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是年富力強，敏捷果斷，諍言納議，公忠體國的時期，在事業上，雖尚未達其顛峰，為全國公認的領袖，但他已係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惟正值內憂外患，舉步維難，今60年後，欲求正確瞭解蔣在「九一八」事變時的心境，及其應變之措施，必須審查當時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背景。

首先是寧粵分裂。因訓政時期的約法問題，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於1931年2月軟禁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導致粵系國民黨於5月在廣州設立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並屢次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前西北軍小軍閥石友三看有機可乘，乃於7月通電反對蔣介石與張學良，迅遭中央軍及東北軍南北夾擊，不及一月而敗北。惟東北軍精銳多調入關內，關外防務空虛為促使日本關東軍蠢動原因之一。

不幸是年我國又發生百年不遇的水災，災區漫延十餘省，尤以長江及淮河流域為甚。災民達五千萬人，死亡枕藉；千百萬人流離失所，急待賑濟。連年內戰之兵災早已造成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社會動盪無已。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蘇維埃區域，尤以江西及鄂豫皖兩蘇區，日益擴張，成為對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脅。蔣介石對江西蘇區兩次「圍剿」失敗之後，更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親率大軍十餘萬人發動第三次「圍剿」。

一、訴諸國聯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消息立即達到在南昌督戰的蔣介石，他於9月19日的日記有如下的一則：

「是倭冠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省矣。嗚呼，痛哉！夫我內亂不止，叛逆既無悔禍之意，……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嗚呼，痛哉！雖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愛國丹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拚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註1〕

在南京的中國國民黨要人於9月19日晚8時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決議電請蔣主席回京，蔣於翌日撤消第三次「圍剿」，於21日下午2時返抵南京，當即召開會議，主張以日本侵佔東省事實，提交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一面團結國內，共赴國難，會議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以戴傳賢為委員長，宋子文副之，顧維鈞為秘書長；委員有蔣中正、于右任、顏惠慶、陳立夫、孔祥熙、劉哲、羅文幹等；為對日決策之研議機關。會議決定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及剿共計劃，悉予停緩；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註2〕

蔣亦於9月21日電請張學良來京面商外交對策。自此，對日外交便由特種外交委員會制定，而顧維鈞足以代表張學良；劉哲及羅文幹亦為張之代表；宋子文與張感情至篤。蔣或南京政府應付「九一八」事變的外交，正如「九一八」事變前對日軍之「不抵抗」決定出自蔣張二人，事變後所作的對策基本上也出自他二人之共識和協定，雖然有時他們的意見發生牴觸，但蔣無強持己見，不顧張之處境及利益之處。事實上，蔣張合作無間，直至是年12月15日蔣宣佈下野為止。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五天，蔣介石於22日在南京演講，以「一致奮起共救危亡」為題，闡述其對日本侵佔東省之暴行之觀點及以外交途徑解決之對策。事變伊始，蔣即體察事態之嚴重，認為日本此一暴行「不僅破壞遠東和平，亦足以影響世界和平」他認為日本是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或公理，及世界各國有無裁制橫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患。蔣對事變之解決頗抱樂觀，亦具不惜一戰之決心：

「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為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時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屆時必領導全國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註3〕

事變之次日（19日），我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後被任命外交部長）即將日軍侵佔瀋陽訴諸國聯，要求日軍立刻撤退，國聯行政院於9月22日開會，以中國政府根據國聯憲章第十一條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糾紛之規定所提出之聲訴，要求制止事態再擴大，恢復原狀，及確定日本對中國之賠償，而日本代表前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聲言日本出兵，純屬自衛，現已開始撤至南滿鐵路區域，仍以日人生命財產安全為準，乃以行政院名義，緊急電籲兩國停止軍事行動，撤退軍隊。9月30日國聯行政院根據會議主席非戰公約（1928年）創始人之一白里安 (Aris- tide Briand）所提草案作出決議案九條。其第二、三兩條重申日本政府及代表之聲明，謂對於東省並無圖謀領土之意，及「日軍業經開始撤退，日本政府當以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得有切實之保證為比例，仍繼續將其軍隊從速撤退至鐵路〔南滿鐵〕以內。」第五條則有「知悉中、日兩國代表已保證各該國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防止事變範圍之擴大與嚴重。」對此議決案，日代表芳澤首先接受，並放出空氣，謂倘不明定日期，可能於兩星期內完全撤回，故議決案有10月14日行政院再集會之規定。我方代表未獲限期撤兵，頗感失望，但仍不得不接受此議決案。〔註4〕

日本朝野正宣傳對我東北無領土野心，日軍已開始撤退之際，日軍早已強佔我遼、吉兩省，建立傀儡政府，並準備侵佔北滿之黑龍江。所謂幣原喜重郎外相的「協調外交」，及其向國聯和美國聲明的「恪守不擴大方針」，只不過如何配合軍事的侵略，完成早已制定的併吞中國的「大陸政策」。到了芳澤自定的撤兵限期屆滿的前一天，日軍唆使漢奸張海鵬部三團進犯黑龍江省，乃有江橋之役，馬占山部奮勇抵抗，屢挫敵鋒。日軍既侵入北滿，擴大侵略，無意撤兵已昭然若揭，但日本仍繼續欺騙國聯，混淆國際視聽，日本於國內報章披露（10月13日）及日代表密告（10月16日）國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兩個不同的「基本大綱」，為履行撤兵的條件。日報所載大綱五款為：

一、東省土地商租問題。
二、禁絕排日教育及運動。
三、禁止東省不當課稅。
四、大連、安東海關與營口海關之地位問題。
五、鐵路問題：（甲）打通吉海、沈海之處理及將來保障。（乙）履行華路對滿鐵之債務。（丙）完成吉會鐵路。（丁）敷設新路之長大線等。

日代表芳澤密告白裡安主席之五點大綱為：

一、彼此不事侵略。
二、彼此制止國內敵視行動。
三、日本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
四、中國確實保護在滿洲各處居住或經營事業之日僑。
五、在滿之中日鐵路避免競爭與根據條約之各項路權問題之提議，投票反對。〔註5〕

兩者除第二、三兩款尚有相似之處，其他之款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足見日本已盡外交上欺騙之能事。

二、直接交涉

當時眾矢之的的張學良，鑑於對日交涉一無進展，加以日軍侵略日愈擴張，焦慮萬分，以其過去多年與日本人的接觸及交涉之經驗，熟悉日人狡猾善變蠻橫拖延之伎倆，擔心再事拖延，必更不利於我。日本既一直堅持中日直接交涉，應與日本開議，早日結束此一糾紛。

按「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次晨，顧維鈞即向張學良提出建議兩點：第一，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聯行政院提出抗議日本侵略；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說日語的人設法去找日本旅順總督，並且也找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註6〕胡漢民似為提議直接交涉最早之人，後得陳友仁支持。1931年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後，為對抗南京；其外交部長陳友仁於6月間偕同薛篤弼及劉紀文赴東京活動，陳曾三次與日外相幣原密談，以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之「既得權益」之條件，為廣州國府委託泰平組合公司購買日本武器之交換。「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胡漢民立即提出中日直接交涉，迅速解決事變之方針：

一、以最嚴正堅強的態度質問日本，是否有侵略土地野心？如無，則限其駐軍立刻退回鐵路線，恢復瀋陽秩序。
二、為表示中國的決心，政府必須撤換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和外交部長王正廷。
三、中國政府應於撤換張學良後，迅派幹員前往東北恢復地方秩序，並與日本辦理地方交涉諸事。〔註7〕

胡氏的三條提議近於空談，無補實際。另一作直接交涉試探者為宋子文，於「九一八」事變之翌日，宋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先葵在上海密議，宋提出由中日各派高級委員三人，組織共同委員會，赴沈制止事變之擴大，並就地覓取滿蒙問題解決辦法；幣原外相於9月20日專電同意，嗣以特種外交委員會成立，決定不撤兵不談判，一切交由國聯決定而終止。〔註8〕

至於張學良方面，一開始曾接受顧維鈞之建議，允派員赴旅大與南滿鐵路總裁或旅順總督接觸，但就是否派人前往或接觸結果均不得而知。惟當時張周圍之湯爾和氏確曾奔走張與日人之間，以謀解決途徑。日使館代辦矢野真曾獲張接見，並在報章披露，蔣聞訊後立刻去電制止，請張以後如有必要接見日人，不必親身接見，可派人代見，免生枝節。關於蔣不願張與日人直接談判一節，早有定案，以其與張代表萬福麟（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於9月23日談話後所記之日記可見：

「告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且倭人狡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註9〕

迄國聯於10月24日決議限日本於11月16日以前完成撤兵，蔣相信「這個決議案的結果，當然能夠達到公理勝利，強權屈服的目的。」同時他認為這也是「由於政府有堅決的毅力，不屈服於強權之下，認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及「全國國民，一致的嚴謹沉著，守法忍耐，沒有絲毫越軌行動所促成」〔註10〕此時蔣對事變解決之前途似頗樂觀。

三、撤兵問題與錦州「中立區」

日本一面作撤兵的諾言，並接受國聯10月24日之決議，一面向北滿急進，佔領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迫使馬占山領導抗日的省府遷至海倫，並以便衣隊擾亂天津，拐走末代皇帝，準備在東北設立傀儡政權，我國駐國聯的施代表經常，甚至每日數度與國府電訊往還，執行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及外交部的訓令。10月初顧維鈞抵京，後又署理外交部長，所貫徹之政策為「不撤兵不談判」，既使雙方談判亦需有中立國參加，或最低限度旁聽。雖然日本拒絕接受國聯10月24日之決議，但以美國表示與國聯合作，並已派代表赴東省參觀日軍撤退情況，蔣介石鑑於日政府聲明將基本大綱與撤兵接收事宜並為一談，「亦深以速覓兩全之途徑為然」，但其於10月29日公開表示之態度，仍為「自應信任國聯，始終與之合作」；其於11月2日所定之方針為「日軍未撤盡以前，不與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將來撤兵後如何開議，手續問題亦不擬先表示」。〔註11〕

事實上，自9月30日國聯決議以來，南京與張學良即積極準備日本撤兵的接收事宜。10月2日，南京令張提出接收人選，張已派張作相、王樹常為接收委員。日本對張所派代表拒絕接受，要求另派負責代表。日本似決心排除張在東北之勢力，而粵系亦欲藉對日交涉以驅除張於東北。胡漢民要求撤換張學良於前，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面告日駐廣州領事須磨謂「倒蔣去張之主張，粵府與日本並無二致」於後。張見及其本人為中日交涉之障礙，乃向蔣提出辭職，但被蔣所慰留。〔註12〕

同時粵方代表留滬，遲在東京，致使中國無團結一致之對日外交政策。平津京滬學生運動日益高漲，紛至南京請願，要求對日宣戰，不撤兵則不交涉；蔡元培被毆，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長張群掛冠以去。凡此種種，無不為侵略者添翼；日本一面宣傳本莊繁（關東軍總司令）之壯語：頭可斷，兵不可撤；一面急圖遼西，以完成吞併東三省之目的。「九一八」事變後數日，張即在錦州設省府。今如何保衛錦州關係全局，顧氏於11月25日致張電曰：「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於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係東省存亡甚巨。……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註13〕

英美法之國力倡中、日兩國在錦州避免衝突，以免破壞和平，11月24日，顧維鈞商請蔣、戴、宋之後，向三國公使提議：「倘日本堅持要求我軍撤退，我軍可自錦州退至山海關，但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區域內中國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各使均認為善策，美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表示：「以友誼資格擬請中國自動將軍隊撤至山海關，以期避免衝突，徐圖將來依照事實、條約，將滿洲問題通盤解決。現在情形重在阻止戰爭，擔保一層，均尚談不到也」。英國亦有類似的態度：「切實勸告中國政府不作足使情況益加嚴重之任何行動，以免破壞和平解決」。根據英、美、法三國的態度與意見，顧乃提出「設立錦州中立區，以日本向國聯保證不進兵錦州中立區為條件」。〔註14〕

此時日外相幣原向駐日之英、法諸使表示，「其軍事當局已有訓令，除非土匪襲擊，不向錦州進攻」。但在此之前（11月5日）幣原也保證不犯黑龍江，兩星期（19日）後竟佔領其省會。今國聯於11月27日決議在錦州一帶設立中立區，日本提出兩條件：一為第三國不得參預其事，一為日軍雖允不進中立區域，但在華北之日本兵民，受有生命財產危險威脅時，不在此限。在美國務卿嚴重抗議下，本莊繁雖暫緩進攻，並稍作後撤之姿態。幣原聲明，倘陸軍再攻錦州，即決定辭職。日本堅不受國聯理事會（中、日外剩12國為理事）對中立區之決定，反而不斷要求劃界及我軍退出錦州。今中國要求英、法、美派軍隊代守中立區，未被接受，國聯議決改由各國派視察員居間接洽，但並未明定我方須將軍隊撤退至某處，在此同時，日本不斷擾亂天津，造成緊張局面，要求我武裝警察撤至20里外，以呼應對錦州之逼迫，「設使津局動搖，不特錦州後路斷絕，北平亦復可危」，張學良亦云：「目前天津情況，我方惟有隱忍應付，……至萬不得已時，亦只有採取正當防衛以保持國家之人格」。〔註15〕

四、蔣介石之北上與下野

蔣早於9月22日演講中；即有和平絕望時，必領導全國寧為玉碎，以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之人格，並有「自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必立在國民之最前線，為國民之先鋒，共赴國難，以盡我之天職」之壯語，10月12日他重申「到萬不得已時，公法與公約，都不能維持的時候，也決不惜任何犧牲」。蔣於11月12日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提出大會的使命有二：團結內部和抵禦外侮。嗣後他在大會上要求「奉大會的命令，到北方去盡我的責任，就是死也願意的」，於是全體起立，一致決議：「請蔣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衛國土，收回失地」。〔註16〕

蔣於11月23日電張學良：「警衛軍擬由平漢北運，以駐何處為宜，中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警衛軍可否駐防石家莊及其以南地區，望即示復」。〔註17〕顧維鈞及劉哲均建議蔣此時不宜北上，顧猶轉告英駐華公使之意見：「為應付激昂之民意起見，固屬不能不有此舉，然如赴津，榆，則津浦線上後防佈置極可顧慮」。因張之不贊成蔣之立即北上，以免增加和平解決之阻礙，此議暫時作罷。〔註18〕

張之另外考慮為粵方對彼之態度，粵方和議代表於10月22日抵滬，辭不來南京，南京方面乃派代表五人赴滬，遂開上海統一會議。奈粵方除要求蔣下野外，並聲討張失地之罪，請求撤職查辦。粵方又不忘張一年前入關「南下破壞和平之罪」。蔣前有「諸公朝到，下野通電，即可夕發」之語。蔣雖願下野，抗日大計如何進行，何人可領導中央軍。張於10月底秘密來京，勸蔣勿退。今雖有陳誠等中央軍將領迭電請纓北上抗日，西北軍宋哲元所屬29軍及其北方將領請纓殺敵，宋子文提議派遣稅警團三團勁旅〔註19〕，蔣在粵方以胡漢民為首要求其下野為寧粵合作之條件下，只好於12月15日忍痛宣佈下野。

蔣下野之後，顧維鈞於24日辭職去滬，日本奪取錦州之戰遂即展開。蔣顧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何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係東省存亡甚巨」，顧於12月5日致張電中猶促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註20〕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政府三電張學良固守錦州，張已三電國府請示決策並乞援助。今錄具12月26日電如下：

「國民政府鈞鑒：奉有電敬悉，對錦必盡力設法固守。但日軍傾全國之力，我僅一隅之師，彼則軍實充足，器械精良，陸空連接，大舉進犯；我則眷饔不足，械彈兩缺，防空御寒，均無準備，實力相較，眾寡懸殊，凡此情形諒為鈞府所洞察，戰端一開，非一時所能了；關於補充增援諸項，必須籌有確切辦法。再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否則空言固守，實際有所為難。良部官兵，已有犧牲決心；但事關全國，深恐無補艱危。且善後問題，不可不預加籌計。良職責所在，誓效捐糜，對此大難當前，絕非有何畏懼。惟念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情勢所在，不能不據實直陳，究應如何處理之處？敬請統籌全局，確切指示為禱！張學良叩，宥酉印」。〔註21〕

國民黨「四大」後之「一中全會」選出蔣、汪、胡三人為中執委常務委員輪流主席，三人之間皆有舊嫌新怨，難期開誠合作，於是蔣下野在籍，胡稱病在粵，汪稱病在滬，中樞無主，張焉能聽命於不久以前要求其之撤職查辦的孫陳政府？同時新政府對張「無一彈一錢之助」，而山海關海面開到日本軍艦11艘之多，威脅東北軍退路。但錦州守軍不足三萬人，激戰十晝夜，陣亡五千餘人，亦不可謂不堅強抵抗了。〔註22〕蔣隱退溪口後，於1932年1月11日作「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之長篇講演，對張之失錦州並無責難：

「自張學良主持東北之後，不為日人之威脅利誘所動，毅然加入國民政府，於東三省易青天白日之幟，以促成民國之統一，且興建東北各路鐵道與要港，與日本為經濟上之抗衡，期得經濟之獨立，不為日本所操縱，一方面又拒絕日人種種非法之要求，於是日本帝國主義憤嫉益深，遂決心掃除東北之武力，醞釀已急矣。而國內之割據紛爭，甚至借助外力，尤足授人以可乘之隙。日本於我之虛實及內部之紛裂，既已瞭然無遺，故益足以堅其侮我之決心。於是東北之事變乃爆發而不可收拾……」。〔註23〕

三年後，蔣追論此段史實如下：

「九一八事變既起，當局遲回卻顧，堅持不撤兵則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就是瀋陽陷落尚未侵入關內的時候，也還有使日本止於錦州，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這不能說當局沒有決心，及不負責任之所致」。〔註24〕

「九一八」事變後的階段裡，蔣張二人均能盡忠職守，無疏忽之處，而且兩人確能合作無間，所考慮之政策與決定無不以國家的利益為前題。至於「抵抗」與「不抵抗」的問題，最初的「不抵抗」固由蔣所決定；瀋陽失陷後的「不抵抗」張自可作主；錦州的「不抵抗」完全由張自己作主。事過59年，張在他接受日本NHK電視專訪時說：「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這真是對歷史負責的偉大表現。

註釋

〔註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275。
〔註2〕同上註，頁281。
〔註3〕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77，頁321-322。
〔註4〕同上註，頁460-462。
〔註5〕《日本侵華有關史料》，見《革命文獻》，第34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台北：1985年，頁904；《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稿》，《民國檔案》，第一期（1985年），頁11-12；14；《傳記文學》，第286期（1986年4月），頁114，117。
〔註6〕《顧維鈞回憶錄》，全10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一冊，頁417-418；423。
〔註7〕蔣永敬著，《九一八事變後有關抵抗與不抵抗問題之爭議》，《歷史教學》，第一期（1988年7月），頁26-27；幣原喜重郎，《外交50年》，東京：讀賣新聞社，1952年，頁146-148。
〔註8〕梁敬錞著，《九一八事變史述》，紐約：中美文化公司，1965年，頁113。
〔註9〕同〔註1〕，頁287。
〔註10〕《繼續奮鬥貫徹主張》，《革命文獻》，第35輯，見〔註5〕；頁1224。
〔註11〕據顧維鈞回憶，蔣於10月末突然轉變強硬外交，緣於國聯衛生局長波蘭人拉西曼博士的建議，以國聯為強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同〔註6〕，頁23，張於10月29日秘密抵京，與蔣會商。
〔註12〕梁敬錞，同〔註8〕，頁133，粵方與日本交涉，擬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以居正為主席，許崇智、陳中孚、朱霽青、傅汝霖為委員，並查辦張學良，見《犬養密使、萱野長知的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2-85。按若槻禮次郎內閣於12月12日垮台，由犬養毅繼任。
〔註13〕《傳記文學》，第287期（1986年4月），頁124。
〔註14〕同上註；梁敬錞，頁317-318。
〔註15〕張於11月30日致顧維鈞電，同〔註13〕。
〔註16〕《革命文獻》，第35輯，頁1195-1196；1207-1211；1250。
〔註17〕同〔註1〕，頁308-309；同〔註13〕。
〔註18〕顧維鈞致張電，同〔註13〕，頁123。
〔註19〕同上註，頁128。
〔註20〕同上註，頁129。
〔註21〕見〔註2〕，頁276-277。
〔註22〕張德良、周毅編，《東北軍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246。
〔註23〕《革命文獻》，第35輯，頁1292。
〔註24〕《敵乎？友乎？》，《蔣總統集》，台北：1965年，頁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