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而真實之紅色

共產黨人看著身邊共黨一個個死亡之際，過去在英國工會相當活躍的諾爾斯（Michael Knowles）親切地憶起那些他認識的英國共產黨人。諾爾斯曾任海克尼（Hackney）工會書記。文章刊在8月31日的倫敦《衛報》，原題為（Red, Bright and True）。

我認識的共產黨人來自史太普尼（Stepney），海克尼（Hackney），邁爾安（Mile End），達爾斯敦（Dalston），帕普拉（Poplar），蘇迪契（Shoreditch），貝瑟奈爾葛林（Bethnal Green），霍克斯敦（Hoxton）和安琪爾（Angel）。他們在30年代與黑衫隊鬥爭中成長，在40年代於凱伯街和瑞德萊街市場的街頭鬥爭中成長；他們不停參與街頭示威，抗議30代可怕的失業景況；他們參加對抗法西斯的戰爭。我記得一位裁縫，從北菲一路經西西里、羅馬戰到德國，他太太一度還接到說他戰死的電訊。他們有的參加「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戰鬥。

1945年工黨贏得大選時，他們都是些年輕男女，後來年事稍長，他們仍感受到那次獲勝時的激動和振奮。當時他們感到自己一心要為這個國家建立的樂園已顯現在地平線的那一端。

我認識的共產黨人有裁縫、木匠、薄金屬板工人、鉗工、工程師、老師和圖書館館員。他們究竟好在哪裡？首先他們確實珍惜自己從事的事業，珍惜自己的工會會員身份。記得有回我開車送位年老工程師的共產黨人回公寓，一路上不知道話題怎麼扯到那上面，他逮個機會拿出他的會員卡說：「你看過這個嗎？沒人可以要求看我這個東西，老闆和總書記也不行，只我店裡的管理員可提出要求。」那時的一些傳統和儀式是今天無法理解的。

1976年，因為對北愛爾蘭政策出現重大分歧，我在海克尼工會設法拿下他們大多數人的幹部職位。相當成功，但卻是多麼大的一個錯誤。我倒不後悔當時自己支持的對北愛爾蘭政策，只是今天我認識到他們是無法取代的。他們甩手而去嗎？絕不是。他們不過承認失敗，接受投票結果，繼續留在工會為男女工人福祉奮鬥的宗旨獻身。需要示威、罷工糾察員和集會時，他們總會到場，非常可靠，舉旗幟，散傳單，拿麥克風。他們可靠而有紀律。

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理想嗎？只因為他們的黨提供了他們受教的機會。教育、煽動、組織是他們的口號。這些口號可能根源於英國的工人運動，它早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卻真以這些主義為行動指南。

在黨內，他們閱讀馬克思、列寧、恩格斯，甚至斯大林的著作。他們無法相信自己年輕時代的約瑟叔叔（斯大林）實際上是個精神變態者。黨安排他們的課程，在房間，在泡普（pub，大眾酒店），在同志家或在工會辦公室教給他們共產主義的哲學和教條。記得有回我們夫婦應邀與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同往海默史密斯（Hammersmith），參加他們「社會主義星期日學校」的一項儀式，在那兒似乎是給他們的孩子受洗，即灌輸他們以那種「信仰」。現在回顧，我們參加的那次儀式一定是一個老組織的最後一次集會了。歷史的巨輪畢竟不會停下來的。

是的，這些就是在共產主義死亡時工黨運動中會追念的東西，它教導工黨運動，不要否認。他們的看法對錯不論，共產黨人是有看法的。他們有經文，我們必須與他們辯難，我們的確也在一次次集會中與他們辯難。

而現在他們全走了。在對信仰的執著和堅毅上，目前工黨運動中沒人能與他們匹敵，沒有一個可在運動中辯難和學習的對象。

我認識的共產黨人早已盡可能地擺脫了蘇共那種不實、腐敗和高壓作風。他們只是英國工人，大多數來自社會主義家庭，看到社會上極端的不公確實想加以糾正。他們在工廠渡過一生，工作之餘想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正義。

我會非常懷念他們。我現在想念他們，不光是政治，還有他們帶給我的豐富社會生活。

我想念集會後在泡普中的那種同志情，想念在喝啤酒時的激烈爭論，想念搭長途巴士到諾丁漢郡克里普斯敦去支持1963年罷工時的礦工，到德比夏郡去支持克萊格羅斯市的郡議員，或者到史特蘭德上訴法庭外去支持「席瑞斯貝瑞六人」（Shrewsbury Six），還有我無法忘記的，當奚斯面對全面罷工的威脅時，檢察長下令釋放六人的一幕。多麼令人振奮呀，他們把六人抬在肩上扛出來。

英國共產黨起家時，用盡一切方法要贏得工會的權力，贏得工黨內的影響力。它相當獨斷，誤導、濫用並剝削它的黨員。利用他們對英共要建立地上樂園的盲目信仰，無情地左右他們，這種信仰與今天基本教義派信徒一樣清楚，一樣全無保留。至於那些在海克尼和倫敦東部與我共事過的共產黨人的詳細經歷，我一無所知，因此也無法弄清在戰後他們的黨所搞的這場政治詐騙中他們涉入的程度。我只知道當我遇到他們並與他們一起工作時，他們有紀律，可靠，辛勤工作，都是些為了工人階級的福祉而奮鬥的男女，跟他們在一起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