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變局的原因與可能發展

蘇聯的從8月18日到21日暴起暴落的三日政變，為1917年10月革命成功的列寧布爾雪維克共產黨，在這個世紀將要結束的最後10年，畫下休止符號。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尚非止如此，它還向世人宣告了跨越19、20兩個世紀的沙皇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帝國的走向崩解。俄羅斯民族似乎決意退回他們在歐洲的固有地盤，但卻仍然保有他們在亞洲遂行擴張主義殖民主義之後掠奪來的巨大成果。

如果只從政治層面看，俄羅斯的菁英階級與政界領袖，確是透過此次政變事件，昂首闊步的跳接上中斷了近百年的西化潮流，企圖在這一方向之下進行政治體制的革命，但歷史的演進以及蘇聯與西方國家權力消長的事實，也另外向人們指出，俄羅斯的蛻變，是以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利己主義為動力的，並且直接影響了今日蘇聯的變局。俄羅斯退卻到它的亞洲部分，以之為根據地準備東山再起。戈巴契夫－葉爾欽一輩的蘇聯政治人物，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三日政變的失敗，生動的說明了俄羅斯民族主義如何戰勝了如今已被視為是束縛或腐蝕俄羅斯精神或潛力的馬列共產主義與其整個體制。

眾所周知，列寧革命成功後，繼承了沙皇的帝國建立蘇聯號召世界革命，他以民族解放反帝國主義為號召，影響了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他以階級解放反資本主義為號召，影響了西方工人階級；他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詮釋為一黨專政，以國有為名沒收一切財產，並以社會民主主義議會路線為反革命，更抨擊西方文明為資產階級文明，要以「蘇維埃加電氣化」建設共產主義新的文明，「趕上和超過西方」。列寧的革命事業及其提出的諸多主張，在20世紀初葉，有效的吸引和鼓舞了當代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的民族和階級，在中國直接間接促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繼而也塑造了20年代中國國民革命的基本路線。

列寧去世後，史達林通過黨內權力鬥爭，繼承了布爾雪維克共黨的大權，並較之列寧更為頑強與狡詐的與西方爭霸，也指令中共在中國執行「農村裡的階級鬥爭」。30年代西方德國納粹與東方日本軍閥的興起與二次大戰爆發，迫使英、美尋求與史達林的合作，也因此導致經由雅爾達會議而形成的50年代以後的「世界秩序」，其特點是美、蘇各領附庸國的對抗冷戰、武器競賽、核子毀滅的恐怖、第三世界區域戰爭等。

史達林死後，蘇聯帝國雖然經過赫魯曉夫與布里茲涅夫兩任領袖，但總的來看，蘇聯與美國爭霸世界的情勢並未改變，這也就是說，蘇聯的「後史達林時代」竟持續了有一個世代之久，因而益趨嚴重的遭致其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不滿。而美、蘇的和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遂漸成型之時，身為超強之國的公民，卻益發感受到自己的物質、精神生活皆難比西方的俄人，普遍產生望變（改革）心裡，這為戈巴契夫、葉爾欽一類的蘇聯政治人物的崛起，佈置了有利的環境。

事實上，索盛尼金所代表和鼓吹的俄羅斯傳統與民族主義，在蘇聯內部最大的以俄羅斯人為主的共和國內，早在赫魯曉夫時代後期，即已一步一步的發展成一種反對蘇聯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的主流意識。俄羅斯共和國不認為有義務在經濟上必須照顧其他兄弟共和國，而損及自己本可享受的物質生活水準。俄羅斯人認為如果解除類此的負擔，甚至放棄在世界各地支持左派政權或反抗勢力，將可更有助於他們奔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有助於其人民發揮生產積極性，具體改善民生。而沙哈洛夫所代表和鼓吹的親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思想，則啟發和鼓舞了蘇聯知識分子階層，也影響了為數不少的蘇共中、下層黨員與蘇軍青壯軍官、士兵，甚至包括若干KGB成員。沙氏這種思想的主要背景是對核子毀滅的厭懼，以及傾向相信西方的要求和解是出於真誠願望的。既然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是可欲的，西方帝國主義亦同樣無意以核武作戰，則較多的自由、民主與較好的物質生活，應該是蘇聯政府或蘇共應該提供給人民的。

索盛尼金與沙哈洛夫的不同主張，反映了蘇聯反體制意見領袖在「後史達林時代」的主要訴求，而80年代中、後期的戈巴契夫改革新政，以及90年代初始葉爾欽的「回歸」俄羅斯，棄絕蘇共，都證明了邇來俄羅斯的求變企圖在政治領導階層的正面迴響。

蘇聯的八月政變，其發動者實多為戈巴契夫的親信幹部，其所以起事，包含有對戈巴契夫主導改革前途的悲觀失望情緒，以及對戈氏準備放手准許各加盟共和國自立門戶的憤怒恐懼心裡，但是因為他們在俄羅斯（莫斯科）已成為少數派、非主流派，只得面對失敗。但我們由幾個重要人物的自殺和政變第一天八人委員會發表的告同胞書，可以認為這些人是誠實的，只是時不我與罷了。而俄羅斯決意脫掉蘇聯這個笨重的外殼，迎接新生或再生，這當然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抉擇，其目的應是為了掌握它在21世紀的命運。

也因此，我們是這樣看這一場蘇聯共產黨帝國的崩解大劇的。

一、聯的政治領導階層在70年代之後已察覺到，除非能同時展開對西歐、對中國大陸的爭霸大戰，並能有效的瓦解美帝的核子武器系統，則冷戰與武器競賽就是一場無盡的噩夢，要以蘇聯的經濟為陪葬。但是蘇共龐大的官僚體系，加上沿襲自列寧、史達林，甚至更早的沙俄的俄國帝國主義精神，使蘇聯當權階層難以突破此一困境。雖然大家都看出來，及時放棄武器競賽與所謂國際主義義務，才能自救，但蘇聯當局仍然對索盛尼金與沙哈洛夫等人進行長期的迫害。

二、史達林主義者布里茲涅夫的死亡，提供了蘇聯政府內少壯革新派人物改變的機會；同時，蘇聯惡劣的經濟情況，也使它警覺到無力在尖端科技武器發展上與美帝保持同步，及時和解以交換較穩固的和平，應為明智之舉。但長期生活在受壓抑與拘束的蘇聯知識分子階層，卻以為與西方的和解，是蘇聯得以重建（西化）的契機與命運，因此，蘇聯今天便不得不付出帝國崩解與集權共黨退位的代價。

三、今後的俄羅斯共和國扮演的是「減肥」後的蘇聯的角色，它與有權自立門戶的各共和國之間，仍維持著密切的經貿、文化、軍事等關係，西方如欲更進一步的分化這種關係，似乎只有投入更大的援助收買那些非斯拉夫族裔的共和國；而相對於俄羅斯，它在再度具備能力之後，可以十分輕易的將它們重行拉回旗下。

四、今後有一段時間，俄羅斯共和國將努力的經營其亞洲國土。葉爾欽與其同僚計畫中的俄羅斯，很可能是沙文主義的，而且葉氏本人的魅力和手段，也使人很難相信他會主動排斥做一個強人或獨裁者的角色。我們似乎隱約嗅到這個俄羅斯，正在散發著當年彼得大帝、凱薩琳女皇當權時代的氣味。

五、俄羅斯共和國與中國之間關係的發展，存有許多可能性。從短期看，中國可以在經濟（農業、輕工業）方面，對它提供援助或技術協助，但應以它所握有的高科技項目為交換，特別是針對攻擊性尖端武器的防衛系統方面，中國似可主動提出要求。從長期看，俄羅斯並非無可能再發展成一個霸權主義具威脅性的國家，中國如果能利用現階段出現的機會，強化對俄羅斯的研究、交流，並爭取其新生代菁英對中國的認同，以中華文化與價值體系發揮對亞洲俄羅斯的影響作用，或許可收未雨綢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