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和平演變」

戈爾巴喬夫的同僚8月19日搞了一次「宮廷政變」。從戈氏知道自己被軟禁到他重返莫斯科，共歷時81小時又25分鐘，政變就宣告失敗。時間雖短，但對蘇聯及國際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蘇共因之解體，蘇聯分崩離析，前途至今猶不明朗。

一、政變原因

它不是一次意識型態上的政變。就如美國蘇聯問題專家羅拔特．康魁斯特所說，蘇聯這次進行政變者並非意識型態取向的。政變者既未使用社會主義，也未使用馬列主義一詞。政變者根本沒有碰意識型態問題。這不是一次「斯大林主義者」的政變。這一點並不奇怪。西方人士常愛用「保守派」與「改革派」來劃分蘇聯領導層，似乎「保守派」就「反對改革」。這不符合事實。人們所謂的蘇聯保守派並不反對改革。西方的劃分雖有政治意義，但不具事實的記述意義。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上台時早就把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一百多人全數整肅下台。蘇聯領導層全是「改革派」，而且幾乎全是戈氏挑選出來的「改革派」。現下的所謂「保守派」與「民主派」的不同，其實只是對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速度與方法，對看待外國的介入，對共和國的獨立，有不同看法與主張而已。例如，參加政變的蘇總理帕夫洛夫就是蘇聯少數幾個熟悉蘇聯經濟實況的經濟專家之一。他在戈爾巴喬夫參加七國高峰會前所提出的經濟改革計劃，所有熟悉蘇聯經濟改革困難的經濟專家都認為它遠比所謂「改革派」或「民主派」所提出的「大交易改革計劃」符合蘇聯現實，它也顯示出，被稱作是「保守派」的帕夫洛夫要比空談理論，對蘇聯經濟改革困境的機制幾無所知的「民主派」或「改革派」人士更瞭解蘇聯現況。這種矛盾現象，正反映出蘇聯改革的一項特點。

蘇聯的現實情況是什麼呢？頗具諷刺的事是，看來政變者要比「民主派」更清楚。從發表的《告蘇聯人民書》、《致各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聯合國秘書長書》以及「代理總統」亞納耶夫8月19日的記者會來看，政變者所開列的蘇聯改革所遭遇的困難，都符合事實。例如：跟改革前（1985年）相比人民生活水平大降、人民的不滿現實、投機倒把和「影子經濟」盛行、權力之爭影響經濟、市場制所導致的自我中心主義、國家的分裂、社會秩序的混亂等等。這些問題是實際上存在的。在政變流產之後，這些問題依然存在。無論誰將出掌蘇聯改革計劃，也都必須面對這些現實。改革的障礙未因政變流產而減弱，相反地，是增強了。這已注定蘇聯改革的代價將高於一場革命。

政變者以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作為實行戒嚴的理由，也並非未引起民間的同感。美國有線新聞電視CNN8月20日在莫斯科街頭訪問，一位婦女就曾表示：「現在情況比85年還糟，任何改變都不會變得更壞」。直到8月22日政變結束後，仍有百姓對美國電視記者表示對現況的不滿。民意不喜歡政變，不喜歡走回頭路，但也不喜歡經濟、社會現況。民主派的「激進改革」只會使問題更麻煩。

政變者對意識型態的態度，比被蘇共開除之前的葉利欽還「右」。戈爾巴喬夫23日還公開強硬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他當然比政變者「左」一點。可見，意識型態不是政變主因。看來政變的原因可能就是政變者所說的那麼單純。既非要奪權，也不是要維持他們正受損中的既得利益。這場政變自始就是一場悲劇的上演。上述的政變原因，基本上全是戈氏改革政策下的產品。因此政變實是改革的產兒。政變者在《告蘇聯人民書》裡說，戈氏的改革計劃「進入死胡同」，顯然是他們因此而作出的「總結」。原訂8月20日簽訂聯盟條約，則是直接的導火線。

二、改革的失誤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跟中國的不同。他在1985年籌劃改革之時，蘇聯國力本是世界超強之一，人民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但蘇聯傳統體制的問題不少，尤其缺乏民主和開放，因此戈氏和他早期的改革夥伴的注意力著重於政治改革。他們達成的是「抓民主促生產」的共識，想從打破上層建築方面著手來「釋放生產力」。中國在1979年改革之初，也曾嘗試過政治改革，但迅速發現大幅度的政治改革竟會造成改革的巨大阻力，因此不到一年便把改革重點放在經濟上面。但蘇聯的政治改革則行之五年半之久。結果就如美前國安顧問布熱津斯基所說，「蘇聯經濟改革落後於政治改革」。在此期間，中國人均收入大幅上升，生活水平獲得巨幅改變，貨物充沛，經濟顯示巨大活力。但在蘇聯，改革以來平均收入雖上升了20%以上，但皆遭通貨膨脹吃成負數，生活水平遠比85年下降，貨物缺乏，排隊現象嚴重，近兩年經濟成長和外貿皆巨幅下降。民間怨聲四起。

對於「抓民主」而未能「促生產」作簡單的說明雖然十分不易，但其原因並不複雜。用一句話來說，民主與改革的矛盾在於：為了建立新制度而進行的大規模改革必然是各方利益與價值的獨斷性再分配，而民主卻是各方不同利益與價值的折衷性或妥協性的調節。於民意各異之下進行妥協性調節自然使改革增大困難。

在戈氏民主改革之下言論開放，選舉層次提高到加盟共和國。若按西方民主的形式理論來說，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應能對改革對官僚產生監督作用，對改革的困難起理順作用。但在實際上，它不僅未產生這些良性作用，反而起了阻礙作用。一般選民和空談的政客不是經濟專家，他們在民主之下興波助瀾，結果反而往往把邏輯上可能的改革計劃與理論，誤當作是實際上可行的計劃與理論。例如蘇聯「民主派」的所謂「五百天改革方案」可行性極低，但它在民主之下卻受到不少經濟外行者的支持。只因為人們和政客求速求快，而人們又知道經濟改革遇到困難，因此這個快速方案能滿足人們的期望。這種「民主效應」，中國在「文革」時經驗豐富，但蘇聯缺乏。它使得蘇聯改革者無法「實事求是」。相反地，政客在民主之下則如魚得水，不斷利用選民的求速求成心理，以贏取選票，對非直接民選的蘇聯中央政府施壓挑戰，自是難免。結果中央政府一再向此種可行性較低的改革計劃讓步妥協，以顯示「民主」，其結果便是過去五年來人們所見到的經濟改革寸步難行的情況：中央政府和議會不時發佈政令，宣佈計劃和法律，然而政令往往出不了克里姆林宮大門，計劃和法律堆積如山，無人執行。改革為自己製造了無法克服的困境。

其次，一項改革計劃固然需要人民支持才能實行，但人民既無能力也沒有適當訓練來執行它。世上所有能成功的改革，一向是由高度訓練有素的技術官僚來執行的。在蘇聯，所需要的這些技術官僚本是蘇共傳統體制裡的成員。然而，在戈氏政治改革先行的安排下：第一，傳統官僚正受到民主選舉下產生的「激進派」或「民主派」政客的無情打擊，而當局朝令夕改，意向衝突，使他們無所適從，功能大降；第二，戈氏的政治改革下官僚的紀律首當其衝，遭到破壞，同時改革還分裂了蘇共原有的各種官僚體系。他一方面通過民主改革打破了傳統體系，另一方面他又需要一群具有管理與執行能力的官僚體系來執行改革政策。這種「兩難之局」是戈氏的改革戰略的必然結果。在民主改革之下，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和蘇共體系受到破壞，這也同時破壞了體系中原有的道德規範與紀律。沒有了道德規範與紀律的官僚如同一盤散沙，無法執行政令與改革計劃。

而身處改革中心，發號施令的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之初，便面臨著黨內激進改革派與「溫和改革派」之間的爭執。然而他在黨內出現衝突時，卻不僅未能以民主方式促成兩派的妥協和團結，也未能對黨和官僚體系作出有力的領導，反而親身下水，挑選一派，攻擊和排斥另一派。他數次的「左搖右擺」，造成黨內分裂的加劇。葉利欽攻擊改革遲緩，他就把他轟出政治局。「民主派」攻擊李加契夫、雷日科夫太保守，「保守派」認為阿卡京太激進，他就把他們全撤掉。黨內分裂之下，長於宣傳及爭取選民的「民主派」被排斥者轉而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反而跟戈氏競爭權力，而「溫和派」被排斥之下心存抵制也使經濟改革無法邁步。這兩者都使戈氏更為孤立。葉利欽就是一例。結果，黨的分裂不斷反映在軍隊、克格勃、政府和社會裡。在分裂之下，精力、資源皆用於派系之爭，人人精於口頭上的政治爭辯，而疏於經濟改革。於是社會動盪不安、經濟癱瘓、外貿下跌、糧作無人收割、六共和國宣告獨立……。

西方國家基於意識型態原因乘機利用了這種分裂與混亂，對「民主派」的支持更鼓勵了「清談」的烈風，對「溫和派」的攻擊更加速了改革班子的對立。在經濟與政治改革方面，東歐各國本來領先於蘇聯。但在蘇聯勸告東歐進行「抓民主促生產」之下，過去40年來淤積的社會與政治弊端一齊爆發，導致了東歐的「和平演變」，葬送了那一點得來不易的經濟改革成就。波羅地海三小國本來跟蘇聯的結合就不自然，在民主與民族主義風潮之下自然紛紛要求獨立，格魯吉亞（喬治亞）、烏克蘭等跟隨其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等「民主派」雖然在經濟改革上幾乎全無政績，但他們比「保守派」精於爭取選民，自是節節得勝。經濟改革無法進行，更引起選民要求「加速改革」，「反對改革倒退」的期望，這期望正與民主派的「迅速改革」的政治宣傳完全相符，於是在戈氏及蘇共與選民及民主派之間距離日大。例如，熟悉經濟問題者皆知「五百天改革計劃」可行性甚低，但在民主之下，選民支持這類構想，它就成為經濟改革失敗的擔保。西方的利用，使得像哈佛蛋頭學者搞的「大交易改革計劃」之類玩意頗有銷路。戈爾巴喬夫及溫和改革派經濟專家（即所謂「保守派」）都知道這種計劃行不通。但在「民主」的壓力之下，他們無可奈何。連美政府專家也都知道蘇聯若搞「迅速改革」必然失敗，因此美國政府一方面反對大舉支援蘇聯，一方面卻又大力支持「民主派」，要蘇聯「迅速改革」。這使得蘇聯各方面的分裂與對立更為加劇。

在這種意義下，8月18日的政變與其說是「保守派反撲」，還不如說它是戈氏改革計劃「無心插柳」之下的產兒。它的成因與環境，都與蘇聯過去五年的改革密不可分。

西式民主本是一種「同而不和」的政治。各共和國民族傳統文化各異，過去在「平等」的意識型態之下猶能相處，但在「同而不和」之下，往往「不和」之處特別突出。美國為了分解「蘇聯帝國」，特別支持蘇聯走向一種鬆懈的邦聯制度。然而美國1776年獨立後，所以會由邦聯改為聯邦，其理由正是今天所謂的蘇聯「保守派」所用的同樣理由。那些政變者反對蘇聯解體的理由，要比葉利欽等「民主派」的理由，更符合美國自己的歷史教訓。美國的確是為了西方利益而助長了蘇聯的分裂。

三、困難依舊

蘇聯政變結束後，戈氏重新掌權，但政變前的所有困境仍然存在。待解決的問題並不會因「和平演變」而消失。過去，西方國家和蘇聯「民主派」都迴避蘇聯改革的困難，強要將蘇聯改革的「最大障礙」說成是「保守派」「反對改革」。因此有人宣稱政變流產之後，「保守派」勢力受到重大打擊，改革的「最大障礙」已除，改革將能更快速進行。這種預言完全不符合蘇聯事實。若從東西方意識型態衝突之下的「政治戰」的觀點來看時，政變的流產的確意味著西方意識型態在蘇聯的再一次勝利。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西方「政治戰」的勝利會等於蘇聯經濟改革能迅速的成功。美國在其「後院」中南美洲經常通過各種手段取得「政治戰」的勝利甚至武力扶植「新政府」。但中、南美洲的經濟改革與發展並未因此而突飛猛進。相反地，倒有不少倒退的例子。從格林納達到海地，事實很明顯。

蘇共的解體，在改革的意義上來說，是蘇聯改革困難的增加而非減少。雖然在反共革命的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場蘇聯「和平演變」的定局。

在改革的意義上說，蘇聯「和平演變」的結果，就跟東歐「和平演變」之後的情況相近：原有的改革成就全面棄置，而且必須重頭培育整個新一代的官僚人員與體制，建立新的行為規範。但這不是短期內可做到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清除蘇共傳統官僚體制，而非改革舊體制，不僅無法保持原有的經濟和生活水平，而且必然使它繼續下跌，且使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民主派現在做的已非改革，而是另起爐灶的革命。革命當然要付很大代價。

四、政變的影響

政變中唯一的得利者是葉利欽和西方國家。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對蘇聯政變作出一項「菲律賓模式」的評語，認為是「人民權力的勝利」。無疑地，政變的流產使得所有蘇聯領導人今後必須考慮和重視人民的看法，促進了西式的民主，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反對政變的成功也促進了法治意識。但在宣傳「人民和民主得勝了」的時候，就更有必要回顧「菲律賓模式」的另一方面的事實－－即，菲國在民主大躍進之後，其經濟改革與發展並未因此同步躍進。也就是說，從東歐到菲國的例子都似乎顯示出，「抓民主促生產」的改革戰略構想，仍然是十分堪疑的。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事實並不支持「政治改革先行」的構想。相反地，歷史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在先，遇到了政治阻礙，才逐步出現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反其道而行，改革難免「閉門造車」，出而不能合經濟改革之轍。

政治改革成就如何呢？蘇聯政治改革雖然有五年半之久，但迄今只有形式上的選舉與言論自由存在，這並不算「民主」，民主制度並未確立。從「民主派」一些言行來看，民主習慣相當欠缺。例如，政變後，葉利欽強要戈氏讓權之舉，形同第二次政變，難云民主與法治。在目前情況下，蘇聯的民主似乎只到達一種稍為溫和的「暴民政治」的水平。而暴民政治是肯定不利於改革的。東歐和平演變之後「南北問題」並無任何好轉，即是一例。

蘇聯「和平演變」後是否政治改革能有更大進展，看來也是可疑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民主制度是可以「速成」的。蘇聯也不會例外。例如，葉利欽本是蘇共政治局委員，他過去數十年的思路與習慣，不可能在幾個月中由於掛上民主招牌而改變。他下令清洗蘇共黨員之舉，其實跟斯大林時代肅清政敵的作風並無一致。這就值得人們回憶一些歷史事實：即，一些背叛共產黨的人，在行為上往往展示出的是極其無原則，極其不擇手段的問題。在台灣，這種例子並不缺乏。

當年，尋求人類普遍正義的熱情鼓舞起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導致各國共產黨的出現。當東歐及蘇聯「和平演變」之後，人們有必要追究這樣的問題：世界上人類普遍的正義達成了嗎？就世界現實來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沒有普遍的正義，人類會有和平嗎？這是第二個問題。

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8月23日猶說：「我必須告訴你們，禁止共產黨將是一項錯誤」。到了第二天，他宣佈放棄總書記職務，上演「船長宣佈棄船」，他宣告查封蘇共總部，禁止蘇共活動，擔任了「列寧的掘墓人」角色。

蘇聯一周之內發生兩次政變。第一次政變的流產，據戈爾巴喬夫和布什總統說是由於它是「反憲法的」。到了8月24日禁止蘇共活動之時，蘇聯憲法中對蘇共「帶路人」作用的陳述並未改變，因此，第二次政變也是「反憲法的」。不過這次沒人出來維護「法治」。

蘇聯「和平演變」之後，前途如何並不明朗：

一、經濟改革五年半來幾無成就，經濟滑坡之局顯然無法靠自力扭轉，因此將需要西方大力支持。蘇聯經濟何時能回到85年水平，猶是未知數。

二、蘇聯的解體已成定局，解體的程度猶屬未知。至少六個共和國將獨立。獨立之後邊界之爭是否會導致戰爭，核武器如何分配，經濟關係如何安排，都將是影響頗大的問題。此外俄羅斯聯邦本身的和各州獨立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這將為蘇聯在歐亞的鄰國帶來複雜的問題與局面。對世界大局構成極大挑戰。

三、蘇聯將進一步加強跟西方國家聯繫。

五、比較

如果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那麼蘇聯85年開始的改革則是「隨波逐流，飄到哪裡算哪裡」。蘇聯顯然還有很長的飄泊日子要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