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的兩岸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1984年5月開始的蔣經國第二任總統任期，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已經開始醞釀，而蔣氏對政治民主改革的允諾，以及他個人健康狀況的並不樂觀，使得台灣內、外的統、獨人士與派系都以一種坐待其變的態度，注視著或等候著蔣氏可能採取的實際做法，這也包括了關鍵性的他是否將明確的指定或安排其繼任人選。但蔣氏的健康在其第二任內快速惡化，與此平行的則是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所帶動的選舉熱，選舉熱又帶動一股以清算國民黨的或蔣氏父子的在台統治，內裡則包裹台獨訴求的政治熱，其目的則似乎是為了否定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與代表性，藉此一併否定掉一旦國民黨與共產黨做涉及兩岸統一問題之談判時之有效性。這也就是說，在蔣經國逝世之前，台灣在因應大陸的「和平統一」呼籲的大陸政策作為上，已經進步到解嚴與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但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合法性」，卻遭到前所未有的公開質疑與挑戰。同時，台獨的理論與政治主張也儼然躍登為「台灣前途選擇」的非官方或民間的一個要項。也因此，蔣氏在1987年底做成的解嚴與開放探親政策選擇，便不免被有些人解釋成他是為了平衡台灣內外高漲起來的台獨逆流，所發出的垂死掙扎，因為他隨之即猝然而逝。此一說法亦間接暗示了蔣氏臨終前是否有意與中共做進一步接觸與安排以謀求國家統一的揣測。

1988年初以後，台灣因強人去世而留下的權力空間，自然是美國—中共—台灣這個三角的各方須予注意的問題，它涉及了如何填補、分配與運作才不致有損各方原有的利益之微妙互動，因此它便不可能僅止於是台灣的內政問題，而且我們也可以瞭解，這個三角之中在這一問題上最佔優勢的一角，應該是那個能較早的關心這個問題並預作綢繆的一角。至於對中共而言，蔣經國生前的政策，在所謂「後蔣經國時代」（The Post Chiang Era），究將以政治的民主改革為重？抑或以國家統一為重？中共認為，由大陸遷台的國民黨高層人士，在國家認同與兩黨關係上，跟他們擁有一定的「共同語言」，相信終將可以與蔣氏在合作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上取得妥協或共識。但是蔣氏之死，以及立即引發的國民黨上層的「主流、非主流」權力競逐與其結果，敲碎了中共原先的樂觀期望。中共發現，蔣氏生前的「本土化」政策，在這個時候給他們一個難以使力的窘境，但也似乎因為如此，中共方面開始通過以某些特定的個人講話的方式，多次表達了他的「不排除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幾個條件（情況），而其核心應該是：一、台灣明白的搞獨立；二、台灣與外國結成以中國大陸為敵，且將有實際（軍事）行動的聯盟或主從關係。

中共是運用這樣的一種技巧，在面臨他所難以明瞭或預知的台灣權力更迭所造成的改變究竟將是什麼的情況下，設法固定台灣的現狀，使之不至於出現令他困擾的問題。

蔣經國亡故後在兩岸關係的曖昧時期，中共方面放出「不放棄使用武力」的風聲，其動機與目的何在是不難理解的，但也因為如此，蔣經國生前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所留下的遺產（Legacy），卻藉此升高與強化台灣行之有年的「親美反共」政策與宣傳。在蔣後，它甚至是一個國民黨、民進黨合作的普遍、深入且持續的行為，我們可以舉一個小例子來明瞭它的效果。去年5月，一位大四的學生在他的期末試卷上這樣表達他對中國的感覺：「中國對我而言，他是同胞又兼具敵人的身份，他給我的印象是文革之後，其國人『心』的品質降到了最低。貧窮，缺乏真誠是地理、歷史課本外的另一個印象。對台灣而言，他就像一個專門拐騙兒童的流氓，一方面用虛假的面目來討好、來引誘；一方面又以力氣去恐嚇別人不得與台灣交朋友。對世界而言，他又像虐待兒童的父親；老是講著『這是我的家務事，別人管不著』的話。他是個重要人物，因為他地廣人稠，物產地礦豐富，故大家多半敢怒不敢言。」（1995年5月26日）

1979到1988年初的十年兩岸關係，於今回顧起來，它是一段值得稱道與懷念的時光。我們似可作以下的幾點歸納：

（一）79至88的十年，是台灣海峽寶貴的10年和平歲月，這對至少包括台灣、福建、廣東、浙江等中國的省分之建設繁榮，是一積極的條件。這個10年，也是美國經營組建的美—中（共）—台三角實際運作互動的十年。美國與中共的「正常化關係」，以及美國與台灣以《台灣關係法》為規範的非官方關係，使美國握有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的不遜於海峽兩岸當局的優勢影響力。這一事實所造成的後果是：一、中共向美國承諾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使它居於消極地位，在中國統一這個問題上，只能反對台灣獨立，而無法要求或迫使台灣跟它統一；二、台灣可以利用美國為其庇護，無限期的維持既有之「現狀」，閃避統一問題；三、美國細緻的操控著大陸期盼他在統一問題上不為掣肘，以及台灣乞求他助其一臂俾可長與中共或大陸分庭抗禮的這一三角關係，而在其中從容的鞏固與擴大自己的國家利益。

（二）79至88的10年，因為蔣經國個人主導的台灣對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政策的因應大計，使得分持統、獨立場的政治人物，皆以為自己的主張是可能在蔣的領導下實現的，這也造成他死後統、獨爭議在台灣的公開化。但這政爭的不公平性在於：一、在台灣傾向台獨的人士，可以明白的以台獨結合美國的利益發言，但多數傾向統一的人士，則因不知道統或被統是否與美國的利益一致而不免氣餒詞窮；二、國民黨執政下的長期以僵化庸俗的反共、恐共為教育、宣傳內容，使他自己與台灣廣大民眾皆習以為常的拒絕瞭解中共，連帶的對中國大陸麻木冷漠，自外於國家民族之共同命運，這造成一種在面對中共時的泛懷疑主義，以致難以作出明確的決策或思辨，這又造成一種逃避主義，從而提供台獨主張者「建立東方瑞士國」的宣傳效果。

（三）79至88的10年，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中共興致盎然的推動其「對台統戰」工作，其中固然帶有對蔣氏的某種想法，也包含有因與美國結成共同戰略利益聯合所獲致的自信。中共在這一期間認為「祖國統一」乃是一「水到渠成」的大勢所趨。但88年初蔣氏乍然殞落，李登輝先生補位接班，頓時使中共對台工作的研究與決策部門意識到，台灣內部長期的反共、恐共與親美、親日，已演變出一種很可能是反中國、反統一的思想傾向，而為了不違反當初對美國、對台灣所承諾的和平解決原則，80年代末的對台政策便仍須是懷柔羈縻力求穩住現狀的，不能讓它朝惡化發展給台獨製造條件。因此，肯定國民黨，譴責台獨，便仍是中共必要的政策選擇。但總的看來，這未始不是中共當局對台灣問題的一種乏技可施的狀態。

三、台灣分離主義勢力抬頭與兩岸關係難題

「台獨」問題在中共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國家統一方案之後，變得更加複雜，其主要原因，我們似可作以下的分析。

（一）必須認識到，所謂美國在東亞或遠東的國家利益，與此前來到中國進行冒險的其他老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之並無不同，在於這一類的利益最根本的保證，還是以武力為核心的。這也便涉及美國利益在東亞的假想敵與設置軍事基地保護美國利益的問題。

對美國而言，台灣是他與日本經過慘烈的太平洋戰爭獲勝後被解放的戰利品之一，當然不願拱手讓人，即使萬不得已，也不能讓他落入假想敵之手。但此一對台政策底線，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展開之後，遭到致命衝擊，因為美國從未敢公開的正式的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美國必須擺出他對中共的「和平統一」對台政策的欣賞姿態，這使得他無從影響、改變或限制中共對台灣的「和平統戰」主動，也就無異預示了台灣終將與大陸統一。因此，美國乃必須充分用力於影響、操控台灣，使台灣能抗拒中共的「和平攻勢」，不發生危及美國利益的海峽兩岸統一，這也包括如果中共企圖動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或美國加上台灣與其他方面的軍力，能夠嚇阻或足以自衛的必要準備。

（二）為求更有效的操控台灣，使之與美國國家利益配合無間，最好的方法應該是使台灣成為美國的第51州，次好的方法則不外是使台灣住民普遍產生「遠離中國」的自覺，並衷心的視美國為其保護者。今年3月總選舉期間，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戰鬥群向台灣移動，在台灣贏得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三黨人士分別的感謝發言，甚至演出呈遞「感謝書」的一幕，說明美國在台灣長期工作的成果驚人。

1970年「四二四」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今年返台後，在一場歡迎會中演講說，他之所以要做那件事，有三個考慮：「第一，蔣介石用了不少時間、心力培養蔣經國。蔣家頂的畢竟是『民國』的名義，太子爺不能理所當然的繼承接班。蔣經國從主持特務工作開始，進而掌握軍權，進而主持政務，在這個很長的過程裡，蔣家父子必須擺平、安撫很多國民黨勢力。如果這個接班計畫被打亂了，黨內的權力鬥爭必須重新開始，故鄉的政治空間也許可以打開一點，故鄉的政治光譜也許也可以藉此打寬一些。第二，美國政府邀請蔣經國訪美，有終於批准、接受蔣介石皇朝設計的意思。我們各種台灣人必須對國際社會有所宣示。第三，希望透過這個行動，能對國內外的反對運動和民主運動，有鼓舞、激勵的作用。」（見1996年6月30日台北《自立晚報》）

黃文雄的三點考慮使他「義無反顧」的在美國向蔣經國開槍，「逼使蔣經國不得不開始在黨和政府引進更多的本省菁英，……這是一種本土化」。（見同前）事實上，經過1970年4月蔣經國在紐約遇刺，71年上半年爆發美國與台灣各大學的「保釣運動」、下半年中華民國喪失其在聯合國的席次，蔣經國在1972年始正式且大幅度的展開「政治本土化」。蔣經國在這一形勢下，選擇以「本土化」政策來因應邇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所面對的多重危機與壓力，透露出他是在從他父親的陣地退卻，這當然是向美國屈服讓步，也無異打開台灣政治民主化與「台獨運動」之間的柵欄。

（三）在今天，我們應該看到，蔣經國在台灣的「政治革新」，其實就是許諾將全面的用「省籍青年才俊」來替換他父親的外省人老班子，這固然合於「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遊戲定律，但在當時的台灣，它還包含有另外的意義：一方面，蔣經國與其智囊們設計與推動的「本土化」政策，有其未雨綢繆的防範功能，目的在於杜絕中共在爾後可能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號召，影響台灣青年認同大中國，而衍生終結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或國民黨的後果；二方面，這一政策在台灣的現實社會中，卻被多數本省人公認為是「外省人將（政治）權力交還給本省人」，因此，既然外省人士把權力「奉還原主」，則事先他們當然曾犯過巧取豪奪強佔本省人權力的罪過，這便是外省人的「原罪」。這也是李登輝振振有辭「外來政權說」的「理論根據」。

而在蔣經國實行「本土化政策」之前，已曾挺身反對國民黨或「蔣家王朝」的本省人，一般頗不以那些在「本土化政策」推行之後獲得加官晉爵的鄉親為然，他們組合為所謂「黨外」，展開了差不多與蔣經國正式接班後同時開始的「民主與反對」運動。其過程便是為人們周知且讚美的「台灣民主」。台灣「黨外」運動的理念核心是：帶有「原罪」的外省人、國民黨，既已明知必須「奉還」權力給本省人，卻仍然自大自私的有意的把好處授受給台灣人中的「乖乖牌」，如此則何談「台灣人出頭天」？因此，外省人理當全面下馬，台灣必須純化為台灣人的台灣，「台獨」正是此一要求的答案。

蔣經國亡故後，國民黨內部隨之爆發的「主流派」、「非主流派」權力鬥爭，其發展與結果是眾所周知。而所謂「國民黨主流派」，正好是70年代早期以來迄至蔣經國大去之前的「本土化政策」受益者集團，這批人幾乎完全無意亦無立場來辯駁前述的外省人「原罪」觀與「外來政權」說，而在所謂「後蔣經國時代」（The Post Chiang Era ），他們大多只能或必須表現出願意「合作」、「分享」的姿態，以交換黨外或「台獨」勢力對他們的囿恕、友好。「國民黨主流派」人等機敏及時的對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的「本土」勢力展開統戰，而以原屬同黨同志的「國民黨非主流派」為共同敵人。「國民黨主流派」與其黨外「親獨」勢力轉而結為「生命共同體」，標誌了該黨的嚴重質變與異化，但這也生動的顯現了現階段「台灣問題」的重點。

（四）在比較了蔣經國臨終前時期的，以及李登輝繼任國民黨魁後的，二者在大陸政策與實務上的差異，可以發現，李登輝任內對兩岸關係的操作，其實是針對蔣經國死前行為的逆向修正與狡猾顛覆，它是以「反統一」為真正目的的。

我們認為，1995年7月北京當局因李登輝訪美而發動「文攻武嚇」，意味了兩岸關係的竟然倒退到79年以前的情況，且非僅如此，全世界的中國人在這個時刻，已必須面對一個前所未見、顧盼自得存在於台灣的「台獨實體」。這不能不令人駭異於李登輝掌權八年以來的驚人「成就」。此外，這也令人聯想到美國80年的海峽兩岸政策終於在台灣如魚得水，以及所發揮出對中共的先發制人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據台五十年後，留下來一個有力的本土特殊階級──「皇民族群」，這批人在日據時代，或出於自願或不得已的接受「皇民化」，卻始終被在台日人視為下等國民，更被台灣同胞譏為「三腳仔」，而台灣光復後，他們也只能冷眼旁觀「落後、不衛生」的支那人高居政界要津，滿心不服（郁卒）與忿恨。歷史的戲謔與國共內戰中國分裂兩岸對峙的悲劇，提供美國優越從容的介入台灣各種事務的良機，美國人應能很快便發現這批人的全無中國民族意識，以及奇怪而頑固的反中國情節，他們是「天賜的」在蔣氏父子與「中國」國民黨的反共利用價值告終後，充當美國反華國家利益在台灣的接班代理人的最佳選擇。這是何以美國此前吝於給蔣經國的，如今卻樂於給李登輝等人的主要理由。

現階段的台灣，是一「皇民餘孽」當權主控大局的時代。這一「族群」熬過日據統治者的羞辱，蔣氏父子戒嚴體制下的驚恐，於今終於「出頭天」，這固然是拜國、共內戰未決，美、日栽培力保之賜，但可想而知的是，他們怎麼可能不全心全力牢牢抓住現在的權力與利益。在這種動機驅策之下，他們無可避免的將自陷於對中國懷抱野心與惡意的外國勢力圈套與騙局之中。我們在這裡提出的警告是，皇民們才是不惜叛國與賣台的。

四、結語

綜合前文所述，兩岸關係在近10年裡面的發展大勢，似可以蔣經國亡故，以及李登輝接班確定，做為分水嶺。簡言之，在蔣氏去世前夕達到高峰的兩岸關係，此後即躑躇不前，齟齬連連，「誤會」叢生，在七、八年的過程後，竟然倒退至瀕臨戰禍邊緣。今天，我們站在這樣的一個起點上，展望爾後的兩岸關係，是不免感到憂慮與挫折的。

基本上，我們期望並主張兩岸關係必須良性互動與有所進展，是因為相信唯有如此，才能最終達成中國和平統一的目的，也因此，我們對破壞危害與倒退兩岸關係始自1979年迄今成果的任何言行，不論它來自何方，便只有批判反對一途。

須指出的是，姑不論美國方面對台灣的大陸政策的指導與操控，所造成的兩岸關係的離奇現狀，另一個對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嚴重妨礙，應為台灣內部的「統獨」之爭。

台灣有人認為，台灣內部最大的隱憂就是「統獨之爭」，因此經常的提出呼籲或警告要統獨休兵，俾合力營造一個台灣的「命運共同體」，以鞏固二千一百三十萬台灣住民的安全與福祉。但是，像這樣一個的想法或說法，其實也是值得深入討論和批評的，因為它本身仍不過是「統獨之爭」的衍生物，任何做同樣主張的人們，並無法免於或自外於被歸類於統派、獨派或親統、親獨的指責或質疑，以致從不同的人口中發出的相同聲音，其意義每每是大異其趣的，因此，他們要取得真正的互信是有困難的。

其實對台灣住民而言，台灣的前途是非統即獨的或非獨即統的，並不存在中間曖昧的空間。而近年來的台灣「統獨之爭」，它只是各界人士對中國大陸或中共政權不同看法的反映。其不同在於：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逐步改善成為一個富裕、強盛的社會，提供廣大中國人民一種合宜的生活；中共政權是否可能逐步改革成為一個可為兩岸中國人民接受的民主政府。一般言之，多數台灣住民在國民黨政府長期的反共仇共教育宣傳之下，對中共不存好感不敢輕信是很自然的，加以中共政權與大陸內部曾經發生過的數次政治整肅與政治運動，一方面被台灣當局演繹為中共必然敗亡的決定性原因，另方面也被渲染成權謀詭譎陰狠莫深的鬥爭故事，這些都造成台灣住民在面對大陸與中共時的複雜心態。當然，也有相當一部份台灣住民則不免將其本身曾受之於國民黨的不愉快經歷，加倍加厲的反射到大陸或中共頭上，他們因為不滿國民黨而在此時刻意的厭惡共產黨。此外，就是那一自視高於中國人的「皇民」族群，他們以其階級出身、宗教信仰與教育背景等「特殊條件」，執意自外於中國以示「不凡」，但卻自甘於充當次等的美國人或日本人。這幾種人實即台灣朝野分離主義的核心部份，近10年以來，他們主導了台灣獨立運動理論宣傳工作，也對國民黨起了強大的分化作用。

由以上所述，可以粗略認識到，在「統獨」之爭中「獨」的一方的成因，以及它在現實中的目的。然而「台獨」運動在本質上根本缺乏做為任何獨立運動所必需的「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狂熱」，它大致上的精神（心理）基礎乃是前文所提到的對大陸與中共的若干特定且拒絕矯正的主觀感覺，譬如恐共、厭共、疑共，以及對中國近代當代歷史的疏離意識等等。而其中最惡質與沒有出息的一種，則是自私自利的「小家子主義」心態，惟恐大陸中國人想占或會占台灣人什麼便宜，故務必與中國畫清界線。這是心理學上的一種病態的具體表現——「近親仇恨」。無聊而可恥。

然而在務實思考了台灣前途問題之後，任何人都能清醒看到「台獨」的危險性。如果說「台獨」只是「獨立於中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之外」，這無異廢話，因為這是台灣從一九四九年迄今的事實，但這並不是「台獨」。今天台灣出現的「台獨」以至「獨台」，說穿了，他們是要把台灣二千一百三十萬人民與大陸12億人民的命運予以一刀兩斷，台灣人有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至於大陸人有或會有什麼樣的命運，那便是「他們家的事」了；且台灣一旦獨立，就更落實了他們「兩家人，各過各的日子」的主張，如果「對門」要來偷、搶、騙，那當然不合情、理、法，那就要找「警察」來打擊或懲罰他。但事實上真的可以這樣一廂情願嗎？

任何「台獨」遐想者在思考上的死角是，他們竟然不肯面對當台灣獨立成為一件可能之事時，台灣就同時要因應「對門」的巨大壓力，也就是說，「台獨」相等於宣佈「中國和平統一」的死刑，於是下一步只有「中國武力統一」。郝柏村1992年10月在立法院回答「台獨」立委質詢時，也坦率的表達了這一點。我們不認為，郝氏做此發言是「挾中共以令台獨」，因為換了郝氏或今天的「台獨」政要們身在北京，也百分之百的會做出相同的反應。沒有任何中國人的執政者膽敢違背12億人的共同的意志──「台灣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台灣人是中國人」。我們也願提出警告，若「台獨」、「獨台」的喪心病狂者，既知無力對抗「武力統一」，便企圖賣台灣為外國保護地，那就更不可原諒，一定會遭到中國人民的懲罰。

也因此，台灣的所謂「統獨之爭」，並不具有實質意義，因為「台獨」的不可行使它成為不可能。於是，對台灣二千一百三十萬住民而言，應該盡快務實的翻過「統獨之爭」的一頁，而開始思考、討論，「怎麼樣的統一才是最有利於台灣？」「如何達到？」等，這些「真正的問題」。

在此，我們要簡要提出幾點建議：

（一）「統獨之爭」其實是一件沒有實質意義之事，橫在台灣二千一百三十萬住民面前的，應是如何最好的與大陸進行統一起步的挑戰，因此，在台灣內部，必須及時展開統一理論與實際做法的大討論，凝聚內部共識，做好心理準備，齊一前進步伐，迎接國家統一。

（二）中共當局長期來所提出的「統一方案」，有必要予以公平的重視，審慎的研析其對台灣的利弊究竟何在。在剔除了無意義的「台獨」、「獨台」情結之後，台灣人可以更真實切題的看清楚中共統一提議之構思與目標，也可以做出最有利己也有利於人的回應。

（三）在統一的課題上，國民黨不能迴避閃爍。「黨對黨」的談判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國、共內戰與因此而衍生的亂七八糟的恩怨心結，不能讓它成為「歷史懸案」。今天仍然在海峽兩岸主政的國、共兩黨，有一同肩負起解決歷史問題的責任，事實上，兩黨今天也享有史無前例的最佳機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面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問暊時，均應誠實負責，光明正大，皆能以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原則討論問題。

（四）當然，在20世紀即將告終的今天，即使國民黨和共產黨，也不能不顧民主風度與尊重民主原則了，因此，「黨對黨」談判在第一回合之後，便應該及時擴大與公開，邀請兩岸的各階級、各政黨、各族群、各行業的代表人士，共襄盛舉。而其討論主題無他，只有如何通過民主自由的討論研商，促成一部兩岸12億多中國人民可以接受的新中國統一憲法的誕生。

（五）中國人歡迎所有外國對中國統一問題的善意與切實的建議，甚至幫助，但絕不接受任何挑撥分化、煽風點火。美國在台灣以及兩岸問題上，用心用力甚久甚深，但我們必須忠告美國，在中、美關係上要明白「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美國在蔣後扶植日本據台下的皇民餘孽階級在台灣得志當權，以之對抗中國民族近代歷史發展的使命，這種野心狂想必須及時自制，懸崖勒馬。阻撓中國統一，乃是撕裂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將愈的傷口，其後果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