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華雜誌》

這本文集之所以叫《中華短評》，乃是因為所收集的文章多在《中華雜誌》的「中華短評」欄發表的。

對《中華雜誌》還有印象的人，應當記得，《中華雜誌》的文章多雄辯滔滔，尤其是發行人胡秋原先生的讜論，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我記得，建議開闢「中華短評」欄的是錢江潮先生，我寫的許多「短評」也都在錢先生的催促下完成的。

這個文集收集的文章，大致包括從1987年到1990年，我所發表的一些對時局評論的短文，另一拙著《統派觀點》所收集的則是1991年到1996年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短文。出版這兩個文集，除了敝帚自珍外，也為這一歷史變更時期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留下一個紀錄。從蔣經國後期，解嚴前夕，到李登輝時代；從兩岸國共內戰，轉向兩岸統獨對峙，做為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於轉變中的林林總總，我們紀錄了，也評論了。雖然，「孤臣無力可回天」，只好「缺憾還諸天地」，但也算是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安慰自己的良心。

讓我有幸在台灣盡一知識份子的言責，在「中華短評」出版之際，我不能不感謝《中華雜誌》和胡秋原先生。

我和胡先生，除了在台大認識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凱外，本無任何淵源，並且我的師友殷海光老師和李敖兄，還是胡先生「中西文化論戰」的對手。我之所以會認識胡先生是因為保釣運動，1970年9月，我和王順合寫的《保衛釣魚台》一文遭《大學雜誌》退稿，走投無路而找到《中華雜誌》和胡先生。

保釣運動之後，我遭「台大哲學系事件」整肅，莫名其妙蒙上「思想問題」的奇冤，連承辦我們案件的警備總部保安司令部文教組組長陳敬忠上校都對我產生莫大的同情，而建議我，是不是可以把所寫過的文章和書請幾位政府還能信任的學者寫個評論，他們可以向上面呈報，來證明我的「思想問題」。在當時，誰敢保證誰的「思想」。我硬著頭皮請逯耀東、沈君山和胡先生為我寫「評論」，沒想到三位先生都一口答應。胡先生還在他的「評論」中，引述朱熹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泳轉深沉」來勉勵我。三位先生的「評論」報上去了，但我的情況並未好轉，可見當時的政治迫害之嚴酷。

我在幼獅書店出版的碩士論文《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也遭查禁，警總並派員監督焚書，並告知《幼獅月刊》不可再刊載我的文章。主編朱一冰先生相告，有關人員說：「非我族類，斬草除根。」老同學高信疆任職《中國時報》亦告知，新聞黨部通令各報社不得刊用陳鼓應和王曉波的文章。

時逯耀東教授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約我寫了一篇《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意義》，廣告一刊出，有關人員立刻反對，要求抽版。逯教授答應他們審稿刪改，也不接受，又以王曉波只是「賣文」相告，有關人員也不肯，竟告之：「王曉波要飯吃，叫他跪著來求我們。」逯教授則告訴他們：「王曉波絕不會跪著向你們要飯吃。」胡先生知道我遭抽版退稿，就要我把文章交給他，刊登於《中華雜誌》，並且拿到一筆稿費。

在台大遭解聘，賣文又被封鎖。申請出國研究二次都遭批示「礙難照準」，連申請費都退回。後沈君山教授推薦我到《科學月刊》當編輯，介紹我去見《科月》社長張昭鼎教授，見過張教授後，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消息，最後等到沈教授來信謂，我見過張教授後，有關人員即告訴張教授，不可任用王曉波。

走投無路，幸好有成舍我先生收容我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課。有一日，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先生把我找到中央黨部，拿出一張字條紙來，載明時間、地點，說我在課堂說：「要為馬克思主義犧牲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李主任跟我說：「這些話當然不是你說的，但有這樣的報告到我桌子上，你得要格外小心謹慎。」好一陣子，我上課只好自備錄音機，並向學生說：「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負責；同學有記錯了的，同學自己負責。」

又有一次，適時中共正在批孔批林，世新教務主任成秀峰女士找我，說是：調查局來查，王曉波出考題批孔，「與匪唱和」、「為匪統戰」。我跟成主任把近年來的考卷翻出來，成主任突然指著一題「試批判孔德的知識三階段論」說：「一定是這一題。」我說：「孔德是法國哲學家奧古斯汀．孔德，又不是孔子。」成主任只好說：「以後凡是姓孔的都不要批判好了。」又說：「王老師，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如你不在我們學校教書，我們就不會惹這麼多麻煩。」

以一個有組織的政府來迫害一個個人，那種無奈無助的悲忿，難免產生「與汝偕亡」的憤慨。胡先生一面鼓勵我堅定愛國主義的心志，要「我行我素」；一面勸導我要有「官逼民不反」的修養，不可被一些騷擾激怒。因為，有人要陷害你，你一激動，做出出軌的言行，他們正好逮到來整你，而達到他們的目的，你為什麼要讓他們得逞，讓他們達到目的？一面「官逼民不反」，一面「我行我素」，他們便永遠達不到目的。二十多年來，在各種迫害下，我跟許多朋友不一樣，還能在監獄外「我行我素」。這不能不說是拜胡先生「官逼民不反」之賜。

保釣運動之後，台灣青年批判西化主義的本土運動勃起，而有「鄉土文學」、「唱我們的歌」及台灣史研究。此外，亦有社會意識的覺醒，而關懷弱勢族群和弱勢階級。

1976年，有關方面發動了對「鄉土文學」的圍剿，在第二次「文藝大會」上，警總的代表揚言：「我們不是不辦，而是就要辦了。」在這磨刀霍霍之際，我找到一向受胡先生器重的學生曾祥鐸兄，一起去見胡先生，希望胡先生能仗義執言，不可挫折台灣社會自發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胡先生要我搜集一些「鄉土文學」的作品給他。後來，胡先生發表了《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並且，還要我和祥鐸、映真二兄各發表為「鄉土文學」辯護的文章。「鄉土文學」論戰了一年多，後來胡先生還邀尉天驄、陳映真和我參加《中華雜誌》的編輯委員會。

在這過程中，熱愛台灣新文學的李南衡兄，跑遍台灣各地，遍尋耆宿，花盡積蓄，成立「明潭出版社」，自力編印《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並且以《賴和先生全集》為第一冊。但「風聲」傳來，所搜集日據時代抗日作家的作品，有人思想「左傾」，而要查禁。南衡兄約我一起去見胡先生，鄭學稼先生更是仗義執言，在《中華雜誌》上，為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極力辯護。因此，發動查禁《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陰謀終於不能得逞。接著再經過李篤恭、侯立朝的呼籲陳情，被定性為「屬於左派」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在內政部長林洋港的批准下，終於得以平反重入忠烈祠。

1979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有《疾風雜誌》創刊，反制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但卻指責《夏潮雜誌》和鄉土文學派的教授和作家為「真正的敵人」，其中遭點名的有尉天驄、陳鼓應、陳映真、王津平、蘇慶黎和我等人，胡先生則在11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社論《略評台灣反民族主義的怪聲》，為我們辯護。

1979年12月10日，發生「高雄事件」，接著全島搜捕黨外人士，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所有媒體眾口一辭，殺伐之聲甚囂塵上，只見一批《疾風》「志士」公然在台大校門口叫囂槍斃這個，槍斃那個，善良之輩皆噤若寒蟬。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