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眼中的中國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是英國乃至全世界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在過去十多年中我們一直是《經濟學人》的忠實讀者。儘管我們對《經濟學人》的許多觀點不敢苟同，但卻十分欣賞她的誠實與客觀。然而，最近幾年來《經濟學人》有關中國的許多報導和分析文章卻變得不僅非常膚淺，而且充滿了政治偏見。當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縮小的地球上。有著不同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比過去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加強溝通與理解。這對於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之中的許多人曾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接受過完整的西方教育，十分珍視同西方國家人民之間的友誼。看到《經濟學人》有意或無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歪曲中國現實，毒化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感到既憤怒又悲傷。我們都是職業經濟學人，本不想介入政治辯論，但《經濟學人》和她的西方同行們卻使我們別無選擇，骨鯁在喉只得一吐為快。

對中國現實的極大歪曲

可以說，《經濟學人》是最關心中國的世界性雜誌之一。在過去幾年中，在幾乎每一期的《經濟學人》中都載有關於中國的文章。《經濟學人》到底為她的讀者勾畫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中國是一個草菅人命、無法無天（China's Arbitrary State, March 23rd 1996）、沒有人權，甚至虐殺孤兒的國家；中國已腐爛到根（Rotten to Roots, February 3rd1996）且面臨著分裂的危險（China's Feuding Regions, April 20th,1996）；中國不遵守國際準則和協議、不負責任地輸出核技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在《經濟學人》眼中，中國是世界惡棍（Rogue），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同中國進行貿易是不道德的，應對中國採取堅決態度，應支持中國的不同政見者，以「改變中國」（Changing China, March23rd, 1996）。

我們希望告訴《經濟學人》和她的讀者：我們完全不同意《經濟學人》對中國的描繪。這種描繪是對中國現實的極大歪曲。在我們看來，儘管中國仍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前的中國是自1840年以來、甚至可能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最值得自豪的時期。在過去17年中，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驚人提高是如此之無可爭議，以至再在這裡援引各種權威性的統計數字已變得十分多餘了。一個負責任的刊物有責任告訴讀者事實真相。許多西方報刊正是這樣做，或盡力這樣做的。例如，英國《金融時報》的中國報導就比《經濟學人》客觀公正。我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經濟學人》對中國在各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視而不見，僅僅熱中於雞蛋裡挑骨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一團漆黑的人間地獄。我們這些一度十分欣賞西方的新聞的公正與客觀性的中國知識份子對《經濟學人》的自以為是、傲慢與偏見越來越感到厭惡。

我們還希望告訴《經濟學人》和她的讀者：儘管還存在著種種的不盡人意的地方，中國政府的領導得到了中國知識界和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這種支持來源於17年來中國政府所實行的改革和開放政策，來源於它領導中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只要堅持改革和開放，中國政府就具有義理性（Legitimacy），中國人就會接受中國政府的義理性。《經濟學人》對中國政府竭盡辱罵挖苦之能事，也就是在侮辱中國人。在事實上，《經濟學人》也並不太在乎直接侮辱中國人。她的許多文章張口「China 」如何富於侵略性，閉口「China 」如何殘忍，字裡行間充滿了種族主義氣味。《經濟學人》對中國政府的攻擊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的含義和後果是什麼，《經濟學人》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犧牲千萬人命換來搞經濟建設機會

《經濟學人》及許多西方人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模式很不滿意。他們希望中國走戈爾巴喬夫式的先政治後經濟的改革道路，特別是，希望中國照搬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如果說在8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知識界還有相當一些人希望中國能走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道路，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和世界所發生的一系列巨變（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內戰等），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冷靜下來。知識分子開始從歷史和哲學的高度認真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地位和社會責任。可以說，包括許多在西方受過長期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知識階層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有關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上自發地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廣泛的共識。只要作一些調查研究，只要不僅僅聽信那些自己希望聽信的話，《經濟學人》的駐京記者應該是不難發現這種共識的。

我們自信我們比《經濟學人》更知道我們自己需要什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動盪、付出幾千萬人死於戰亂的慘痛代價之後，中國人民終於得到了一個可以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的機會。遺憾的是，當我們的亞洲鄰居開始其經濟起飛的時候，「文化革命」的浩劫卻把中國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在80年代後期中國再一次處於嚴重的關頭。幸運的是中國沒有再次陷入混亂，中國的改革得以進一步深化、中國的經濟取得了令人瞠目的增長。事實使中國人真正認識到政治穩定的重要性。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一切，已成為中國人的首要共識。強調政治穩定的重要並不意味著對中國目前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公眾所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問題、令人擔憂的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可以視而不見。但是，我們相信，只要有政治穩定，假以時日，這些問題是可以在現有的政治架構內加以解決的。

政治穩定意味著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均衡。在一個經濟不發達、文化落後的國家，只有一個具有高度權威的政府才能夠迅速、有效地調節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因而，一個能有效運轉的政府又是確保政治穩定的首要條件。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就曾實驗過各種政體。在本世紀初中國曾一度出現過一個由所謂社會賢達、富商巨賈、專業人士組成的多黨制議會，一個由議會選舉的總統。由於缺乏起碼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支持，中國的這次民主實驗變成一場鬧劇，隨之而來的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宣告了中國這次多黨制議會民主實驗的徹底失敗。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中國民眾也一度享受過所謂的「大民主」。人人高談政治。一時間從地底下冒出來成百萬計的工人領袖、農民領袖、大學生領袖和中學生領袖。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一個熱鬧的「民主狂歡節」，只可惜田沒有人種，機器沒有人開，大家都去喝西北風。大民主終於以軍事管制的實行而告終。多黨制議會民主在西方已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才達到今天這種比較完善的狀況。這種制度的實行是需要一系列具體條件的。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照搬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只能導致災難。這樣的歷史先例我們是見得太多了。不顧別國的國情到處推銷這種政治體制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所面臨的選擇不是民主或專制而是穩定或戰亂。在前南斯拉夫、在阿富汗、在索馬裡、在利比亞，野心勃勃的小政客、愚昧無知的部族領袖、危險的宗教狂熱分子、一心想當將軍的下士們都在利用「民主」給他們提供的機會粉墨登場。一旦戰亂發生，西方「民主傳教士」們自然個個乘「大力神」安全撤出，讓他們的信徒們去相互廝殺，為民主而去殺人或被人殺。《經濟學人》也可以大寫特寫分析文章，以示他們的高明與高尚。當普通老百姓為那種與他們的歷史、經濟、文化條件毫不相干的民主制度而血流成河的時候，坐在電視機旁品嚐馬爹利（Martell ）的西方民主鬥士們難道就不感到絲毫的自責嗎？

法制離不開經濟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反對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照搬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決不意味著我們不贊成民主。在中國建立充分民主的政治體制始終是中國人民所珍視的目標。事實上，中國在推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在做著各種政治改革的嘗試。共產黨的內部民主已絕非僅僅是形式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正在實驗通過民主選舉的辦法產生鄉一級政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耐心和信心是絕對必要的。

《經濟學人》指責中國沒有法制。在改革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確實是一個不講法制的國家。共和國主席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被解職、被關押直至悲慘地死去。成千上萬的普通公民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而慘遭迫害。「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經歷教育了中國民眾，法制的觀念正在日益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沒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做了這樣大量的立法工作，培養了如此大量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有關的專業員。中國進行法制建設的歷史還不長，公眾（特別是近十億農民）和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基層單位的政府官員）的法制觀念還不強，在執法方面的問題更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在英國有「吉爾伏特四人」、「伯明翰七人」等冤假錯案，就全盤否定英國的司法制度。難道因為還存在許多問題就可以對中國在法制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嗎？《經濟學人》對中國在法制建設上的成績惜墨如金，對問題則無限放大，竭力把中國形容成一個老百姓毫無法律保護的國家，難道不是太有失公允了嗎？我們認為，法制的健全離不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在法制方面的問題與其說是政治制度問題，不如說是經濟發展問題和文化教育問題。只有當中國公民都能受到良好教育，當中國的電話通訊網和公路交通網覆蓋了農村的各個角落的時候，中國的法制建設才能真正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中國需要借鑒西方在法制建設上的經驗教訓，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歡迎《經濟學人》對中國的法律、司法制度、執法程度等等提出批評建議，但不歡迎頤指氣使不請自來的教師爺。

誰能分享西方自由的自由？

違反人權是西方國家批評中國的最拿手話題。人權的概念是任何文明國家都應該接受的概念。其實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也曾強調過要尊重哪怕是敵心的人格。不幸的是，在過去的中國，一些人把階級鬥爭理論推向極端，否認人權和人道主義的概念。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同意的。對於在中國發生的違反人權的現象我們是痛心疾首的。但是西方媒體無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權問題上所取得的進步，指責中國政府系統地壓制人權則是不公正的。在一個經濟不發達、文化落後的國家，人權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制度問題。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人權首先意味生存權和發展權。中國還有幾億人口沒有脫離貧困，許多農民還沒有過上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大批農村兒童因為貧困無法接受應受的教育。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國還需要奮鬥一、二十年。西方政府以維護人權為口實威脅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和《經濟學人》大談什麼同中國做買賣不道德等等，是同廣大中國人民盡快改善生活水平、告別貧困的願望完全不相容的，是對中國廣大民眾人權的粗暴侵犯。我們堅決反對某些西方國家政府把人權的概念政治化，把人權的概念作為實現其國家利益的政策工具。我們很少聽到《經濟學家》在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問題上發表過什麼高論，她所關心的實質上只不過是幾個他們認為「代表了西方價值觀」的持不同政見者從事反政府活動而不受追究的權利。我們認為，持不同政見本身是應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也不應超出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在中國，確實有一些在許多根本性問題上同政府持不同觀點的人士。我們不同意他們的許多觀點，但尊重他們的人格的完整性。在我們的同事和朋友中就有這樣的人士。某些西方政府和傳媒只把眼睛盯在屈指可數的幾個抱極端觀點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硬說他們代表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而無視佔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的意願。這是既不公正又不誠實的。事實是，在今天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在積極投身國家的四化建設，而不是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他們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對政府提出批評的。政府也對他們的批評採取了越來越開明的態度。

《經濟學人》和她的西方同行們所愛談論的同人權相關的另一個題目是自由。事實上，中國人民目前所享受到的自由是改革開放前所無法比擬的。隨著改革和開放，一個「市民社會」正在中國形成。成百上千萬的普通老百姓正在自由地從事著形形色色的經濟活動。成億的農民正在從農村自由地流到城市。中國的移民自由已自由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政府正在採取各種措施以把中國「非法移民」拒之於國門之外，從而剝奪了這些人士分享西方自由的自由。在中國的書店裡和書攤上你可以買到米塞斯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也可以買到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從經典到糟粕，只要有人買，就一定有人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批評政府已變成一種時髦。現在的中國，在某些方面自由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當然，不應諱言，在另一些方面情況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怎麼說，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時時刻刻都處於無所不在的「老大哥」（Big Brother ）的監視下的警察國家是完全不合乎實際的。由於西方媒體的歪曲報導，西方國家公眾對中國的自由狀況的瞭解是如此之少，以至於當我們打點行裝準備回國時，我們的外國朋友往往會擔心地問我們回國之後會不會受到迫害。難道《經濟學人》和她的同行們不認為有必要糾正一下由他們所造成的這種錯誤印象嗎？

傲慢和輕率是危險的敵人

在今年，《經濟學人》發表了大量關於台灣海峽兩岸緊張局勢的文章，《經濟學人》完全不顧波茨坦公報、聯合國決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台灣當局自己的聲明，先行給與了台灣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從而製造「兩個中國」。《經濟學人》的立場是中國廣大知識階層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兩岸人民都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如果不是李登輝先生近年來倚仗台灣的經濟實力，一再試圖通過提高台灣國際地位的辦法實現台灣的最終獨立創造條件，如果不是美國國務院在一再聲明允許李登輝先生訪美違背中美關係的準則之後，又批准李登輝先生的美國之行的話，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是根本不會發生的。不管李登輝先生打什麼牌（民主牌、主權牌抑或經濟牌），台灣獨立是中國廣大民眾所不能接受的。《經濟學人》大肆宣傳中國之所以搞軍事演習是因為害怕台灣的民主。這是完全不合乎實際的。大陸民眾對台灣民眾選擇什麼政體並無成見，事實上，他們除了看到台灣女議員們在議會上互摑耳光感到好笑外，對台灣的議會民主並無更多瞭解，也談不上有多大的興趣。說什麼大陸害怕台灣民主實在是大大言重了。我們以為，中國軍隊3月份的演習大概是對李登輝先生的台獨政策取向的回應，而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毫無關係。我們強烈希望海峽兩岸站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大力加強溝通，大力發展經貿關係，互諒互讓，為中國最終的和平統一鋪平道路。我們相信，只要不搞台獨，大陸和台灣之間應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國人為什麼要同室操戈讓外國人坐收漁翁之利呢？《經濟學人》在海峽兩岸出現緊張局勢之際，大肆鼓動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還進一步宣傳中國具有侵略性，是對世界的威脅。在這裡，《經濟學人》已不是無知，甚至也不是偏見的問題了。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中不斷受到侵略，是英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是英國的Elgin 8世公爵下令焚燬萬園之園圓明園。中國並不是一個好勇鬥狠的民族，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想充當任何地區性，或全球性的霸主。中國人的最高願望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平等之對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曾很不情願地捲入了幾場戰爭。回首往事，如果當事國當時能夠瞭解對方的真實意圖，流血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在溝通信息，增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間的理解方面，新聞業肩負著崇高的歷史責任。

正當歷史已成為歷史，老一代心中的仇恨已被新一代之間的友誼所代替的時候，《經濟學人》自鳴得意的反華、仇華宣傳尤其顯得令人憎惡。傲慢和輕率是新聞業的最危險敵人，頑固地拒絕糾正自己的傲慢與輕率則是新聞從業者的最大不道德。作為英國人民的朋友，作為《經濟學人》多年的忠實讀者，我們衷心希望《經濟學人》能夠認真檢討她近年來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在中國知識界重新樹立起她過去所具有的誠實和客觀的形象。

（另有盛洪、茅于軾、張曙光三位教授之大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