆的思潮﹐即使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知識份子﹐嗅覺敏銳的也感染到這股國際氣氛。本文要探討的是從國際潮流傳遞進來的左翼氣氛﹐在台灣本土是如何集結的。

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刻意與中共修好外交關係﹐進行乒乓外交﹐逐漸打開中國社會主義的內部訊息﹐隨著電視視訊的傳遞﹐留美的台灣學生﹐在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中﹐對台灣政權親美的反思﹐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認同」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議題﹐在留美學界被提出來討論﹐1970年的釣運基進的學生﹐選擇了較具理想性格的社會主義一方的中國﹐乃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使得在美國的釣運﹐由「認同運動」而轉向了「統一運動」。當時也在美國的林俊義﹐就這樣的描述﹕「任何在西方或美國唸書的知識份子﹐只要關心政治﹐沒有辦法避免掉接觸到左翼的思想﹐我不曉得要如何逃避﹐不可能的﹐只要你原本就關心台灣的社會﹐也嚮往從美國的政治社會學到一點東西﹐在美國的學術環境是沒辦法逃避左派思想的影響﹐連美國的知識份子都很難逃脫。可是接觸左派與是一個左派的信仰者是兩回事﹐以我為例﹐我也看了很多左派的書﹐然而我到現在為止﹐我碰觸到的學科﹐科學﹑核能﹑文學﹑社會等﹐多少都是反體制﹑反主流的不同思考的書籍﹐然而我的思考跟左派的思想未必有很大的關係。」（《訪問錄》﹐p73）曾是《文季》編輯的劉大任便是從文學的領域直接躍入政治社會運動之中。

但是也同為保釣的運動過程﹐以台灣土地作為認同的共同陣營﹐進入台灣本土進行政治社會改造﹐以社會主義的知識理念作為為改造工具﹐在當時也被廣泛討論著﹐而轉成只談在地的階級運動或者更激烈的是獨派的社會主義運動﹐林俊義就接觸過﹐在經過保釣後也會有人認為「去他的中國」﹐直接轉向本土化的運動﹐然而這種轉向似乎並不是一個純粹性﹐等待著更大的實踐經驗。因此認同於何處﹐就會決定存在於哪一種的思考框架﹐當時在美國的王津平就回憶從一個在反共體制教育下的台灣學生﹐進入了一個言論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後﹐卻陡然遇到國家認同上的困惑﹕「我整個是在建中被美國意識型態培養長大的年輕人﹐豁然發現作為台灣土生土長的中國人identity認同的問題﹐我腦筋裡都是美國的價值觀﹐而另外一個理智的聲音告訴我﹐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立足台灣﹐我要在那裡﹑往哪裡走？那時候的困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一個困惑。」（《訪問錄》﹐p44）

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必須在困惑的認同尋求出路時﹐必須決定﹐知識上及信仰上的去路﹕「我不能匡騙我自己﹐台灣雖小﹐台灣的偏遠地區窮鄉僻壤﹐我們都還沒有走過﹐我們算老幾？如果我們要對中國有貢獻﹐首先要為台灣有貢獻﹐要對中國有瞭解﹐宏觀的瞭解外﹐微觀的瞭解首先要從台灣開始﹐這是做一個人根本的東西。」（《訪問錄》王津平﹐p45）由此可以有較深刻的瞭解﹐北美保釣給予知識份子參與的運動的過程中﹐最大的影響是在知識﹑思考上的轉換﹐當政治意識被挑起後﹐「不滿」以及「實踐」的慾望無法再往回退縮到過去的教化反共思考體制了﹐「我想保釣運動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史裡的地位﹐就是讓知識份子有藉口﹐能對政治封鎖有某種程度的突破﹐也由此大家比較敢出來從事政治活動」（《訪問錄》林俊義﹐p74）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同樣的歷經保釣的唐文標﹐為什麼在回到台灣後﹐就積極與尉天驄等人針對現代主義的逃避思考的知識形態﹐進行強烈的批判﹐企圖在文學的理論﹑作品創作過程中﹐輸入具有批判性的現實主義概念﹐強勢而凌厲的文學批判態度﹐無法因為《文季》停刊而止息。美國台灣留學生並且藉著保釣運動﹐串連起海外的台灣留學生﹐蔣勳即是在這樣的串連裡面認識了唐文標〔註1〕。從海外經過社會主義浪潮回來的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實踐的渴望﹐1976年出刊的《夏潮》也就成了左傾知識份子最佳的實踐場域﹐唯一能吸引他們的旗幟。

隨著保釣運動在美國的開展﹐台灣學生強烈感覺到保衛釣魚台運動﹐應該是五四學生運動愛國精神﹑中國傳統的反抗精神的延續〔註2〕。保釣以及退出聯合國的危機﹐感染了愛國的危機意識﹐蘊含著對台灣前途的憂慮與五四精神實踐的騷動﹐從1971年4月延燒了半年多的保釣運動﹐要求具社會內容的民族主義的口號﹐銜接著愛國運動在此時響起。

台灣的保釣由香港僑生所點燃火花﹐無法確知僑生的知識傾向﹐然而僑生的資訊管道畢竟比起台灣學生暢通﹐因此即使是在戒嚴體制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仍然可能透過種種的傳遞機制﹐滲透入台灣的知識份子界裡﹐藉由能夠輕易取得國際資訊的大學僑生為主﹐僑生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成為國民黨資訊戒嚴下的漏洞﹐僑生不僅私下傳遞海外資訊給台灣的知識份子﹐且帶入台灣大學的校園。

1972年12月由台大王杏慶及王復甦發起的「社會服務團」﹐此種知青下鄉的社會意識﹐無法瞭解是否有著文革資訊的傳遞或者社會主義思想的滲入﹐總之它扣連起保釣愛國政治運動的政治意識﹐陡然轉向了社會意識實踐的運動﹐代表其具有知識及行動上的「自覺」。王杏慶等人醒覺到台灣知識份子必須「向社會進軍」﹐此由台大代聯會組成的社會服務團﹐（原名本為「社會服務軍」後由於台大校方覺得「軍」字太刺眼﹐要求改名為「團」）「社會服務團」的工作內容著重「社會調查」﹐分為五項目進行調查﹐包括勞工﹑農村﹑貧民﹑選舉﹑警民等五項。「社會調查」對於長期來被國民黨禁錮在校園的大學生而言﹐成為一種外向式與內向式的雙重反省﹐對社會內容一無所知的反省和最單純的知識份子自我救贖﹐在「社會調查」行動中不斷的被提出來討論。由保釣的愛國運動﹐轉向為對社會關切的初步實踐﹐為何會有這樣的自覺？

以王曉波而言﹐他自小生長在一個被政治迫害的家庭﹐過著貧窮困苦的生活﹐對於貧窮的中國人具有相當大的同情﹐「到現在為止還可以記得水滸傳裡的一首詩﹕『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淚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很強烈的一種階級對照」（《訪問錄》﹐p6)這種基本的人道主義在經過保釣運動的發酵後﹐自然拉高了王曉波自身的社會意識以及民族意識﹐「我們經過釣魚台事件發現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然後由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再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命運﹐跟到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也偷偷的看了一些書﹐譬如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下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尤其是自傳的第三章從皇帝到做人﹐我們看了很感動﹐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窮人﹐中國被壓迫的農民﹐怎樣翻身起來﹐然後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當時兩岸的資訊是完全隔絕的﹐我們認為如果中國是照Snow﹑照溥儀這樣描寫的話﹐我們覺得這樣的社會應該才是中國的前途﹐應該才是人類未來希望之所寄托。而且當時戒嚴時期非常嚴厲﹐我們看這樣子的書﹐甚至於只能躲在棉被裡看﹐看了以後還要濕掉半個枕頭﹐當時是這樣的一種情形﹐這樣子的一種思想感染下﹐所以保釣運動到後來的發展﹐我們就漸漸走向社會運動﹐然後有台大學生社會調查團﹐當時我們也到過最貧窮的農業區﹐到過山地去﹐到過花街柳巷﹐都市最黑暗的死角﹐去瞭解﹑去探望被損害﹑被污辱﹑被迫害的人」（《訪問錄》﹐p6-7）

王曉波有一種素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憧憬﹐自身成長感覺到的社會階級經驗﹐同樣在蘇慶黎身上﹐也可以找得到。然而蘇慶黎的自覺過程卻是在被刻意的教導下﹐形塑而成﹐蘇慶黎談到雖然其父親是台共黨員蘇新﹐然而直到大學前她並不知道她的父親的背景﹐反倒是教育她的姨媽﹐不斷刻意灌輸她素樸生活的社會意識﹕「姨爹﹑姨媽對我父親都非常崇拜﹐好像就是說為我父親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們一直希望不只把我帶養長大﹐希望我的教育我的政治立場也是一樣的﹐因為每天是那樣在生活所以我也不覺的有甚麼特別﹐當我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是如此地刻意﹐比如說我姨媽要去拜訪窮人﹐她會帶我去﹐她不見得會帶我表妹去﹐因為一路上她就要開始教育我窮人是怎麼樣﹐她說﹕我們都說窮人是懶惰﹐但是他們看起來又笨又懶惰﹐但事實上窮人是不是懶惰？是不是笨？我們家有時候被窮人偷了衣服﹐我真的看見他們偷了衣服﹐但是我姨媽說我們不可以去抓他們﹐因為他們貧窮沒有衣服穿﹐但是誰使得他們貧窮？是這個社會使得他貧窮﹐她一再的重覆﹐就是說這種給小孩子社會主義的教育﹐在我小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包括我們怎麼去對待那些傭人﹐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像其他有錢人家那樣對待傭人﹐其實小時候常常覺得傭人是頭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好像會告狀﹐根本不可能去欺負傭人或虐待傭人﹐所以我也許也不須要去念甚麼馬克思﹐我想我對階級的看法就會很素樸的接近馬克思﹐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訪問錄》﹐p86）

由此可以瞭解王曉波﹑蘇慶黎﹑王杏慶等人本身擁有的素樸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悶局的情況下是被掩藏著的﹐一旦客觀的環境上有著劇烈的變動﹐這種素樸的社會主義潛意識立即跳脫出來﹐成為積極實踐的能動力。如同本為自由主義者的陳鼓應﹐1972年6月赴美﹐9月返台﹐「已將他原來對西方的態度和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做了調整」〔註3〕﹐態度轉變﹐大肆反美﹐而與王曉波站在同一戰線極力抨擊帝國主義與台灣的「文化買辦」〔註4〕﹐在台大掀起保釣的幾個知識份子﹐潛藏著的社會主義意識﹐與島外的左傾知識份子的結合﹐形成一股共同的「自覺」共識。

在台大所掀起的這一整波的運動風潮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識主軸正緩緩的集結運作著﹐「那時已有一些同學開始聚集﹐比如說王杏慶﹑王曉波﹑徐正光﹐王曉波比我高兩屆﹐徐正光可能多好多年﹐就是一票這樣的人﹐包括一些僑生﹐我想他們都有很素樸社會主義的思想﹐很素樸﹐就是說﹐沒有經過很理論化的。」（《訪問錄》﹐p87）蘇慶黎描述以台大哲學系為主﹐以及包括徐正光﹑鄧維禎及王拓〔註5〕成為強調民族主義而有素樸的社會主義的這一群﹐藉著不斷閱讀由海外保釣滲透入台灣的資訊﹐集結成一個小群體。

當時學術圈知識份子的發言空間以《大學雜誌》為主要向外傳輸媒介﹐南方朔曾透過黃默的文章指出「促成當時『知識份子』集團集結於《大學雜誌》的主因﹐可以說有相當程度的受到國民黨鼓勵和默許」〔註6〕﹐然而《大學雜誌》所集結的知識份子﹐卻有極大的異質﹐它是在台灣土生的知識份子與出國留學放洋後的知識份子的聯合集團﹐意即「土」﹑「洋」兩系知識份子的聯合﹐「由於基本特性的差異。『洋』的一系代表人﹐其所存的思考方式是官方式的思考方式﹐而『土』的一系則並非如此﹐其奪權的方式是典型思考方式」〔註7〕﹐「土」的一系包括有台大的五名學生﹐分別是王杏慶﹑錢永祥﹑陳玲玉﹑王復甦﹑洪三雄﹐以及編委陳鼓應﹐常委張俊宏﹑許信良〔註8〕等人﹐但是在「土」系裡有不同陣營的分裂﹐南方朔進一步的分析﹐「在『土』的一系中﹐若干極力主張進入決策層者﹐將選舉視為知識份子參與決策﹐獲取政權的唯一途徑」〔註9〕﹐以選舉進入決策層者即為張俊宏﹑許信良等人。

〔註1〕參見蔣勳訪問稿﹐台中﹐1995.1.12﹐蔣勳與唐文標的認識過程﹐依照蔣勳的回憶是因為歐洲通訊﹐以及雙方不約而同對楊牧文章的批判﹐意見一致﹐開始了通信上的聯繫。收於《訪問錄》﹐p95。
〔註2〕1971年4月13日在台大首先貼出來的保釣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即為1918年五四運動時的口號。
〔註3〕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4卷6期﹐1978.6﹐p44。
〔註4〕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上）﹐p170。
〔註5〕王拓表示他首先認識王曉波與陳鼓應﹐之後「當然曉波身旁有一些國外保釣運動領導的核心人物﹐我跟他們在一起又能聽到很多有關政治﹐也聽到雷震﹑殷海光﹐羅素﹑自由主義的東西﹐透過他們我就開始去閱讀﹐閱讀就開始有反權威的思想」﹐收於《訪問錄》﹐p44。
〔註6〕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二）》《夏潮》4卷4期﹐1978.4﹐p51。
〔註7〕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4卷6期﹐1978.4﹐p47。
〔註8〕同〔註5〕﹐前引書﹐p62。
〔註9〕同〔註5〕﹐p63。【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