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香港－－兩岸關係的紐帶

舉世矚目的香港回歸中國的盛典已圓滿落幕，歷經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香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順利回歸，是自80年代初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以來，首先在解決香港問題上進行的成功實踐，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擬就香港回歸後對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和解決台灣問題可能產生的影響，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香港回歸後，將更好地發揮其在兩岸間的協調和緩衝功能，有助於促進兩岸的政治接觸與交往。眾所周知，「97」前，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環境和地理條件，成為海峽兩岸關係特殊的交集點。香港既與內地同時也與台灣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港台關係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兩岸關係，在缺少直接溝通管道的情況下，海峽兩岸利用香港這一特殊和理想的場所，進行同樣的接觸與交往。因此，長期以來，香港作為兩岸關係的紐帶。發揮了重要的緩衝作用。在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冷戰格局的逐漸瓦解，海峽兩岸關係的逐步緩和與發展，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這種緩衝功能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1986年5月發生的、曾轟動一時的「華航貨機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之所以能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充分利用了香港這一緩衝作用，降低了兩岸官方或半官方事務性接觸談判的政治敏感性。更為突出的事例是，在台灣當局堅持「三不」政策、拒絕開放兩岸直接「三通」的情況下，兩岸通過香港「第三地」，才得以繞過台灣當局設置的重要政策障礙，進行間接「三通」，從而使兩岸的經貿往來和各項交流活動，不斷推向前進。不過，「97」前，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這種緩衝功能有很大的局限性。道理很簡單，因為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港英政府的對台政策乃是英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港英當局在處理台灣事務時，必須遵循英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即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與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因此，香港雖與海峽兩岸均保持密切聯繫，但就港台關係而言，僅具民間性；而就兩岸關係而言，則由於中間橫隔著英國這一外國因素，使得香港在兩岸關係中不僅具有前述的「緩衝」功能，同時又具有某種程度的「制約」作用。這種「制約」作用，顯然不利於兩岸的直接接觸與交往。

97香港回歸後，隨著香港成為大陸的一部分，港台之間的關係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變化，英國這一外國因素已不復存在，大陸成為港台關係的主導因素。但由於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香港是在中央政府管轄下由港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因此港台關係是兩岸關係中的「特殊組成部分」。這種關係有別於大陸其他省區與台灣的關係。1995年6月國務院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97」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即「錢七條」）中明文規定：「台灣現有在香港的機構及人員可繼續留存」。〔註1〕台灣當局出於其在香港的利益所在，也已在1997年8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中規定〔註2〕：目前，台灣當局已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下設立「香港事務局」，負責統籌其所有駐港機構。如此，意味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有效管轄範圍內——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出現台灣當局派駐的機構。這樣，香港回歸後將為兩岸政治和事務性接觸與交往，創造更為直接和便利的條件。

另外，根據「錢七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台灣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設立機構，須擬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註3〕而台灣當局制定的《港澳關係條例》中也規定：「行政院得許可香港或澳門政府或其授權之民間團體在台灣地區設立機構並派駐代表，處理台灣地區與香港或澳門之交流事務。」這又意味著，在一定條件和前提下，港台之間可以建立某種形式的官方關係，進行必要的直接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互設代表機構。7月3日，董建華與辜振甫在香港會晤時，港台雙方已確定溝通管道的具體人選（葉國華、鄭安國）。而所有這些，「97」前都不被允許的。很顯然，香港回歸後港台之間的關係將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更高一級的層次，其發展空間更形擴大。總之，香港回歸後，港台關係將更為密切，香港作為大陸的特別行政區，將會更好地發揮其在兩岸關係中的協調和緩衝功能。例如，許多因政治敏感性較強、一時不便在兩岸間進行直接接觸商談的議題，可以先在香港進行；兩岸間一些難度較大、較為複雜的交流合作事項，也可以在香港先行探索、試行，從而有助於增進雙方互信、促進海峽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

十年來到過大陸台胞逾千萬人次

二、香港回歸後，其在兩岸間的中介地位將進一步加強，有利於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80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雖然由於台灣當局的政策限制，不能直接進行，但依然保持了逐年大幅度擴大增長的勢頭，其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有香港這塊寶地作為「中介」。眾所周知，香港是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信息中心，又兼地處海峽兩岸的中間地帶，有其他地方無法取代的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貿易方面：香港是台灣這些年來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以1996年為例，據資料顯示，台對港貿易順差額為2,508,000萬美元，約等於其對美貿易順差額6,809,000萬美元的8.6倍和其對外貿易總順差額135億美元的1.9倍。其中台灣通過香港轉口到大陸所得到的貿易順差為81億美元，約等於台灣對香港貿易順差額的32%強。也就是說，台灣對香港貿易的巨額出超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對大陸轉口貿易的出超。〔註4〕

投資方面：目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約三萬多家，協議金額已超過300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約150億美元，其中有相當部分的台商與兩岸間接貿易一樣，是透過香港區「中介地」轉往大陸投資的。為符合台灣當局有關間接投資的政策，許多台商還在香港設立子公司，以作進軍大陸的「跳板」，而香港為投資大陸的台商提供金融、信息、航運等方面的服務，從而使台灣、香港和大陸經濟關係日趨密切，互補互惠。

人員往來方面：據資料統計，自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到大陸探親、旅遊、經商及從事文化學術交流的台灣民眾，到1995年底總計已近千萬人次。大陸民眾近幾年來赴台探親及從事各種交流活動的人數也與日劇增。而兩岸人員的往來也大都是經過香港中轉的。

金融方面：近年來隨著兩岸經貿活動的日益擴大，台灣金融界也紛紛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作為進軍大陸的據點。為兩岸經貿活動提供服務。

香港回歸後，其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信息中心的地位絲毫沒有改變，它仍然是兩岸從事經貿和各項交流活動可資利用的最理想的「中介地」。「錢七條」中明確宣示：香港回歸後，「港、台兩地現有的各種民間交流交往關係，包括經濟文化交流、人員往來等，基本不變」；「鼓勵歡迎台灣居民和台灣資本到香港從事投資、貿易和其他工商活動」。其在香港的正當權益「依法受到保護」；港台間的海、空航運交通按地區特殊航線「管理」，並依「雙向互惠原則進行」；台灣居民「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進出香港地區，或在當地就學、就業、定居」；香港的各類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在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基礎上，可與台灣地區的有關民間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註5〕可見，香港回歸後，其在兩岸關係中的「中介」地位，有中央政府的政策作為保證。迄今為止，香港回歸已屆四十多天，人們看到，海峽兩岸經香港進行的各項交流活動一如往常，並更加便捷、更為熱絡。

更值得注意的：「97」之後，隨著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緊密、中資企業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台灣與中資在香港將會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再者，目前台灣當局對具有一定中資比例的香港企業赴台投資的限制已逐步放寬，假以時日，中資進入台灣投資的比例也勢必增加。如此，海峽兩岸經過香港「中介」所進行的經濟雙向交流與合作，將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這不僅有利於促進兩岸經濟的共同繁榮，而且將推動兩岸關係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不過話又說回來，香港在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中的「中介」作用固然值得肯定，但這畢竟是在台灣當局保守、僵化的大陸政策設限下不得已為之的非正常的狀態。多年來，海峽兩岸問題（尤其是島內工商企業界）因台灣當局至今拒絕開放兩岸直接「三通」而付出了巨大代價，更因此而極大地制約了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深度和廣度的發展，延緩了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的振興與騰飛。特別是自去年8月以來，台灣當局出於其政治需要，違背經濟規律，漠視廣大台商的利益，強制推行所謂以「戒急用忍」為核心的限制兩岸經貿發展的倒退政策，並試圖擇地取代香港為兩岸經貿交流的中介地，事實將會證明，這樣做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台灣當局將面臨的巨大壓力

三、「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將對台灣當局的分裂政策構成強烈衝擊，有助於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一國兩制」構想實際上最初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只是因為香港問題要提前解決，所以首先被用之於香港。世人將會看到，回歸後的香港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宣傳恰恰相反，將會更加穩定繁榮，這顆「東方之珠」不僅不會黯然失色，反將會更加璀璨明亮。「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勢必對台灣問題的解決產生積極的示範作用，對台灣當局現行的分裂主義政策構成巨大壓力和強烈衝擊，從而有助於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

香港回歸後，台灣當局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將面臨巨大壓力：

首先是島內社會民心轉變的壓力。台灣當局現行的拖延對抗統一的分裂主義政策之所以暫時還能推行下去，日子尚能勉強支撐，關鍵在於這種政策在島內尚有相當的民意基礎。這是長期以來台灣當局不遺餘力地進行反共教育、對「一國兩制」方針蓄意歪曲宣傳的結果。香港回歸後，「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人心安定、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繁榮發展。這一活生生的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不僅將使台灣當局的歪曲宣傳不攻自破，而且將與台灣社會脫序、政局動盪、黑道猖獗、綁票殺人等惡性案件層出不窮、民眾普遍缺乏安全感，以及經濟情況低迷不振、每況愈下等困難處境形成鮮明對照和強烈反差，從而將使廣大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逐步消除恐懼感和排斥心理，增強認同感。這樣，海峽兩岸在爭取島內民心這一關鍵問題上，台灣當局勢必日益陷入被動局面，面臨要求盡快突破政治僵局、改善發展兩岸關係，並最終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兩岸和平統一問題的巨大社會壓力。

當然，這種社會民心的轉變是漸進的、緩慢的、不知不覺進行的。由於兩岸關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島內工商企業界的切身經濟利益，因此可以預料，在這股社會壓力中，台灣廣大工商企業界將會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在香港回歸前後，人們已經可以隱約感受到島內民心變化的某種癥兆。

其次是大陸方面的壓力。如前所述，香港回歸後，港台之間的關係在性質上業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港台關係成為兩岸關係中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大陸是港台關係的主導因素，「一個中國」是港台關係的基本原則。「一國兩制」是港台關係的基本內容。眾所周知，台灣在香港有著難以割捨的巨大的經濟利益：資料顯示，除巨額的貿易順差之外，在投資方面，台商在香港設立的大小公司超過三千家，投資總額約達六十億美元。更不用說香港還是台灣賴以和大陸乃至世界經濟聯繫的重要紐帶。港台關係一旦受損，台灣當局將陷入自縛的困境，不僅島內經濟會受到嚴重影響，社會穩定也將堪虞。因此，為維繫港台間的正常關係，台灣當局今後在處理與香港的事務時，勢必難以迴避「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為因應「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新的港台關係，台灣當局將不得不對其現行的大陸政策中許多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錯誤政策進行一系列調整。事實上，《港澳關係條例》的制定與實施、港台間航運協定談判的達成共識、兩岸「定點直航」的開通，以及最近台灣當局駐派機構的調整等，均是這種發展趨勢的具體實現。

香港的順利回歸，極大地激發了大陸12億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要求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的呼聲日益升高：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則增強了中共領導人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自信心。可以預料，隨著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勢必集中力量加強對台工作的力度，台灣當局如不改弦更張，將會感受到來自海峽對岸中國大陸的愈來愈大的壓力。

再次是海外華人社會的壓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數千萬，歷來有光榮的愛國傳統。香港回歸前後，華人社會中的各種社團，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無不歡天喜地地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隆重慶祝香港回歸這一百年來的盛事，表現出熾熱的愛國感情。隨著港澳問題的解決、「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成功實踐，海外華人社會對祖國政府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認同感必定會進一步增強，要求兩岸和平統一、早日實現民族騰飛與富強的願望必將日益強烈。這樣，台灣當局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的政治影響力勢必進一步削弱，其分裂祖國的活動將會愈來愈不得人心，失去原本不多的市場。眾所周知，海外親台華人勢力的支持，是台灣當局賴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之，對於來自這方面的壓力，台灣當局恐怕也不能無動於衷。

「形勢比人強」

最後是國際社會的壓力。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不僅有中國人的利益，同時也有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日本等世界主要強國巨大的經濟利益。有報導說，在港英資有一千家，金額約四百億美元；美資一千多家，金額150億美元；日資二千家，金額約135億美元。截止1996年6月底，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的外國大公司、大企業和銀行總數有4,523家，比1995年同期增加12%。〔註6〕除投資以外，還有巨額的貿易利益。因此，國際社會並不希望香港動亂。香港回歸後，仍將保持穩定繁榮，作為世界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溝通中國內地與國際經濟貿易界的橋樑和紐帶，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如此，國際社會將會逐步體認到「一國兩制」給香港以及世界帶來的巨大好處。除極少數別有用心者外，一些原本對「一國兩制」缺乏認識、持懷疑觀望態度的國際人士將會轉而認同「一國兩制」，國際輿論勢必會愈來愈支持中國以「一國兩制」模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倘若台灣當局仍然一味堅持拒絕接受「一國兩制」，勢將在國際社會日益陷入孤立境地，承受輿論愈來愈大的壓力。事實上，南非宣佈將與台灣「斷交」，轉而承認中國大陸，以及巴拿馬國際運河會議因李登輝的出席而「變質」等等，均是香港回歸的「效應」。台灣當局所謂的「務實外交」，總有一天會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人們看到，在香港回歸前後的短時間內，台灣高層領導人又是發「聲明」，又是密集接受國際媒體「採訪」，不厭其煩地一再宣稱：「香港是香港，台灣是台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決不接受『一國兩制』」，顯然，他們已經感受到情況有些不妙了。誠然，解決台灣問題最重要的國際因素是美國。然而，海峽兩岸的統一唯有兩條路：「戰爭」抑或「和平」。美國當然希望選擇「和平」。美國學者黎安友即曾說過：「我認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美國而言，絕非口號，而是具有實際的利益。美國在台灣具有重大利益，如果此一問題能和平解決，則許多利益將可以保持。而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就是一項重大的利益。」〔註7〕而選擇「和平」，除採取「一國兩制」模式之外，別無良策。眾所周知，台灣問題說到底是中美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實力較量問題。就如同香港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中英兩國的實力較量一樣。可以預言，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勢必此消彼長、逐漸縮小差距。人們不禁會問：目前台灣當局「挾美自重」、仰仗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與台灣關係法》拖延對抗統一的錯誤政策，究竟還能維持多久？支持台灣獨立意味著戰爭；選擇和平則唯有「一國兩制」；而企圖永遠維持所謂「實質獨立」的現狀，中國政府和全體人民決不會答應。同樣意味著戰爭。因此，權衡利弊的結果，美國出於其自身利益，調整其對台政策，轉而支持中國政府以「一國兩制」模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並非天方夜譚。其實，「台灣人接受在中國範圍內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就是美情報局就台灣問題給美國總統的報告中所提供選擇的模式之一。〔註8〕因此，台灣當局不應該對美國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總之，「形勢比人強」，香港回歸後，兩岸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是客觀趨勢；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問題，儘管會有曲折的過程、劇烈的較量，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偉大構想終將變為現實。

〔註1〕〔註3〕〔註5〕轉引自《台灣1995》，姜殿銘主編，九州圖書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第418頁。
〔註2〕1997年8月18日自台北報導，轉引自《台港澳情況》，1997年第13期，第2頁。
〔註4〕以上資料來源：《台灣1996》, 姜殿銘主編，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註6〕以上資料轉引自李家泉：《香港回歸與兩岸關係》，見《台灣研究》，1997年第2期。
〔註7〕台灣《中國時報》，1967年1月4日報導，轉引自王曉波：《台灣史與台灣人》第213頁，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68年12月出版。
〔註8〕《台灣淡入「後蔣經國時代」》，香港《明報明刊》1968年1月號，轉引自王曉波：《台灣史論集》第167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