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這個我站著

那天那個中文化名的馬君（Matei P. Mihalca）來訪談我，始終沒有說會發表我的談話。他自己介紹是來台研習中文，是個學生，沒有半句話暗示他是記者或冒牌記者或自由投稿人或鬻文人。當我知道他是匈牙利人或原籍匈牙利，不是真正的美國黃蜂（WASP），我乃遵照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匈牙利說匈不凶，有牙幾無牙，牙也不利），我乃傾心交談，把胸中塊壘全部拋出。我原本準備好的一頓「罵美國」，發現他不是美國人後還是照罵出來，把他當成同情聽眾。

馬君能聽能講中文，我們用中文談；用母語發言，我乃發洩得如海蛇般肆無顧忌。其實，就算他是WASP（那豈不更好！），就算他事先說明，我的談話可能見報，我想我不會因此減損一字。馬君在《華爾街日報》對我的渲染我不在乎。只是他事先不打招呼，就把我的精神瑰寶悄悄拿去跳蚤市場換幾個洋銅板，在他有違誠信原則，在我似乎是阮籍的褲襠裡溜進來一個CIA。 其實，我的觀點我的立場，老早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情事，馬君把它在所謂的國際媒體一登，算不了什麼洩密曝私。 只是，他那CIA或WASP的口氣，似乎把我一個堂堂六尺中國男子漢之軀說成一個「小巨人」；把我供奉在神龕中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說成了一則天方夜譚。這叫我心中有點發毛──只是發毛不是發火。

近年來，若干海內外華文媒體，時而對我以「晚節不保」相責，比如《新澤西時報》在援引支持馬文之餘，更呼我為「怪論作家」。故在此我有再一次申論我的立場的必要。我的立場其實只有八個字：「反基反西，熱愛中國」。人是個歷史產物，我生活在歷史中。無人能超越歷史，瞎子聾子瘸子也只能走在歷史的道路上。那麼，中國近代史注定了我的──更是我們全中國人的──反基督反西方的道路。什麼力量是從哪裡打過來，你便向那力量打回去；什麼壓力從哪裡壓過來，便向那壓力頂回去。這是求生存的簡單物理，簡單人理，動物理。除非這動物病了死了，那麼聽任那力量打擊，隨便那壓力施壓，壓死壓碎為止。倘使這頭狼還有一口氣，你打它它不反口咬你，倘使這獅子醒過來，它能不張大口對著它的獵人？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有人說，你不能反西不能反基，反了便沒理性。我們只要問：基督教一手捧著聖經一手捧著鴉片煙（第一艘進入廈門港的英國商船，左舷卸聖經，右舷卸鴉片煙，有史為證）打進中國，這可曾有理性?!火燒圓明園，有無理性?!過去是野蠻時代，大家無理性，但現在又如何？美國會決議不准中國辦奧會，可有理性？圍堵中國可有理性？不讓中國入世貿，可有理性？理性不過是強者自我合理化的鬼畫桃符。這世界從古到今就是力的世界，這力宰得了你，你就認了吧，你有力你就宰人家。拿力量反擊力量，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力量，有什麼正義！有了力量，要什麼正義！反正，一百五、六十年來的中國夠委屈太委屈了，要講正義，可以講到天荒地老！講，有什麼用？直到中國的核彈火箭加上10%的經濟成長，這才讓正義似乎有點聲音，讓人不得不聽，而人家聽得見的還是那背景上的爆炸聲。

我們若是不反基反西，那麼像過去一百多年來那樣，繼續生活在基督教文化的陰影下，繼續生活在西方帝國主義或軟或硬的壓制下，那種被殖民的日子我們已經過了百多年，我們還想繼續這樣過下去？香港不必收回，澳門不必收回，台灣不必統一，看到洋人總是掩面自慚，低下頭去替洋大人擦皮鞋、撣掉西褲管的中國灰?!這種日子中國人過過，這種日子中國人不能再過！說來說去，這也不是「人」過的日子嘛，所以，中國要反，中國人要反，要反掉這個18、19世紀傳下來的帝國主義框架，徹底擊碎這個框架，若不是在全世界，至少在自己的世界。中國人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沒有別的什麼。這就是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這就是真正的民族自由與國家自由。

我曾經被諷喻為新義和團。時間若倒流，我會做一個老義和團。義和團，在技術層面上雖然可憐的愚昧，在動物性與人性上，他們還算是人，而這使他們遠優於手捧聖經的當時的中國新紳士。古今的中國新紳士淑女們，在洋化的壓制與浸淫下，乖順地讓自己的人性動物性從腳板流出，讓自己變成了一種植物；對於世局氣候的變化，對於刺激，對於壓力，反應那麼遲鈍，比老的新的義和團都遲鈍多了──較發達的是他們哲學式的哂然一笑，把百般摑打吞下去而後嗝成一聲輕喟。

反抗是生命的一種表現，壓力越大打擊越大，反抗也必須加大，與之頡頏，超而越之。一百多年來，以基督文化為精神主幹的西方帝國主義，包括背土離鄉脫亞入歐的日本帝國主義，他們摑打中國，壓制中國而企圖壓死中國。這是往史也是今史。那麼反抗是必要的，反基反西就是天經地義的！不能讓西方舞台再演獨腳戲，不能讓西方神廟再香火鼎盛下去！難道西方洪流要一直流，流到基督教的世界末日？那麼，亞洲人、非洲人、中國人，白白枉來世上一遭?!在西方世界的「封建王朝」中，這些人要永遠世襲著農奴的身份？何況中國人，曾經是人類中的貴胄，曾經是宇宙之王！這舊日的身份必須恢復，這往昔的榮光必須重獲，而且加倍地發光。

誰也不必也不能否認西方有其成就，有其優秀，但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成就與優秀是屬於西方的，為西方所有。西方在自己的世界中享受其成就與優秀之餘，不思自囿自制，溢泛於外，便變成了企圖主宰世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東方而言，西方文明之東漸只是手段，目的是宰制東方。

西方如今所嚷嚷者，總是要求中國接受西方之價值觀，民主制度與個人自由主義。似乎能讓中國接受這些，讓中國與之同質化，則天下太平矣。但同質化不能保證開萬世之太平，就算是Pax Americana或Europa也可。 理由很簡單，同質化並不理所當然地意謂和平共存。兄弟姐妹當為最高同質，而兄弟姐妹鬩於牆者比比皆是。歐洲各國當為同質體，歐洲各國之間歷史上豈無戰爭？英美原為同質，甚至同體，為何美國叛英而獨立？人類間的鬥爭或競爭，並不在於同化他人，而在於宰制他人。誰做主誰做奴，才是人與人爭的最終目的。

所以，西方世界今天向東方世界鼓吹其文明文化，想必亦瞭解「同質並不同利」這點簡單道理，想以同質化建立世界和平，其間並無邏輯。然而，為何今日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作為攻堅之武器，無他，西方以炮艦為主攻武器之時代已過，以原子彈攻日本之方式已過，以貿易經濟為主攻武器會遭遇更強力之反彈，所剩者屈為其「民主自由人權」等軟件而已。

這「民主自由人權」之軟武器，披著救人救世的道德外衣，好像說你們接受了我的民主自由人權，你們便得救了。可是，這不是炒歷史之現飯嗎？西方世界曾經舉著十字架捧著聖經走入東方，走入中國，試圖以耶穌之道拯救有色黎民，試問東方黎民何曾得救？反而是舉國陷於更深的災難之中！

東方之得救，靠的全是東方人民與各別國家之自力救濟！而自力救濟之第一步，民族解放或國家解放之第一步，就是掙脫西方之殖民主義，掀翻西方之宰制！一言以蔽之，反帝！

退一萬步說，西方是那麼善心，中國是那麼孺子可教，於是在太平洋此岸出現了一個黃色的「美利堅翻版」，於是太平洋東西兩岸各矗立一個偉大的合眾國。你以為這世界就太平了？太平洋就從不揚波了？非也。這就形成了一對孿生兄弟要爭奪一份祖產的局面。你以為不會，你以為白皮美利堅人會禮讓？你以為黃皮美利堅會禮讓？大家都是以民主自由為本，但是民主自由的課文裡又沒有孔融讓梨一課。既無禮讓，只有互鬥，而歷史上民主國鬥民主國，自由國鬥自由國，自古希臘已屢見不鮮矣。實則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價值體系是一種自家享用的珍饈，一種國內流通券；它們不是拿來規範國與國的行為準則，在國際間是不流通的。實則，民主國在國際上最不民主，最不講自由，最不講人權；它們講的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野蠻主義！誰是最大的國際煙毒販子？誰以經濟封鎖令伊拉克古巴的兒童大量死於營養不足？

所以，西方向東方尤其是中國猛灌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這些價值系統本質上的優劣長處短處姑且不論，傳播這些價值的西方人的居心，他們的真正目的，還是從古到今一以貫之的：並不真心想把你西化，只想把你奴化。此話怎講？那便是以民主為楔製造地區與地區的分裂，以自由為楔製造人與人的分裂，以人權為楔製造人民與政府的分裂－－從而統馭宰制這盤分裂局面。因為，簡簡單單一句話，西方怕的就是中國之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就成奴役。以自由民主人權為軟武器，以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使中國重回一盤散沙，則西方美國還可以高枕無憂，進可以一圓再圓宰制中國之夢。這個世界不是一個「與人為善」的道德世界，而是一個「捨我其誰」的爭霸世界。人們常說美國有使命感，好像要「替天行道」，其實，它是要「替我行霸」，只要大家奉我為霸，各位言行可以自行其是：跟我一樣， 很好，不跟我一樣，也沒關係，重要的是你得聽話。

英諺有Live and let live，你活你的我活我的， 這英諺的智慧不被西人自己所理解，反倒被中國人從古體現到今。試問中國長城不就是這麼個象徵嗎？你胡人在城牆外活你的，我漢人在城內活我的。氣氛好時，打開城門互市互貿一翻，氣氛不好，有牆相隔，多少是個緩衝──除非你一定要打進城來，那我得把你打出城去。長城之設，是有點不爭氣，劃地自限，苟且偷安於一側；但是這種消極心態，在未來擁擠而多極的世界可能是一個積極而必需的心態。少管別人的家務事，才是最佳策略。（這裡，我要讚賞中國的外交五原則，那真是建設一個和平共處大世界之唯一準繩。)

現在，我們來談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當下的目的而言，可以合稱為國族主義。國族主義有人說是他生的，即一個民族國家受到異族異國的侵略壓力，起而自衛自保，乃形成國族主義。不過，我想這裡面也有自生成份，像同種的魚或鳥總是同游同飛在一起，血緣自然令它們合為一群一族，乃成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矣。中古末期是歐洲國族主義興起之時，法國的聖女貞德牧羊時聽到大地的呼喚，叫她揭竿而起，驅除英人英軍，英王亨利六世的人馬乃敗退英國，法蘭西乃解放獨立了。16世紀的英國，愛國主義抬頭，群眾熱烈擁戴伊麗莎白女王，主要之刺激力來自西班牙的兩度以無敵艦隊試圖侵滅英國。所以，國族主義之自發他發成份皆有。我們中國人若無近代列強侵華的慘痛經驗，大概不會有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不會有貌似國際主義實則十分國族主義的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裡的國際主義成份實在要為60、70、8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虛無主義負根本責任，以致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們在早年居然可以視「美國為祖國」！現在，中國年輕人猛然覺悟到，西方美國所反對者不光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北京政府，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全中國，整個中國！所謂「中國威脅論」，並沒有加上「共產」或「紅色」中國威脅論；若是國民黨能像共產黨率領中國騰飛起來，西方美國照樣會大叫「中國威脅論」！若果今天的台灣是她現在力量的百倍千倍，西方美國一樣會喊「台灣威脅論」，無他，新興的力量必然會遭到老力量的打壓排斥；新力量，無論是什麼顏色相貌的力量，總會對舊力量已經主控的架構形成解構性的撞擊，舊力量焉得不大呼「狼來了」?!美國人大事鼓吹國際主義，而實則國際主義的帽子下蓋著的是美國國族主義。試問一個極小極小的問題：美國通過聯合國援助非洲的糧食袋，袋上不忘印上星條旗。請問這是什麼意圖？為什麼不印聯合國旗？還是說星條旗可以取代聯合國旗？歐洲人推行全球主義，實際上是將歐洲主義推向全球。哪個國家能沒有國族主義？哪個民族能不以自己為本，而建立自己的民族主義！

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人醒過來，說說「不」，叫叫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居然遭到包括台灣若干人士在內的「國際界」，痛斥為狹隘的，偏激的，沙文的等等。這好比是做賊的大叫捉賊，男盜女娼的反誣良家男女。假使美國揮起它的美國國族主義的大棒子向你打來，你若是不以自己的國族主義還擊，那你缺乏做人的最基本的動物性，你是草木石頭，任人踐踏，你不配生活在世界上！

西方美國看到自己的國族主義遭還擊，乃以還擊對還擊，把自己的更大更毒的國族主義掩飾在一邊，群起還擊中國的國族主義，這是東西鬥爭的一部份，在戰爭原則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個大差別，就是一百五十年來，時至今日，西方美國的國族主義，它是侵略性的，它膨脹而成帝國主義，向中國乃至東方及非洲，實施巧取豪奪攻佔侵略；是在這種壓力下，中國的國族主義乃起而奮戰，企圖自保自衛，所以中國的國族主義是自衛的，它就像長城一樣，是防禦性的。（中國人是很有傳統性與一致性。）所以，無論國族主義在本質上在國際互動上是好是壞，是建設性的或破滅性的，以防禦性的國族主義為自衛城堡，中國有千是而無一非的。因為，逆向思考便是要求中國放下盾牌，任人宰割。這太不人道吧！

侵略者打壓被侵略者的國族主義，這可以理解。難以理解的是若干算是中國人的「人」，比如那些入籍美國西方的民運份子，那些美國西方孕育出來的台灣知識分子，竟也抨擊中國國族主義之興起。《中國可以說不》與《中國還能說不》這兩本在中國大陸，甚至在中國台灣大為暢銷的書，居然遭他們大事撻伐攻擊；好像跳樑小丑，跳上了世界公民或國際主義的樑木，他們自以為超越超前地鄙視輕蔑這12億人的共同心聲與血脈激流，這撮人真是「忘了我是誰」。美國人為美國利益說話，他們也為美國利益說話，與美國人拼在一起比一比，他們就像受了金山核電廠輻射的曲背魚，活是活的，活得不像真魚──大概是想變成癩蝦蟆。

今天的若干台灣人，尤其是年輕的一輩，政治情感冷漠，有的冷漠到近乎零。有的年輕人，像大學生們，把自己的政治意識長期封鎖壓抑住，以致一點點火星也給冷灰壓熄了。究其原因，是40年來，大家的意識碟型天線全部開放對準西美衛星，收到的全是西美電波。他們習慣地、情緒上地不願把天線轉向對準中國大陸的衛星。積極者是「凡中必反」，消極者是「見中必厭」，而厭反之餘，自覺內心又沒有兩大袋鐵沙壓得住內心的空虛！

台灣人的心態很複雜很矛盾。說得好時，台灣已經是個多元社會，說得實在點，台灣是個亂視散光的社會；它有很多焦點，卻沒有一個抓得住耿耿忠心的最亮焦點。你說台灣人是中國人嘛，他自己覺有點像日本人；你說他浸潤在中國文化中吧，他覺得西方文化應該是較佳選擇。要說肯定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或美國人，卻又自覺台灣這個靠背山不夠大，不夠厚，不能否認地是底子薄。也許李表哥是這個心態的具體表徵，體內流著一半中國女人的血，他那一半日本男人的血大叫：「自覺可恥！」那麼當初你何苦姦淫這個中國女人？又何必何苦生下這個雜種？而如今六、七十歲了，除非放血換血──那是有生命危險的──就只有直到老死擺脫不了這血脈中的矛盾，內心裡的二分鬥爭──這種人晚上還能入睡，真虧得他還有幾分矛盾統一的能耐。所以，台灣這個多元社會，多元歷史，多元人格的特質，令台灣人無所適從，向東也不是，向西也不是，到那兒都有點歸屬感，又不太有歸屬感。這種內心深處的Schizophrenia令台灣人得不到一種精神上的終極歸宿，他矛盾、不安、惶恐，惶惶不可終日；於是，要勉強過日子，他需要麻醉，這麻醉形式從求神拜佛，拜金主義，到酗酒飆車，不一而足。林林總總問題的大根源在那裡，就是內心沒一支定位的錨！這支錨必須拋在一個民族裡，一個文化裡，一個國家裡，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裡。台灣知識份子間有一句時髦話：「何必背起中國的歷史，那多累呀！」可是，沒有包袱的人就像一片枯葉，隨風飄呀飄啊。其實，這還是有解救之道：體內有兩種血液的人，那注定是個死結，解不開。體內血液單一的人，倒只要調整調整自己的意識天線，把天線對準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電波，假以時日，會洗心革面的。

像台灣這種缺錨缺定向的心態，最是帝國殖民主義的沃土。一位有識之士曾經感歎：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美化得徹底的菲律賓，都有Yankee go home之聲，唯獨台灣從無此聲。那麼台灣到何處去？真變成美國第51州？恐怕美國不敢接受。變成日本的九州之後的十州？美國不敢，日本敢?!可憐的台灣大概就這麼留在Limbo之中， 在國際的風雨中飄搖，作為帝國主義者一顆甘願或不太甘願的棋子。作為「悲情城市」，台灣的確悲情得從頭到腳，內心沒有定位錨，表層又被人家隨意擺佈！這是帝國主義者為台灣設定的命運，也是台灣當今統治者自擇的命運，真是悲呀悲！

所以，當台灣出現一些聲音，要求為台灣人內心拋下一個錨，試圖為台灣構思一個穩定的位置，說白了，就是試圖為台灣找民族之根，國家之認同，試圖糾正台灣的宿命，帝國主義的媒體與爪牙便驚呼起來了。他們怕丟掉了這顆棋子－－當然他們不在乎台灣繼續留在「悲情城市」中！

這也難怪像馬君與《華爾街日報》（還有什麼媒體更是美帝之喉舌?!）看見了聽見了我們的「陽謀」，光明正大的陽謀，轟轟烈烈的陽謀，他們卻大驚小怪地好像發現了什麼「陽謀」，故意聳人聽聞地加以「揭露」了。馬君說我是利用了台灣提供的自由環境，西式的自由，來宣揚我的思想，而西方自由又是我這姓顏的所反對。要知道，自由之價值在於自由之為用。宣傳吃人的帝國主義可以有自由，宣傳反帝反而是盜用濫用自由？馬君與《華爾街日報》著文載文抨擊我們，這不是打壓我們的表達自由嗎?!美國人有自由喂貓養狗的一周食物量，可以令一千萬非洲人免於一個月的飢餓（根據最近羅馬世界糧食會議報告）！這種自由是不是邪惡的自由?!假使人類有免於飢餓的自由，則美國不應該有餵狗養貓的自由！邪惡的自由正是世界之惡癌，西方世界收拾起你那些邪惡的自由吧！讓我們將自由作美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