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論及文明多元論

「美國的政治就是要錢」

最近香港《亞洲週刊》報導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答應給美國柯林頓總統的親信密道頓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政治獻金，引發了太平洋兩岸政經學界人士的密切關注，其後續效應仍未結束。

國民黨為了挽回形象的損失，竟然發動一些政客和所謂的學者召開座談會，企圖以攻擊方法，強扣《亞洲週刊》紅帽子的拙劣表現來挽回頹勢，讓人看了既好笑又可憐。好笑的是不以理服人，卻把自己的錯誤簡單地轉化為「中共第五縱隊」在台灣工作的成果；可憐的是，國民黨再也找不到像樣的學者專家或政治人物來為其「擦屁股」，堂堂百年大黨，淪落至今，以小癟三的手法治黨治國，豈不可憐也哉！

評論這件事最為貼切的，倒是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的特別助理陳文茜小姐。她說：「美國的政治就是要錢，但是又要有尊嚴；美國政治就是政治獻金建立起來的，絕對不是道德、正義。」（《中國時報》，民國85年11月5日）可見，美國所謂的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不過是一種神話罷了，是一種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裡的「少數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註1〕， 用「錢」所堆積出來的政治，充其量只是一種選舉時賣弄移花接木和偷梁換柱的「骯髒政治」〔註2〕而已。

筆者如此說明，並非將所謂的「西方文明價值」批評得一無是處，而是從歷史的、演化的觀點，從非線性的混沌觀點（Non-linear, Chaos' Perspective）指出任何一種文明沒有永遠直線上升而不轉彎的。中國在西元1600年以後由盛而衰，即是一例。但文明衰退後是否能夠再生？那要看她是否還有再生的韌性和契機，中國文明第一波衰退後，經佛教東來，又能整合再生第二波的文明，至宋朝達於頂點。眼下是第三波文化復興的關鍵時刻，是整合中、西、印三支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大工程，而西方文明價值則在衰退中愈見其長處轉化為短處的演變軌跡至為明顯， 例如「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本來是維護個人自由與人權價值的思想理念，現在則有演變成為盲目我執「自我中心」的價值趨向。

「價值中立」神話早被打破

在當前中西文化盛衰起伏的轉折關頭，許多論述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問題的文章， 充份流露了其根本世界觀或典範（Paradigms）所引導出來的意義陳述，而渾然不自覺，卻又自以為是一種「價值中立地來說」，把西方文明價值歌頌為真實的、普遍的、有效的價值，而東方價值則是一種「偽論述」，是要淘汰的、狹隘貧乏的「言詭而辯」，卜大中先生最近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系列的文章，即是這種論述的典型代表：

一、《現階段東方價值是一種偽論述》（10月14日）

二、《再論亞洲價值》（10月31日）

三、《影響柯林頓連任後兩岸政策（的因素）》（11月1日）

四、《別拿亞洲價值當藉口》（11月5日）

同樣的，余英時對於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羨慕」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商機，「憎恨」中國人日漸富強經常有意無意地提出「中國威脅論」、「和平演變論」、「分裂中國論」、「文明衝突論」視而無睹，卻對中國人的崛起和自保扭曲為對西方的「羨憎交織」情結，並對百年多來中國人爭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竟污蔑為「至今中國人在潛意識裡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事實」，這些論述與卜大中一樣都是站在西方文明立場的一種偽論述，其假借學術面貌的「言詭而辯」值得在此進一步討論和批評。

卜大中自以為所論述的意義是客觀的，因而他在10月14日的文章上說：「價值中立地來說，東方文明如果抽去資本主義、法治、現代公共政策及管理系統，剩下的其實是家父意識、個人崇敬、人治思想、家族觀念、層級順服、認命順從等價值。」他自以為這種論述是價值中立的，實際上是方法學上的無知。尤其是愛說「價值中立」的人，往往前門說是「價值中立」的，後門卻經常「偷渡價值」，猶渾然無所覺。

卜先生所謂的「價值中立」（Value free），這種說法是舊物理學，也就是牛頓物理學的主要方法論，也是後來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的方法論規則之一。這種觀點已因本世紀新物理學，也就是愛因斯坦物理學典範崛起後，尤其是1920年代量子力學出現後，早已打破「價值中立」的神話，卜大中還是老實地把自己傾向西方文明的牛頓世界觀先表明再來分析東方價值，才顯得自己「君子之風」或光明磊落的立場。

我們的世界觀（此就認識論而言）往往是知覺的或不知覺的反映了我們思惟形式的「磁性」（Magnetic Quality），吸引我們去注意符合吾人信念的那些情境或人物， 此即思想上的「吸引律」（Law of Attraction），或心理學家所稱的「選擇性的知覺」（Selective Perception），選擇符合吾人世界觀的材料或事實來看，並阻止那些吾人不想看的東西。因此，沒有什麼叫做「客觀的事實」或「價值中立地來說」。

卜大中使用「價值中立地來說」一詞，明顯地反映了他對舊物理學典範的信念，而這一舊典範正好主導了西方文明三百多年的歷史，以這一舊典範來分析東方價值或東方文明是看不見其長處在哪裡的。相反的，只會看到東方價值負面的東西，而只有從新物理學典範的觀點來看東方價值，才能真正理解現階段的東方價值不僅不是一種偽論述，還是當代世界級的諾貝爾獎大師所推崇的世界觀。

對東方和西方價值的無知

先說卜先生沒有「價值中立地來說」，或者說他暗中偷渡價值，扭曲李光耀的思想。他說：「李光耀是東亞價值的堡壘，根據法治和繁榮來反駁西方價值，尤其痛恨民主、自由和人權。」（見10月14日第一文）這一句話已足以證明卜大中誤解李光耀的思想，並充份流露他對東方價值的無知，也無知於西方價值。

李光耀並沒有痛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是認為西方民主的普遍性只是一種未經證實的設想，民主和實踐有其緩慢的歷史過程，並且須注意各國不同的文化和經濟條件，這種注重「差異性」（Difference）而非「類同性」（Similarities）的觀點， 正是新物理學和舊物理學典範之不同所形成的方法論上的區別。

最能代表李光耀的根本思想，以1992年11月20日，他應邀出席在東京舉行，由《朝日新聞》主辦的《創造21世紀論壇》所發表的文章《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李光耀說了以下一些重要的觀點。

●「美國人是名副其實的傳教士。對於改變別人的信仰，他們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慾望。」

●「中國經過四千年的統治而產生的習慣和價值觀念能否在一夜之間被美國國會的決議所改變？（指美國國會恫言，除非中國尊重民主和人權，否則將取消給予最惠國地位──筆者註）我相信中國是會有所改變的。但是，那將是一個由中國本身所引發的演變過程。其實，發達國家的民主歷史顯示民主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無論是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如此，直到它們取得高度經濟增長，人民受過教育之後才全面地享有普選權。」（例如，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1928年婦女才有投票權；1948年才廢除牛津和劍橋大學畢業生所擁有的額外投票權。美國1776年獨立，1788年只有繳交產業稅或人頭稅的富人才有投票權；1920年婦女才有投票權，1965年黑人才獲得了投票權──筆者註）

●李光耀引用倫敦經濟學院一名已故政治學教授埃利．克多里的話說：「合乎憲法的平民政府已經被證實為無能、貪污、無法處理第三世界經濟或應付一個充滿深仇大恨、恐懼和對抗的四分五裂社會的弊病和衝突……」（1988年8月21日，《星期日電訊報》）

●「如果世界出現持續的經濟蕭條，沒有人可以保證目前的民主政體能夠繼續生存。各國的所有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一個國家必須先有經濟發展，民主才可能隨之而來。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沒有導致經濟發展（戈巴契夫的民主改革即是一例──筆者註），是因為政府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

●「雖然民主與人權都是可貴的意念，但我們應該明白，真正的目標是好政府。」

●「總的來說，我認為要取得一個行得通的民主體制，比在人權方面取得進展來得更艱難。給予人權更大的尊重是一個可貴的目標。唯一實際的前進辦法，就是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文明行為的標準，因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而異，同時也取決於社會中的人民所習慣的阻嚇或懲罰程度。」

●「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不相同，20世紀末期的標準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標準。」

●「民主政體的弱點是，人人平等而且都有能力為共同利益作出相等貢獻的假定是錯誤的。」

少數資本家所把持的政體

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見李光耀對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看法，主要可歸納為四：1.民主與人權是可貴的；2.民主的實踐有其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呈現漸進發展的方式；3.西方民主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4.經濟和文化條件是民主發展的基礎。讀者可以不同意李光耀的見解，但很難推論說他「尤其痛恨民主、自由和人權」，卜大中所謂「價值中立地來說」，其實只是一種不自覺地自大心理和偏執西方價值的普遍性之投射而已。

卜大中以今日西方民主的價值，苛求東亞國家不夠民主，他未能檢視英美民主發展史，也是一步一步從威權中逐步解放為全民的民主，即使今日的美國，你能說他是全民的民主或多數人的民主嗎？ Parenti在《少數人的民主》乙書中即指出：「民主不是座談會，它是一個權力系統；言論自由本身並無多大意義，它與結社自由、政治組織自由一樣，祇有在它能對當權者發揮監督功能，使當權者對大眾選民負責任時，這種言論自由才有意義可言。」「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並不祇看它的程序，而應看它的輸出而定，亦即看它的實際物質利益、政策代價，以及它所宣揚的社會正義和不正義而定；……一個政府的政策如果不平等，老百姓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因此，不論它是否有激烈競爭的選舉，它都不能算是民主制度。」（第三章）Parenti提出Max Weber數十多年前所提的問題：「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下，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怎麼可能產生呢？」他認為「自由和民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最多祇能以十分稀薄及邊際性的形式存在；祇有在權力資源握在人民手中時，政治體系才屬於人民，而人民也才能在其公、私社會中實踐他們的民主」（第17章）美國這種少數資本家所把持的政體，使民主黨和共和黨已成一丘之貉，各種政治運動大多集中於運動的策略，演講人的心態往往是好聽就贏人、大聲就有理，再加上新聞報導一味偏重策略的分析，民眾也就無從判斷候選人所說是否屬實與合理， 責任政治也就難以形成（參考K.H. Jamieson，《骯髒的政治》）由以上的說明可知，美國人所謂的民主、人權和自由，我們不否認也有某些可取之處，但若將之視為放諸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完美的價值，恐怕才是一種偽論述，或是一種神話。

從西方價值的桎梏中獨立出來

英美兩國是民主國家的典型代表，現在西方國家也有一種偽論述，認為民主國家的政治比較沒有侵略性，因而像個傳教士一樣，要改變別人的信仰，以便使那些看不順眼的國家也能跟他們具有同樣的西方民主價值。但是，看看這兩個民主國家的歷史，英國在1840年以槍桿子逼迫中國人購買鴉片；美國在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後，也開始「關懷」中國的事務，八國聯軍她也有一份；珍珠港事變前，它對日本侵略中國袖手旁觀，並未主持正義；這次劉泰英的政治獻金醜聞，也暴露了美國政治的「市場經濟」行情，那有什麼道德和正義可言？由此可見，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價值強烈影響下的台灣，對現階段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民主的普遍價值」、「儒回文化聯合起來與西方文化鬥爭」等等說法，才是一種真正的「偽論述」。

中國尚未真正崛起，頂多祇是正在崛起中的區域強權而已，尚未威脅到那一個國家，而提倡「中國威脅論」者這種無知的排華和神經質的被迫害妄想與衝突的行為（借用卜大中的用語，見第一文）只會使自己成為圍堵中國，迫害東方的弱勢文化而已。因為，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及亞洲地區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迄今後殖民時代仍未真正擺脫西方價值的桎梏，如果東方人還不會從西方價值的桎梏中獨立出來，而自甘於尾隨西方文明的附驥，那不僅是幼稚無知，而且還是一個永遠未成熟的人格被殖民化。

Huntington在1993年的《外交季刊》發表《文明的衝突》乙文說得好，這二、三百年來的世局，尤其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中國的內戰，即國共兩黨近百年來的鬥爭，只不過是「插花」而已，不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西方價值的意識形態，中國人的內戰，仍未擺脫西方文明的價值衝突，而捲入其紛爭中。自1991年蘇聯垮台，東西方冷戰結束，西方意識形態對立之爭也結束了，中國重新恢復儒家思想的研究〔註3〕，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人三、四百年來，首次擺脫西方文化價值的桎梏，摸索出一條正在行走，且將近20年來證明為一條合適的路線。筆者認為，鄧小平自1978年搞改革開放路線，比前蘇聯的戈巴契夫1985年後的「新思維」的改革路線不僅在時間上提早，而且先從經濟改革著手，有別於戈巴契夫先從政治改革著手，更具穩定與正確性，如果在這個時候，中國經濟發展尚未成熟，文化教育條件亦不足的環境下，貿然依照美國的民主人權標準搞政治改革，恐怕將會經濟衰退，甚至使中國四分五裂，此正好迎合了西方反華勢力的價值，得到他們的虛偽讚賞，而自己已經成為一個民窮財盡的落後國家，中華民族的復興遙遙無期也。

後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立之爭已然結束。西方文明長期以來在牛頓物理學典範的主導下，以追求最後可實證的真理為目標，馬克思自認為他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這種「科學」的意義，已非新物理學典範下的科學意義，難怪馬克思預測人類的命運，好像八字排定：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種決定論的思想，已為20世紀20年代的量子力學「測不准原理」所駁斥。同樣地，資本主義社會自孔德以來（1853年出版《實證哲學》），尤其自1920年代以來所流行的邏輯實證論， 以實證最後真理為目標， 同樣是一種決定論的觀念，在1950年代已受K.Popper的否證論所駁斥，到了1960年代，邏輯實證論（後來已改為邏輯經驗論）已經被駁斥而衰退了，從1970年代開始，西方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才有種種反實證論觀點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顯現了新物理學典範終於逐漸發生強大的影響力，催促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左右兩方意識形態，以追求最後真理或最後實體的願望，終於破滅。這個時候，中共終於覺悟，摸索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路線，如政治哲學大師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所言：〔註4〕

「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一直謹慎探討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好的設計，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為至少理論上講，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也能運用此一制度的好處，其好處之一即是效率。」

新舊物理學典範變遷的六大趨勢

最近中共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實際上即肯定了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即恢復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東方價值是合乎當代新物理學典範的世界觀，並表現在新舊物理學典範變遷的六大趨勢：

一、從物質是靜態的構造到物質是動態的存在趨勢。

二、從時空的絕對性到時空的相對性。

三、從因果的決定論到因果的機率論。

四、從機械的化約主義到有機的全像圖。

五、從強調理性思考的直線關係到重視直觀智慧非線性的生態體悟。

六、從心物二元主客分離到心物一元主客交流。

這六大特徵，在當代頂尖的物理學家如Heisenberg、 Prigogine，以及Fritjof Capra等人皆對東方文明的傳統價值給予高度的肯定。例如Heisenberg的「測不准原理」凸顯了以下四個特徵：

●語言或概念對真實的描述是有限的。中國老莊道學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與此相通。

●概念或狀面（Aspects）皆是成對互補的。 此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有機關係是相通的：「任何事皆無法就其本身來界定，而必須依它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來界定。」

●主客交融互涉。量子力學打破「價值中立」的神話此心物一元論亦中國儒釋道思想之精髓。

●強調「互補性觀念」。此與中國易經陰陽互補的觀念均為一種非線性的思考方式。

以下筆者引用幾位物理學大師的話，作為見證。

一、美國物理學家歐本海默： （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原子物理學中說明有關人類理解的一般觀念之新發現不在於事物的本質，完全不熟知，完全未曾聽聞的，或新奇的。即使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也有其歷史，而在佛教及印度思想中，也有很重要的核心地位。我們將發現這是一個例證，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而且是古老智慧的一種精煉。」〔註5〕

二、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一九二二年諾貝爾獎）：「為了與原子論做比較……（我們必須回到）認識論的問題上，而早已為佛陀與老子所探究者。在偉大的實存劇本中，我們試圖協調我們的觀點，就像觀眾和演員之間一樣。」〔註6〕

三、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32年諾貝爾獎）：「二戰以來，理論物理學來自日本最偉大的科學貢獻，可能是遠東傳統哲學思想與量子理論的哲學本質意義。」〔註7〕

四、比利時化學家普裡高津（Ilya Prigogine，1977年諾貝爾獎）：「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那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註8〕

從以上所述，可見現階段的東方價值不是一種偽論述，是新物理學典範所肯定的價值，也是東西方兩大文明合作的新契機，而這一東方文明的價值，在三百多年遭受牛頓典範的壓抑下不得伸展，因此中國文明也在三百多年來遭受嚴重的扭曲，使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及文革十年浩劫「批孔揚秦」，在在打擊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乃至於像今天卜大中之流，都是站在牛頓典範的立場來詮釋東方價值的意義，看不懂也看不透東方價值的高明在何處，誠如牟宗三所說：「中國文化未實現民主與科學乃是超過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這句話只有從新物理學典範的觀點來理解才能貼切的體認。

中國的前途也只有重新恢復對自己傳統文化的信心，在後冷戰、後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社會中，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各種價值意義。一百五十多年來，我們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形而下的種種器物層次的東西，連帶地也失去了中國形而上的道學，今後還是要恢復孔子那句話：「下學而上達」，從最高的典範共識或中國的道統，重新建立現代的學統和政統，以開啟新外王（民主和科學），如此才能體會出，西方的資本主義、法治、管理系統等價值也有時而窮，不必像卜大中那樣將其價值絕對化、普遍化。例如，前述Weber所言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下，並無真正的民主自由； 法治的極致化發展，恰如一句玩笑話：「美國人可分為原告、被告和律師三類人」十分貼切，法治若無人治配合，將導致人們「物化的思考」（Reified Thinking），法規是人所創造的東西，反過來卻限制人的主體性發展。同理，家族倫理觀念亦非完全無用，美國柯林頓總統現在不是要呼籲恢復家庭的價值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家庭觀念也有正向的相關；至於層級馴服，西方社會沒有嗎？稍有常識者皆知，當今美國恰好是「民主社會，層級行政」而社會的民主其實是少數資本家特權壟斷的民主，層級行政卻是美國人在公私部門組織內的實際生活寫照。至於認命順從，亦非是完全負面價值，這只是中國文化一開始走「人與自然和諧」的美學態度，而此態度極致發展的結果，難免有認命順從的負面作用，就好像西方文化三百多年來走「人控制自然」的實證科學態度，雖然創造了西方的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文化，但其極致發展的結果，也發現生態環境的破壞，人文主義精神的下墜等負面作用。卜大中以牛頓典範的世界觀，把東西方文明一刀切，好的一面都是西方的，壞的一面都是東方的，不僅是膚淺的，也充份看出他貧乏狹隘、言詭而辯的一種「偽論述」。

卜大中其他的「偽論述」還有什麼「內部殖民」論（第二文及第四文）鼓動台灣站在美日西方文明陣營這一邊，作為他們的一顆戰略性棋子，他認為這樣，台灣就有拒絕中共威權統治的籌碼和機會。（第三文）說來說去，西方文明的價值都是對的，誰只要接受它的價值，就受到卜先生的讚揚，否則像李光耀那樣，只是冷靜分析，不同意西方文明民主人權價值的普遍性，就會挨他扭曲，指責人家「痛恨」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試問這是怎樣的一種「價值中立」的陳述呢？

其實，筆者亦未贊成「威權統治」的普遍性價值，但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它卻有其局部性和階段性的價值；不可一筆抹殺。蔣經國時代的威權統治創造了台灣經濟繁榮的奇跡，而李登輝的民主時代卻創造了台灣經濟逐漸衰退，修憲和黑金治國的笑話奇跡，主要原因即因台灣只有形式民主，沒有責任政治的實質民主，換言之，即李光耀所提文化意識尚未成熟就走入民主政治的環境中。

問題是，威權政體亦有其極限，它欠缺外在社會力量的制衡，而內部的政治菁英又常受權力的誘惑，容易自甘腐化，如何使威權政體轉型為具有實質意義的民主政體，則有待政治思想家和實際政治人物的深思和創造，不能在中國不到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在亞洲後殖民統治五十年左右，就苛求他們一步到位，立即走上西方的民主體制，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筆者認為像戈巴契夫那樣的人只是「大好人做了大壞事」雖然贏得西方的虛譽，卻是當今俄國人民民不聊生的罪魁禍首，得不到俄國人民的衷心敬仰。

老實說，就決策規則而言，選舉只是五種之一，其他四種是層級節制的決策規則，市場交易的規則，契約，共識。這五種決策規則，視不同的場域、事件性質、人員素質而有其優劣點，選舉規則並非是最好的一種，它是以數量來決定品質的決策方法，除非投票當事人文化素養高，否則其決定的品質必然是粗糙的。當一般人對問題性質既無興趣參與又無專業知識的判斷能力，此時最好的決策方式是採用層級權威的規則。由此可見，政治上的威權統治亦非一無是處，當視時機、條件、文化與經濟背景等因素而定，但長久的威權統治必定失敗腐化，此亦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卜大中嘲笑中共領導層集體歇斯底里的集體精神病態，以及中共對台港西藏的「內部殖民」作風，則已是脫離論政者應有的知識忠誠態度，是一種情緒的、偏執的言詭而辯，更因無知於東方價值和西方價值的演變趨勢，於是就形成了他一套看似嚴謹卻又禁不起分析的「偽論述」。

人先要立其本

最後，筆者要引用幾個資料，提供卜大中與讀者共同參考：

●美國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幾位專家的調查研究發現：「移民子女愈認同祖國文化遺產者，成績最高；與美國人認同者，表現最差。」（見《聯合報》85年4月14日，張作錦專欄）

●美國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說： 「我不認為亞洲企業已經找出了所有的經營之道，不過我推測，15年後，市面上會有很多書在研究中國式管理的秘訣，就像10年前，有一大堆書在研究日本式管理一樣。」「中國從科舉官僚時代開始，老百姓便得設法運用各種關係，也就是整個家族網絡，才能生存。我們雖然不知道你們會怎麼做，但是你們動員家庭、善用家族關係的優異能力，未來正可派上用場。」（《跨世紀新思考，專訪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天下雜誌》，1994年11月1日）

●陳寅恪：「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學）為根基。……佛教於性理之學（即形上學）獨有深造，足以救中國之缺失。」

從以上資料可見，東方價值在一百五十多年來，飽受西方文明的衝擊，並非如一般既不通中學又不通西學者，隨隨便便就文化的表象而輕率下斷語，就能扭曲的。一個人先要立其本，先認同本國文化，再批判吸收外國文化，才不會隨波逐流，祇見人家好，自己的都不好，這已失客觀立場，當非做人應有之態度。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西方價值霸權的沙文主義，卜大中不是西方人，當然無權充當西方沙文主義。他的反亞洲價值論，反映著他的思想被西方沙文主義所西化。所以，那只不過是狐假虎威的西化沙文主義而已。

東方價值以中國文化為主要大動脈，我們要記取西方「文明衝突論」的策略意向，但更要站在民族文化自信心和世界各民族平等的立場強調「文明多元論」，只有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求同存異，相互合作，截長補短，相互輝映，才是人類和平應走之路，不能也不應該站在單一文化立場，無知地嘲笑或貶抑另一方文化的價值。〔註9〕

〔註1〕：Michael Parenti，楊祖珺譯《少數人的民主》， 1980年四季出版公司，本書已有1996年版。
〔註2〕：K.H. Jamieson，李昶誼譯《骯髒的政治》， 1996年鹿橋文化公司出版。
〔註3〕：請參考杜維明教授的講演《大陸智識份子的儒學研究》，台北：《交流》雜誌第29期，1996年9月。
〔註4〕：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p.271。
〔註5〕： J.R.Oppenheimer, Science an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1954. P.P.8-9。
〔註6〕：N. Bohr, 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 1958, P.20。
〔註7〕：W. Heisenberg, Physics and Philosophy, 1958, P.202。
〔註8〕：Ilya Prigogine, Order out of Chaos, 1984, P.22。
〔註9〕：本文寫完後，適逢Huntington在今年11/12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西方文明獨特，但非四海皆准〉乙文，（見《中國時報》11月18日摘譯）。Huntington在此文中提及「多元文明」一詞與本文主張相同。他在文中已認知到西方文明的衰退，主張在多元、多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在保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在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在為與西方利害關係不大的民族排難解紛。Huntington這個主張是誠實的，但過去的歷史，西方有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嗎？難道他們對亞洲國家的殖民侵略也是一種「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嗎？這和日本人說，他們侵略亞洲，是為了解放黃種人，有何不同呢？讀者必須注意到，這根本是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文化是一種進取的或侵略性的文化，而東方文化採取守勢因應而已，如今東方民族所爭者不過是「平起平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