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國兩制」開始書寫自己的歷史

1997年10月8日星期三，是香港主權、政權回歸中國，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一百天；董建華以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身份，在臨時立法局，發表了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開宗明義的一句話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人開始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且，我們今天所走的每一步，可能會決定了今後幾十年的路向，因此，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7月1日，這個莊嚴時刻的全部意義，為我們自己，也為我們的後代，建設一個文明、富庶、安定、民主，充滿生命力的香港。（《施政報告》，第二段）

香港走向21世紀的第一份官方報告書

80年代中葉，利用60年代以來歷屆港英總督的《施政報告》，濟之以港英政府的各種報告書（綠皮書、白皮書），我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為過渡前後15至20年（即，1980年代～2010年代）的香港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傳媒，以至於市民的社會心理；還有，「97」前後香港同中國大陸、台灣、澳門，以及周邊國家／地區的關係型態……，發掘了一系列相關的問題，並企圖以「跨越學科、跨越時空、跨越文化」的理論和方法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當時，圍繞著這一主題寫出來的二、三十篇文章，在各地報刊發表後，經過編輯，印行了一個單行本，定名為《香港走向21世紀：「華夏體系」與「太平洋時代」的探索》（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4月出版）。

過渡時期的十幾年，「香港研究」已經在香港和內地成為一門「顯學」；許多專家學者就香港過渡前後各個層面的問題，作出了精采的調查研究；印行的書籍在質量上也有其可觀之處；還有一些專業團體和政府機構，也編印了不少具有決策參考價值的報告書……，然而，從21世紀發展的長遠、寬廣角度來探討「97」前後香港的發展大計者，卻不多見，而我在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多年來開設的關於未來研究與未來規劃及中國人地區（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未來的那門課程，在兩岸四地的高等院校裡，也可能是絕無僅有的，至於港英，在彭定康主政的後過渡時期，由於「速成民主化」計畫引發的英中抗爭，使到它不可能為香港的新千年發展大計，做出任何的構想、計畫、部署的……。

這方面的空白，使過渡前後的香港陷入某種「自流狀態」，確實令人不安。

在這個意義上，董建華這一份《共創香港新紀元》，便可以說是香港政府制訂的第一份香港走向21世紀的「長遠發展策略」，補救空白，此其時矣！

「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新紀元的「出發點、基本點」

當然，任何香港的21世紀發展大計──即，為香港找尋一個新的方向和釐定其地位，只可能有一個出發點；那就是，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在今後的50年裡，必須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大取向來開創它的新紀元。

因此，董建華在他的《施政報告》第三段裡便迫不及待地宣示一個大道理：

「在大趨勢方面，我們國家正出現了一百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大好形勢；經過了近2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以江澤民主席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了要在21世紀中葉，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國家發展前景壯闊、香港必定從中得益、香港的發展同樣前景壯闊、香港終於徹底擺脫了殖民時代給我們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心理局限，我們需要跳出過去思維方式的勇氣，用前所未有的眼光，長遠地規劃香港的將來。」

換句話說，香港人有一個從「英美本位、西方本位」的舊框框裡「解放」出來的問題；即，從英國人一百五十六年殖民統治，進入未來50年的「一國兩制」，其過程，不止是「改朝換代」，而涉及的，實際上是歷史觀、世界觀、發展觀的一次大變革。

具體地說，香港人（特別是其養尊處優的統治精英）必須認識到，他們要開始學習，把個人、家庭、社區、團體以至於香港特區等基本層面的發展，同中國內地，同海峽兩岸四地，同整體中國……等更高層面的跨越世紀的發展大計聯繫起來。

「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使到我們必須認識和接受一個現實而深刻的道理：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與祖國的繁榮和穩定，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利益，也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這是『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基本點；也是特區政府制訂與內地關係政策，以致制訂香港長遠發展策略的一個出發點……」（《施政報告》第七段）

香港特區鴻圖大展需要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和「理論架構」

顯然地，要「跳出過去思維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一國兩制」，涉及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東方與西方的衝突；在港英的統治之下成長的統治精英和高級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以其外籍華人的瀟灑身份，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權、制度、價值系統、行為模式……神物化，而產生其一貫的特殊的「思維方式」（其實是「冷戰思維」）。對於香港特區，對於「一國兩制」以及中國內地的政府和制度，有其定見、成見、偏見，自以為是，更要替天行道，企圖利用香港的傳媒和院校，以「此制」來改變「彼制」呢。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這份《施政報告》裡，董建華要用很大的篇幅，來反覆地討論「一國兩制」，以及它與香港前景、前途的重大關係。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政治概念，因此，我們是否認識和處理好『一國』和『兩制』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一個基本點，『兩制』體現了香港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理所當然得到我們的重視和致力維護。但是，我們同時認識到『兩制』之所以能夠實行，是由於中央從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作出的一項選擇，簡單來說，強調『一國』和執行『兩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認識到『一國』對於『兩制』的意義是如此至關重要，我們能夠在執行『一國兩制』中，有了正確的處理方向，能夠將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處理得很好。」（第8段）

這段關於「一國」和「兩制」有其整體的、有機的、辯證的關係之論，可以說是董建華的獨特見解；是他自去年十二月就任行政長官以來的心聲，歷史可能證明：這是他對「一國兩制」在理論、實踐、模式開發上的一大貢獻。

看來，也只有在這麼一個理論基礎上，他才有可能引進那一個「董建華新政」，而為香港特區開創一個「新紀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