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開的教室 本質上就是不平等的

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華倫（Justice E. Warren）在著名的布朗案判決書中寫道：「我們的結論是：分開但是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則，在教育的領域中是不可能的，分開的學校在本質上就是不平等的。」

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日本人也曾以殖民者的優越心態，將台灣子弟的學校與真正日本人子弟的學校分開。50年後的今日台灣，又有少數對憲政概念模糊不清的人士，想在校園內製造分開的教室。這對極須團結、融合的台灣而言，是潛在但明顯的嚴重傷害。應該及時糾正。即使是台獨的主張者，也應該瞭解此一可貴的價值，進而支持以國語教學的「原則」。（此一原則的例外是很明顯的。例如為教語文而使用特定語言上課；為專業需求或客觀不能，而使用特定語言甚至外國語言上課。）

筆者在台大法律系專任教職時，曾收到學生的當面陳情，指責教刑法的林山田教授用台語上課，使他聽不太懂。因此，筆者曾在教室走廊上遇到林教授時當面問他情況。林山田教授不愧是個法律人，瞭解此事的法律性質。他立即告訴我說，並無此事，只是偶然說幾句台語。筆者也就釋然地表示：「我也偶然說幾句台語。」林教授後來成為建國黨的創黨黨工之一。這是大家都已知曉的事。

楊維哲教授則不同，他在上學年開的通識課程說明上明白規定：「限以台語上課。」我當時初任立法委員，知道此事後，即已電話與楊教授聯繫，希望他放棄此種違反憲法平等原則，影響學生平等受教機會的做法。但在近30分鐘的對談中，他不但完全不能瞭解其違憲之處，並且自始至終不說一句國語：更在我每次用「抹輪轉」的台語說到：「閩南語」時，立刻糾正我說：「是台語，不是閩南語。」當我說到「國語」時，立刻糾正我說：「是華語，不是國語。」其立場之偏執，已經昭然若揭。因此，我不但當時即向教育部吳部長提出了質詢，並且又陸續向台大陳校長、教育部楊次長等人表達了我對此事的違憲顧慮與反對立場。

這個會期開始時，又有一位中興大學的教授告訴我，該校也有一位教授貼佈告表明「限用台語教學」。我乃再度於立法院向教育部吳部長提出質詢。吳部長也認為不妥。惟其認為各大學應自己管理自己，不要事事等教育部出面來管。他也允諾去調查瞭解一下各校以方言教學的狀況。此事引發了社會媒體的討論，但是論者或對憲法的瞭解有限，或誤以為此事無關重要，爰不揣淺陋，再做一些說明如下：

有人認為：憲法並無明文規定講學應用國語，反而有講學自由的規定，因此，用閩南語教學絕不違憲。其實，憲法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將一切憲法意旨用明文寫盡。譬如，總統、副總統不能兼任閣揆或台大校長，這並不需要憲法明文規定，兼任自然違憲。美國憲法僅34條，其中並未寫出「講學自由」。英國憲法沒有任何條文，當然更談不到「講學自由」的條文，您能說他們沒有講學自由嗎？但是，講學的自由遇到了社會分隔的問題時，這項自由就變得不是漫無限制了。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了人民的平等權。中華民國任何人民不論其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有何不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中雖然沒有明文寫到「家庭來源」（Family Origin），但是任何基於家庭來源不同，造成因母語不同，而不能進入同一間教室上課，或同一家公司上班的事實，這就是一種歧視，違反平等受教權、平等就業權，當然違憲。

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在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允許一州合理立法，將白人與有色人分別坐入不同的火車車廂，以避免衝突，只要車廂的設備大體相同即可。但這種「分開但是平等」的原則，如今已經是十九世紀的陳跡。在美國已經沒有人再想辯論了。

楊教授在報端說，這只是一門選修課，學生可以不修這堂課。他也說，來上課的學生都很喜歡他的課。這使我不得不想到當年美國白人的經驗，當白人師生在一起上學時，他們都很喜歡；並且從未阻止其他有色人家庭的子弟選擇其他任何學校。不是嗎？前述華倫大法官在布朗案判決書中說到：「分開但是平等的原則，在教育領域中是不可能的。分開的學校本質上就是不平等的。」今天在台灣，用閩南人的母語，將非此母語的同齡學生推入「分開的教室」，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表現，更是社會分隔、猜忌、動亂的起源。做為一個真正愛台灣的公法學者、立法委員，我有必須反對的義務，決不怕做少數。

也有人提到過去在台灣推行國語太過，將其他方言幾乎消滅了。另有人提到過去在學校也有一些外省口音太重的老師，教課讓人「聽無」。因此主張可以用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語，或任何語言教學。這顯然是將情緒和法律制度混淆的結果。「報復全體外省人」的心理固然可以休矣。從社會成本與國際經驗來看，毫無疑問的，單一的國語加上對地方傳統語言的尊重，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1982年，加拿大終於以憲法將法文同列為國語。但15年來，加拿大的問題並未解決；且其社會花費的成本極大。（加拿大籍的政大法研所碩士丘才廉先生的論文，有很清楚的描述。）其國力與臨接的美國不能相提並論。原因之一，也和美國當年以六票之差決定以英語，而非德語，為唯一國語，有密切關係。

楊維哲教授在電視上又說，他定義的「國語」是：台語（即閩南語）、客語及「華語」三種。這更令人無法接受。「國語」是當年中華民國建國之初，有鑒於各省方言發音不同，難以團結民眾，政府立即於民國二年邀集各省音韻專家開會，尋找最多發音共通之處，編訂出來的一套發音方法。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清大教授、中研院院士的江蘇籍哈佛博士趙元任，和胡適、王照、黎錦熙……等人均曾參與其事。民國7年政府終於公佈了一套39個國音字母。民國9年再增加一個為40個。民國17年又公佈了一套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民國19年再度刪修，放棄三個方言常用的符號，並改名為「國語注音符號」37個沿用至今。教育部前幾年又修改了上述羅馬字拼音法式，稱為「國語注音第二代」。這是已經使用了80年的用語，無法任由楊教授自己另做定義。

到過北京觀光的人都知道，國語和北京話（京片子）大有差別。今天在台灣，有些台獨主張者將「國語」稱為「北京話」，多少有一點想要利用民眾厭惡共產政府的心態，來污衊國語的用心。至於將國語稱為「華語」，與台語、客語並列，罔顧閩南人和客家人的方言也是華語的事實；其情緒性、反科學的政治立場，就更不用說了。這決不是理性的心態，更不是一個數學教授應有的客觀心態。

閩南語是一個重要、優美、古典的方言。但是，原住民的母語、客家話、上海話、潮州話、蘇州話、福州話、廣東話、四川話、蒙古話、西藏話、滿洲話……等其他人的母語，也很重要，也很能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因此，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不是堅持使用閩南語或其他任何人的母語來教「數學原理」，而是應該一面共通使用國語於各個公共事務的場合，另方面加強對各種地方傳統語文的研究、保護，以共享祖先最大的文化遺產，並且發揮最大的文化創造力量。這也就是為何筆者早在民國81年、83年修憲時，就提出下列修憲提案的理由：「國家應促進使用統一的語文，並尊重保護地方傳統語文。」

我們的開國先賢有此智慧，在民國二年就開始研訂國語發音。這是我們的資產，絕非負債。即使是台獨的主張者，也應善用此一資產，以加強台灣內部的團結、和諧與整體競爭力；而非藉由「分開的教室」，來滿足自我的政治立場，破壞憲法平等權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