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聯共的危機和轉機

1991年8月19日發生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事件以來，蘇聯政局在不出旬日之間激變連連，高潮迭起，終至具有70年革命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在一波接一波的連環衝擊下幾近瓦解。有關一連變化的潛在可能性雖然早已經在關心蘇聯政局的人們的預估中出現過，但就變化的速度、深度、及幅度等方面來說，的確有不少現象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不少論者以為蘇聯共產黨的解體一如七十數年前該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崛起一般，說得上是本世紀世界史中的頭等大事。如果我們在世紀初到最後一個年代的歷史回顧中細加思考以蘇聯為軸心的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甚至文化思潮方面的幅射型波動或影響情形，相信任何人都不致有太大的異議。

政變後一個月的今天，在紛紛嚷嚷之中巨量而複雜的問題或情況似乎也已經理出了粗略的輪廓。雖然目前要整頓出一種初步的總結為時尚早，但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有關日後分析的基本觀念或資訊，還是可以先行澄清一番。現在分從幾個方面簡述於後。

有關蘇聯共產黨的「劫後」現況，媒體上近日來報導很少。不過這是台灣媒體的一貫的作風，不足為奇。對於素來敵視的事物，盡量先提出強烈的暗示（如：「蘇共已徹底瓦解」之類），然後任其暗示效果一直延留下去，不再予以補充或修改。不過在筆者的有限理解中，蘇聯共產黨似乎僅在黨國架構的形式規定上有所解構，而一些既存的或新創的，具有黨內次級團體性質的自發性集會，實質上的聯繫機能似乎猶然存在。組織結構的解體真正帶來成員星散的效果者，顯然只有向來被稱為「諾門克拉圖拉」（也被外間戲稱為「紅色貴族」）的部分黨內高級階層，為數約70萬人。按蘇共黨員總數在8月政潮發生時大約1,500萬。其中屬於黨政企業及其他公共團體幹部約在190萬到200萬之間。而在這些公務骨幹地位的黨員之間，擁有制度化或慣例上的種種特權者便是上述的「諾門克拉圖拉」分子。至於他們所能享有的「特權」，若與西方大資產階級手中的權力相比，不僅在範圍，程度上確屬小巫見大巫，在性質上也有來自不同的社會制度上的很大的差別。如以其享有的有形財貨的價值或規模而言，蘇聯版的特權只是消費上的一些優厚待遇，包括享受機會的保障。當然，在權力運作上的超制度的影響力才是真正受到人民大眾詬病的地方。也是一直阻礙著所有的改革計劃的黨內因素。平心而論，這一批「諾門克拉圖拉」階層的存在才是使一個革命政黨的光榮歷史蒙塵，甚至蒙羞的最大因素。因為在一般群眾的感性認識中，這是足夠引發強烈的排拒反應的現象。同時也是所有的異論派反論派經常引為「制度的必然產物」的活例而加以宣傳攻擊的標的。其實，一定制度下的蛻變分子在任何時代，凡有權力結構的地方都有蔓生的溫床。只不過在一個以社會平等和共同進步為結合宗旨的社會中，它的反方向的破壞作用特別顯眼，因而也特別嚴重。可以說，群眾的直覺的反彈心理是從這裡滋生的。

其次談到蘇共黨員一般的思想傾向的現況。依最近（去年底）由莫斯科中央黨校主辦的意見調查的結果來看，還是中間改革派（也稱穩健改革派）占最大多數。當時的統計數字是這樣：對於問卷題目－－贊成或反對多數政黨制，答以反對複數政黨、應該仍以共產黨一黨領導為宜者佔16%；贊成放棄共黨的執政特權，應採行複數政黨制者占30%；而主張應在一黨領導的架構下全力推行民主改革者佔52%。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意見調查是在莫斯科的市政大權已經落入激進派手中後進行者。再看莫斯科市長，也就是激進派重鎮的卜波夫訪問日本東京時的如下發言：「雖然我們認為改革應該徹底推行，但本人也相信大多數蘇聯人民仍然奉社會主義為原則。經過一個階段的變革後，我們的同胞還是要回復社會主義的」。戈巴契夫當其辭去蘇共總書記職位並發出限制共黨活動的多項命令時，仍然不忘表示對黨內忠於理想心懷改革的黨員的殷切寄望。

去年10月間，全蘇輿論研究中心（也是激烈派掌握的機關）以全國20個地區的1354名公民為對像進行以「你認為公元兩千年的蘇聯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為題的調查。所得的結果是：認為到時已躋身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者1%；中等資本主義國家者16%；認為仍然是一個開發中國家者38%；悲觀地認為可能比亞非各國更形落後者20%；不知道26%（刊載於《莫斯科新聞》46號）。以上的分歧情況和比例帶給我們的啟示是：認為將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者合計也不過16%。而認為仍屬開發中國家者兩項合計達58 %。前者所反映的是以資本主義化為改革目標的激烈派的觀點，只是民意中的極小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以開發中國家自居的多數公民，應該是比較接近主張體制內改革的中間派的立場（雖然兩者之間不能劃上等號）。

再如，西方的蘇聯研究者雖然一貫對蘇聯體制抱有否定態度，但多項研究報告中卻也出現一個共同認識。他們一致認為，在效率上蘇聯公職人員固然比西方社會的同業落後，但以其素質水平來說，全蘇近兩百萬的公務人員仍然不失為精英分子。他們認為急進派若不能取得中間派的協助，其改革事業將一籌莫展。最好的例子是：當名噪一時的「五百天經濟改革案」被提出時，因為得不到全國各機關的全年運營的完整資料而使計劃案在起步階段便已觸礁。該案的負責委員會在戈巴契夫總統的直接指示和支持下仍然遭到如此嚴重的抵制。而抵制的來源不僅是那些在比例上同樣佔少數的極端保守派。主要還是因為急進派的計劃觀念無法獲得中間派的無條件贊同。例如，其間曾經有過關鍵性的爭議，是對市場制度的本質定位問題。該計劃案在卷首曾使用一段措詞極力推重市場制度的，幾乎是絕對化的重要性，說：「市場制度是人類在歷史進步中所達成的最高智慧的表現」云云。然而多數中間派人士仍然認為，市場制度即使能導入個人動機的積極化和效率競爭，但還是無法實現社會正義和真正進步性的資源分配。所以大都保持著懷疑的態度。正如一位急進改革派的計劃人士坦白承認，即使急進派當政而把計劃案全面賦之實行，他們仍然為了執行人員的嚴重缺乏而憂慮。因為急進派本身所能調度的幹部人員只能滿足十分之一的需求。簡言之，推行改革所需人手的十分之九，還是要依賴最大多數的中間派。急進改革派的人員大都集中在各種研究機構和上層幕僚機構。如果用中國式的表現，他們是近乎「有將乏兵」的狀態。

蘇共的中間派，直到政變發生前顯然只是尚未具備組織型態的意見集團。只有在投票或接受意見調查時才引起國民大眾的注意。但即使如此，在平時的輿論形成過程中或一旦黨內發生分歧對抗時，仍然會發揮出一定的平衡作用。本來戈巴契夫的改革運動，主要的黨內支持力量來自他們。這一部分的中間派（明確表示支持戈氏政策者）往往被稱為主流派。像90年2月的，題為「指向人性和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草案》；91年7月的《二新黨綱草案》等，其中的折衷性整合的痕跡都相當地明顯。90年4月間的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呼籲維護革命思想和立場，是中間派連合原則派所促成。而今年8月的政變期間，以不認可緊急狀態委員會逼使政變集團迅速趨向瓦解，也是中間派連合急進派所造成的結果。

按蘇共的中間派，或稱為穩健改革派、主流派等，其形成還是有一定的社會基本情況的背境的。進入80年代以後，公民和黨員的分層結構發生了相當的變化。1982年起，蘇聯的城市人口已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1984年的教育水平是，受高等教育者與1970年比由6.2%增加到11.1%；中等教育自53%增至64.8%。各項高級專業人員光在布里茲尼夫時代便培養出數百萬之譜，其中一百萬是屬於法學、經濟學的專家。至此，人口中的絕大部分不再是史達林時代的「慕吉克」（農夫）、或1930年代被譏為「生物學的生活水平」上的集體農場場員。而是具有相當的教育水平的城市居民。在黨員方面，九成是二次大戰後出生者，其中的57%更是布里茲尼夫主政期間入黨者。以如此的人口基礎情況的變化，史達林式體制的統御力，在許多方面都轉化為組織發展的桎梏了。

再其次，常被外國媒體稱為「保守派」的人士之間，真正拒絕任何改革的人還是絕無僅有。即使身為諾門克拉圖拉的一分子，在意見上也不可能完全忽視客觀的現實而全面仇視改革。因此，如果以嚴格的命名法，「保守派」一辭應該改為「緩進派」才符合事實。但他們雖然在「固守原則」的立場上會接受一定範圍的變革措施，但更擔心急進改革派的冒進已經達到了放棄原則，瓦解社會主義祖國的地步。這種對戈巴契夫改革的深沉的危機感，使一些少壯的原則主義者以拉托維亞共和國選出的人民代表，亞爾克斯尼斯上校為中心，在解散前的聯邦蘇維埃（蘇聯最高國會）中結合了五百名代表，形成了總數兩千兩百五十名的國會中的最大派系。名稱為「蘇夭日」。這是主張維持蘇聯邦的完整性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年輕黨員和軍人代表的結合。但這一派雖然反對戈氏的改革政策指其正把國家推往內戰，但對政變集團並不認同也沒有事先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當政變失敗戈巴契夫復位，宣佈對蘇共的種種壓制措施後，蘇夭日集團仍然在社會科學院轄下的某一機構召開秘密會議。會後且公開發表談話指責戈氏改革，並揚言急進派的盲動若不停止，「這樣的政變每半年或一年都有可能再度發生」。這一批被認為擁護社會主義體系的青年黨員組織，的確具有相當的運作活力。如前內相（現已復職）巴卡丁，前外相謝瓦納茲等人的去職，都是國會中最大派系的蘇夭日在議程中提出猛烈攻擊所造成的後果。如今他們雖然暫時失去了國會中的陣地，但曾經對他們的活動形成最大障礙的諾門克拉圖拉制度現已瓦解，反而使他們卸下了傳統的一大包袱。只要這些年輕而忠於社會主義祖國和共產主義理想的集團，在黨國舊架構的崩裂過程中吸取新的鬥爭經驗並提高對舊體制的批判素質，克服動輒被認為史達林主義的形象和理論弱點，建立並擴大新的群眾基礎，和中間派之間的適當的提攜關係，則縱令在新當權派的控制下應該還是有發展空間。

至於曾經在90年的中央委員會上提出本系的「民主綱領」來對抗主流派新綱領草案的，以葉利辛為中心的急進派，至今已陸續脫離了共產黨另行組織非共政黨。政變瓦解後躍上了新舞台呼風喚雨的正是這一批人。他們既已離開了共產黨且認為共產主義理想已不值得也無法堅持，我們只有注視他們在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是如何走法。錯誤的實踐在未走到最後的自我檢驗以前有時候是難以料斷的。

在同一會議上同時提出另外一種對案「馬克思主義政綱」的集團，後來的趨向不甚明瞭。政變失敗，蘇共中央宣佈解散後，報載有黨內奉正統革命思想的積極分子的集會在各大城市出現過。會中有新的建黨決議云。組織名稱似乎叫做「共產主義者同盟」之類。是否有意回溯到第一國際創立前的馬克思主義原始組織的名稱，不得而知。而在當前錯綜複雜，詭譎萬端，困難重重的蘇聯現況下，這一批人的再建努力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有結果，更無法預料。但若以社會力學的簡單公式來推論，蘇聯共產黨必定有抑不住阻不斷的再生運動，而最後還是落著於揚棄兩種極端（極端保守和極端改革）的穩健路線的形成。回想蘇聯黨史中前戈巴契夫的幾場改革，都因為黨中尚無足以形成穩健黨意的多數派的出現，而所有的改革政策最後都歸失敗。如史達林晚期出現的「邊詹耳建議案」，主張以國家所有制下的耕耘機站撥售給集體農場，藉以提高集體農場的「合作社性格」而一方面減低其「國家機構性格」。這一建議案固然遭到史達林的駁斥，但當時的一般農村幹部黨員不予支持也是該建議案遇挫的原因。當年的基層幹部大都相信，大戰前後蘇聯的糧食情況除了由軍事因素造成的困難外大致上不曾失控，其理由正在於集體所有制的優點。所以他們無法理解降低農業的集體所有制有何正當性。直到50年代後期赫魯雪夫主政時代才部分地採納了該項建議案。赫氏也推行過另外的改革政策，目標在於實現經濟管理方面的地方分權化。在建制上成立了地方國民經濟會議。但行政指令的運作方式依舊不變，只是主管的中央機關下放部分權力給大約一百單位的地方機構。而地方幹部都不曾認真地執行過新規定。結果是無疾而終。到了1962年，經濟學家李貝爾曼提出了利潤取向的改革方案。經過了不少討論爭議後被當時的首相柯西金所採納。但範圍只限於工業方面。經過五年的推行，曾經使蘇聯的工業生產在該一段時期內增長了50%。算是比較成功的一次局部性改革。1970年代初期的，所謂的生產合同計劃，準備在經濟部與企業之間成立中間機構，也出現過其他的配合性的改革案，但在經濟的基本情勢方面都不曾產生有正面意義的變革。

總觀上述的前戈巴契夫的改革案，不僅反映著蘇聯經濟史中出現過的眾多問題，同時也間接地呈露出黨員中普遍的問題意識尚無確切的匯聚點。在黨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本來有賴於黨內具有判斷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多數成員。集中來自多數的共同意志，則集中的基礎在於民主。而多數的意志有所匯聚，則民主的表現歸結在集中。或許有人認為就蘇聯共產黨的傳統體制而言，欲實現以黨內多數為基礎的黨內民主殊無可能。但那是過度突出所謂革命政黨體制的，不變的集中原理的機械看法。其實，集中過程中的民主運作，即使在具體條件的壓力下一時間只剩下空架或文字規定，只要根在，何患無萌芽的一天。

總之，歷史透過一場波瀾壯闊的俄羅斯革命證明出，後進社會自主性現代化的最難的起步階段，可經由生存資料和鬥爭手段的強力集中，獲得一種結果。一種最低限的，自主發展的條件的創出。然而時至今日，完成了一個階段的任務後，蘇聯共產黨在太多的內外新舊因素的激盪下正展現出另一種衰變過程。但衰變期中有沒有潛藏的新生契機，正是我們的探究目的。

具體的說，在巨大的積聚壓力下正趨向解構的蘇共原組織，能否在潰散中挽住具有一定凝聚度的集體意志，從而走出一條新的建黨路線，有沒有毅力尋回在7月間的中央全會中既已放棄了的數項原則，正是此刻我們所關切的焦點。

當然，以目前殘破不堪的組織軀體，原則的負荷必定是力不從心。但至少民主集中制的一項，趁著舊軀殼的崩裂，黨員意志的空前的自由濺發，在苦難中的反挑戰，重壓下的反思等，這些逆境中的激勵因素，何嘗不能加以凝聚，定立為黨的再建的一項首務呢。

真正奠基在民主集中制的一個新的結合體，不論背的是甚麼樣的名義，以健全的判斷，熱誠的實踐，理想的堅持，清醒的研究，做為內部規約的，追求穩健改革的新蘇聯的黨，有沒有重登歷史舞台的可能呢。

我們的期望是如此的急切，在此願意為一個蘇聯的新黨（甚至尚未出世）寄語數點如下。

一、黨國分際的正確觀念必須堅持。這是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銜接點。黨在本質上屬於道德團體，理想目的的認同是結合的唯一動機。因此黨的上下關係是基乎內在自律的領導關係。服從於領導是服從「理想的我」。也是一種道德行為。

國家在本質上是權力團體。通過外在規定的強制而結合。上下關係是支配關係。服從支配是外在行為，不必然以內在自律為條件。

歷史現實中的國家社會主義，乃黨國重疊的結構。原本是因為戰爭時代中的群體的自衛本能，單靠志願性自律性行為猶有不足，必須輔以外在行為的強制才能維持共同安全。但這一模式有時是必要之惡，有更多時候是不必要之惡，甚至滋生反道德。兩種不同性質的團體重疊，角色混淆的結果會帶來結合意義的迷亂，甚至心理上的排拒反應。這是國家社會主義最大的內在危機的根本原因。

二、當一個黨以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為政策目標時，群眾的犧牲行為必須以兩種顯而易見的事實為前提才能維持。第一是黨國領導必須清白無污。不能有職權基礎上的腐敗。第二、群眾的努力奉獻即使尚無個人回收的全部機會，也應該有看得見，摸得到的共同利益的實體性顯現。否則，群眾會確信，他們的努力奉獻只供養領導幹部的享受。群眾的心萌生離反，道德凝眾力消失，原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對抗性的市民社會一經出現，只靠外在強制的黨國體制將迅速走進危機時代。

以上，無疑只是社會主義實踐史中的共識。但月來頻頻目睹了世紀性的劇變後，出於一份對人類長程的自我解放動態的關切，筆者仍然堅信，對一個以群眾的善意和信賴為唯一的力量源泉的黨來說，那是永遠嶄新的，且永遠無處逃避的，嚴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