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政教授的委屈和苦衷

最近台灣編出的教科書《認識台灣》，引起各界的議論，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它展開批評。該書社會篇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杜正勝表示，他們「決心要超越統獨意識，編出忠於歷史的教科書，結果現在引起各黨派的批評，不正顯示出其客觀性嗎」？該書歷史篇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秀政則認為他們「不論統獨、單純描述史實」，卻受到批判，而感到委屈，他大聲疾呼「讓編審客觀中立，政治干預可以休矣」。

據我所知，該書編委會確實有不少對台灣歷史做過相當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們確實不希望受到政治的干預，而希望能夠編出忠於史實的教科書。可是，最終拿出來的成果，卻和他們的願望有很大差距，而帶有明顯的政治干預的痕跡。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以下我們根據預計在1997年8月出版的《認識台灣（歷史篇）》「專供教師研習使用的」「模本」加以評論。

有尊重史實、客觀中立的一面

該書畢竟是由許多歷史學者參與編寫的，如果全部按照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來編寫，他們是無法接受的，因此，我們在該書中可以看到有尊重史實、客觀中立的一面。例如：

一、書中提到「12世紀前半葉，已有漢人移居澎湖，並且到台灣從事貿易和短期居住」；「鄭氏還大量吸納中國大陸移民來台墾殖」；「由於閩、粵人陸續大量的移民來台，漢人的墾殖範圍不斷擴張」；「清領台灣以後，有愈來愈多的漢人移民來台」等等。這可以說明是誰在開發台灣中起主要作用。如果能夠舉出清代前期人口激增的事實，就更有說服力。

二、在介紹台灣建省後的建設時，該書指出「台灣已經是當時最現代化的行省」。這是從史實上批駁了「日據當初，台灣是荒蕪之地，可說是世界上最落伍、最野蠻的地方」之類的謬論，同時也是對「只有日本統治才使台灣開始進步」的觀點給予澄清。

三、該書指出，在日本統治時期。「經濟上、初期改革農業，使台灣成為日本稻米和蔗糖的供應地；後期推動工業化，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補給基地」。這是在經濟上揭露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實質。這和鼓吹日本統治下台灣經濟「面朝資本主義發展」、「日本為台灣帶來產業的開發、工業的發展、使台灣走上現代化的路」之類的觀點顯然有本質的差別。

諸如此類的尊重歷史、客觀中立的寫法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黃秀政教授所說，他們的編委會「力求兼顧不同政治主張的學者」。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完全不帶政治觀點地參加編審工作。樹欲靜而風不止，主持人希望客觀中立，參與者則未必大家都能做到。實際上，從編審過程和編審的結果，我們不難找出政治干預學術的跡象。

一、關於「基本共識」。黃秀政指出：「課程標準草案研訂期間，對台灣的定位雖有『台灣的台灣』與『中國的台灣』之爭論，但最後終能各讓一步，取得以客觀中性的用詞來解讀台灣歷史的共識。」〔註1〕又說：「當時大家都有共識，不論統獨，單純描述史實。」〔註2〕這告訴我們，不同政治主張的學者曾經就台灣的定位問題進行過爭論，結果不是一方說服另一方，而是「各讓一步」。但是，這顯然是黃教授個人的看法，編委中的其他人不一定有同樣的理解。例如，鄭梓教授，他認為不同主張的學者難免各持所學、各逞己見，但寬容、平和與節制，不過卻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至少堅持住以台灣人的觀點寫台灣史」〔註3〕。這說明主張「台灣的台灣」與主張「中國的台灣」進行爭論的結果，並非「各讓一步」，而是一方戰勝另一方，即以「台灣人的觀點寫台灣史」取得了勝利，而主張「中國的台灣」的一方不得不作出讓步，使得編審過程中在台灣定位上遠離了「中國的台灣」。本書中的許多問題就是由此而產生的，它使得「單純描述史實」的美好願望無法實現，這就是政治干預學術的要害所在。我們不是簡單地反對「以台灣人的觀點寫台灣史」，關鍵要看排斥「中國的台灣」的觀點是不是可以代表「台灣人的觀點」。這是在獲得「基本共識」時必須弄清的問題。

二、關於「台灣歷史的特色」。如果按照「單純描述史實」的主張，在「國中」教科書中完全沒有必要寫這樣一段，決定要寫，顯然出自政治的需要。由於對這樣一個大問題未有認真深入的研究，只靠在編寫過程中的「研發」，不可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匆匆忙忙寫進教科書，這並不是「對知識、對學術負責」的態度。王仲孚教授提出，「個人的學術特殊觀點，在沒有透過作者，並經學術界檢驗之前，不可放入教科書當實驗品。」〔註4〕我同意這種看法。

所謂歷史的特色，應當是指那些與眾不同的地方，你有他也有，就不能算特色了。特色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台灣歷史的特色應當是台灣與周邊地區相比較，與中國其他行省相比較，看出它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該書所列台灣歷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對外關係密切；對外貿易興盛；冒險奮鬥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這四點。這算不算是特色呢？起碼它從未獲得學術界的共識或公認，不能輕易地寫進教科書。如果稍作推敲，就會看出不少問題。例如，多元文化，是不是台灣歷史的特色？杜正勝先生寫道：「舉世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人都承認中國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各地民族文化逐漸融合而形成華夏文化，成為漢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前身，有共同性但仍然保留特異性。」〔註5〕可見，多元文化不是台灣所獨有，也不是它與眾不同的地方。再如，對外關係密切和國際貿易據點，台灣從明末開始與外國逐漸有所接觸，而在此之前很久很久，福建的泉州就已經是國際大港了；從荷蘭統治時期到鄭氏時期，台灣對外貿易都與大陸各港口有密切關係；到了清代前期，台灣與外國幾乎沒有來往，正如林滿紅教授所說：「1683年清朝統治台灣以後，到1860年台灣對西方開放貿易以前，大陸卻幾乎成為台灣對外貿易的唯一對象。」〔註6〕所以，書中所說在清代前期，「台灣又再度成為國際貿易據點」是與史實不符的，需要改正。到了清代後期，開放五口通商，福建省的福州、廈門先在40年代開港，60年代才開放淡水、雞籠、打狗、安平。當時與外國貿易最主要的口岸是上海和廣州。可見對外關係和國際貿易能不能算是台灣歷史的特色，還需要進行充分的研究和論證。

實際上，台灣歷史是有其特色的。例如，台灣曾經被荷蘭侵佔達38年，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這是全國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台灣與其他地區相比，是一個開發較晚的地區，也是最遲建立行省的一個地區，台灣主要是由大陸移民開發的，因而台灣與閩粵兩省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這些都是台灣與眾不同的地方，似乎可以算是台灣歷史的特色。這裡只是舉些例子，拋磚引玉，並說明「台灣歷史的特色」這個題目是值得進行一番研究才能作出結論的。至於為什麼要把不是特色的東西說成是特色呢？除了政治干預以外，很難作出解釋。

三、不應有的「歷史失憶」。由於「中國的台灣」受到排斥，有些重要的歷史事實被有意無意地「失憶」了。例如，元代在澎湖設立巡檢司，歸福建晉江縣管轄，這是中國政府在澎湖地區設置的行政機構，為什麼不提？與此相關的，宋朝在澎湖駐軍，隋朝在「流求」（台灣）的活動，三國時代吳國軍隊到達「夷洲」（台灣），也都「失憶」了。由於同樣的原因，在寫到「通商港口之開放」的背景時，沒有放在外國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之下來考察，使得讀者以為列強只是對台灣感興趣。寫到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時，不講當時全國的形勢，只講行政長官公署的措施失當，是無法講清歷史真相的。

四、「中性」的用詞也有它的立場。用「鄭成功『進取』台灣」，而不用「收復台灣」，似乎作者用的是中性的表述，實際上卻反映了對領土主權的看法問題；用「甲午戰爭，日本『取得』台灣」，而不用「侵佔」、「佔領」，這樣的中性用詞，實際上掩蓋了日本的侵略罪行。正如日本有人把入侵他國「中性」地稱之為「進出」，台灣有人把「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改用中性的「終戰」，這都不是什麼「客觀中立」，而是明顯地表達了其政治傾向。反之，採用過去幾十年不曾用過的、近年來才製造出來的、非中性的、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取代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表述近幾十年來的歷史階段，更是留下了政治干預的深深烙印，難以洗刷。

附帶地說，把「未來展望」寫入歷史教科書，完全是外加的。歷史是講過去，不講現在，更何況未來。這樣寫法，除了「製造輿論」「政策宣示」以外，還能作何理解？

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正確表述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既要批判其黑暗面，又不忽略其光明面」，似乎是「客觀中立」的，問題在於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在內容的選擇、資料的取捨、所佔的份量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觀意圖。該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變遷」，從人口的激增、放足斷髮的普遍、守時觀念的養成、守法觀念的建立、現代衛生觀念的建立等五個方面，集中地介紹了「日本現代化帶來的光明面」。

社會變遷主要是指社會結構方面的重大變遷，一般地說，在這個項目之下，應當討論有關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行為規範以及人口等方面的變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社會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和清代後期相比，重大的變遷至少可以列舉如下：日本殖民地官僚體系取代了清朝官員的統治地位；在清代後期佔有重要地位的西方外國資本受到日本的排擠，而陸續退出台灣；原有的銀行─洋行─媽振館（merchant）─茶行的經營模式逐漸被淘汰；原來壟斷兩岸貿易的郊商相繼衰落，大陸資本勢力日益式微；日本資本大量湧入台灣，日本資本家集團在台灣經濟中佔據了統治地位。可是，該書在「社會變遷」之下，不提這些重大的變化，而不惜用大量的篇幅，有選擇地、突出地介紹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中的某些變化，並且只講其「光明面」，所佔的份量竟然超過第三節反抗日本的「社會運動」。這就不只是知識問題，而是顯示出意識形態的問題了。

主事者的苦衷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分析本文開頭所提出的杜正勝、黃秀政兩位先生的講話。

杜先生認為該書引起各黨派的批評，正說明該書的客觀性。各黨派的批評可能有其獨特的立場，可是不能因為有各黨派的批評，就認為一切批評都是「泛政治化」，以此來拒絕所有的批評。僅就本文所提的一些問題，就可以看出，所謂客觀性是很成問題的，是否「忠於歷史」，不能自我鑒定，還需要經過學術界的檢驗。

黃教授作為該書編審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希望能夠排除「政治干預學術」的困擾，力求「客觀中立」。經過20次的討論，才達到「不論統獨、單純描述史實」的共識，又經過30次會議，花了兩百個小時，才寫出課本，可是卻受到各方的批評，他感到相當委屈。吳文星教授說，每個章節都經過多次討論，「經過這樣的程序，幾乎不可能還存在個人的意見」〔註7〕。現在要黃教授為不是他的「個人意見」的東西負責，他的苦衷和委屈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黃教授卻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為什麼「基本共識」無法落實？為什麼會留下不少政治干預的痕跡？看來「政治干預」似乎貫穿著整個編審的過程。所以，如何對待「政治干預」，不論是從編審委員會內部，還是從外部、從上面來的干預，已經成為學者們，特別是編審會的負責人需要研究的學術以外的課題了。

1997年7月24日

〔註1〕〔註2〕《中國時報》1997年6月6日。
〔註3〕《聯合報》1997年6月6日。
〔註4〕同上，1997年3月20日。
〔註5〕同上，1997年3月28日。
〔註6〕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版，22頁。
〔註7〕《中國時報》199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