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一個中國與認知中華民國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台北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在台灣政府的授權之下，率團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參觀、訪問，期間曾與中共官方高層，包括國家主席江澤民、副總理錢其琛、國台辦主任陳雲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及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等先生進行「會晤」，廣泛交換意見，重開海峽兩岸中斷已達三年的對話，引起舉世重視。如今辜汪會晤已告結束，我們不妨來加以回顧、展望一番。

壹：辜汪會晤的背景分析

這次兩岸恢復會晤的原因其實可以分為結構性的原因及技術面的考慮。首先，若就結構性的戰略原因來看，其中包括主、客觀大環境的變化，其次，若就技術面的考慮而言，其中涉及兩岸雙方的戰術鬥爭技巧，以及現實政治的利益等等。不過，筆者認為，前者才是促成兩岸會晤的最主要原因。

談到國際大環境的變化，美國的促談壓力是重要的關鍵性因素。最初，美國對於台北的處境、訴求還有某種程度的同情，此之所以1994年美方檢討、提升對台關係，美國總統會於1995年不顧國務院的反對，同意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重返康乃爾大學訪問，以及美國國會一再通過支持台灣的友好決議案的原因。

但是，在經過了第三次台海危機、以及1997年底、1998年中的兩次中美高峰會議之後，華府目前似已較為傾向中共觀點，認為「台灣問題」是兩岸三邊關係中的一個重大不確定因素，事情如果不加處理、約束，未來可能惹出重大事端。美國希望維持地區和平，避免衝突。

因此，美國的手段就是鼓勵兩岸雙方早日恢復對話，防止雙方因為誤判、誤解惹出事端，拖美國下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上海所宣示的對台三不聲明（不支持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以為台灣應該參加以主權國家為原則的國際組織）確實出於此一考慮。美國希望穩住中共，勸阻台灣，不讓情況失控。

但是若說美國已由促談變為促統，要求雙方談出具體成果恐怕又有點言過其實。筆者以為，美國雖然多次表示希望雙方能進行有意義、實質性的對話，但其前提恐怕是不得損及美方利益，甚至必須要得到美國事前的首肯。華府只希望兩岸雙方透過對話、溝通，來解決歧見，但維持中美台之間的三角動態平衡仍是美國政策主軸。

其次，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逐漸成長，中共已經遠較過去更有信心，北京已與所有重要國家建立各種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多次強調要與美國和國際社會積極合作，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大陸在主觀上至少希望以透過大國外交、強權政治的方式迫使台北早日就範，不敢、不會、不能再有「出格」的舉動。

簡而言之，在兩岸關係上，北京自覺已佔上風，繼美國之後，中共目前正對日本及其他國家強力施壓，要求相關國家也發表類如美國的對台三不立場。其實，這根據的正是中共當局當前防獨重於促統的戰略思想，從而引申出來的戰術作為。中共希望營造，並且利用這個有利的國際大環境來阻止台灣繼續滑向獨立之路。

雖然外在的大環境對中共有利，事實上中共也運用的相當成功，但北京對台灣內部政情的發展仍有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台灣民意雖然主張兩岸關係穩定發展，但贊成統一的比例似有逐漸減少傾向，台獨主張並非全無市場，因此，中共也必須適時調整其僵硬的政策，加強與台灣各階層的往來。

中共在1998年五月間所召開的全國對台工作會議最能體現此一事實。

北京雖然對李登輝總統有很深的成見，但也明瞭在其主政之下，中共仍然必須和國民黨政權打交道，好的話或許能為兩岸開創一個新局，如果不好，也至少能把台灣拖住，使台灣不致更進一步的滑向台獨之路。用北京的說法，中共的兩手策略可以說是既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也不排除和當權者打交道。

整體而言，中共雙管齊下的革命兩手策略運用得相當靈活，也有一定的效果。

北京一方面先用大國外交困住台灣，這是防獨，另一方面又和台灣積極加強交流，這是促統；大陸一方面寄希望於台灣民眾，這是基於理性和感性的必要，但另一方面也持續和當局進行交涉，這又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中共採取兩面施壓的方式，既有對原則的堅持，也有策略上的靈活。

不過筆者在這裡想要提醒中共當局的是，大國外交、強權政治或有助於防獨，但卻未必有利於統一，長期而言，唯有誠意、信心才能解決問題，太多的權謀及政治只會壞事。這些都值得北京當局加以深思。

至於台灣方面，李登輝確實迫於國內、國際的局面必須與大陸進行對話，改善關係。美國、中共的壓力已如前述。南向政策在亞太金融風暴中受創極重，而台灣企業界對李登輝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迭有煩言，鼓吹三通的壓力接踵而來，企業界領袖多次公開批評政府的有關產業政策，甚至有人談稱再忍也不過一年八個多月，這對政府領導威信實在是一大傷害。

另外，在政治面來看，新黨主張統一的立場明確如昔，要求經略中原，全方位與大陸進行接觸、談判。而一向主張獨立的民進黨也進行大規模的中國政策辯論，繼大膽西進之後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強本西進政策。台灣的兩個重要的在野政黨雖然對國家認同，統獨之間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但都主張透過積極接觸、交往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這對執政黨也構成了相當的壓力。

總體而言，台北所面對的情況是，中共的實力快速成長，大國外交已現雛形，戰略上漸居優勢，再加上美國的施壓促談，台北必須在戰略、戰術上有所因應。而相對於此的是，台灣內部的阻談壓力減少，而來自國內外的促談壓力則在增加之中，台北必須盡快擺脫外界認為台灣是麻煩製造者的錯誤印象。

李登輝總統的對抗式現行大陸政策至少必須在策略上有所調整，以平衡各方壓力。

其實，再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執政的國民黨能在短期內，透過這次辜汪會晤將兩岸關係穩定下來，這對國民黨的年底選舉未嘗不是一大利多消息。國民黨可以藉此向選民表示，其穩健、不妥協的大陸政策最後終於迫使中共讓步，只有國民黨的政策才有能力維護、保障台灣民眾的最大利益，其他在野黨的立場不是失之一廂情願，就是出於政黨之私。或許這也是國民黨積極恢復兩會接觸的一個重要考慮。

最後，或許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兩人都想要於任期之內在兩岸關係上有所突破，能在中國、台灣的歷史上留名。就江澤民先生而言，如果能夠完成毛澤東、鄧小平生前都無法達成的願望，使兩岸關係穩定、和平、機制化，而李登輝先生若是能為台灣追求到可長、可久的發展空間，摒除長期籠罩在台灣上空的戰爭陰影，兩人均將獲得可觀的政治利益，歷史留名。

坦白的說，如果李登輝、江澤民二人能夠就兩岸問題達成協議，簽署和平協定，解除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此舉將為東亞和平、穩定與發展帶來正面意義，兩人若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非不可能，事實上也有不少人樂見此一發展。不過以筆者對中共的瞭解，除非北京別無選擇，放棄此一機會兩岸即無統一可能，否則以北京對李登輝的成見之深，中共應不會把這種留名青史的機會輕易的讓給李先生。

貳：兩岸的鬥爭策略

其實，由這次辜汪會晤雙方對於接機層級、座位安排、會談場地、辜江會面人數、轉機地點（辜先生刻意由日本轉機回台）、京劇戲碼的安排都賦予高度的政治意涵，唯恐一不小心陷入對方圈套的情形看來，筆者認為，在兩岸雙方仍然極度缺乏互信，都沒有在原則問題上有任何讓步的跡象的情況下，雙方在試圖改善關係之餘，也還在進行高度的政治鬥爭。兩岸雙方各有不同的戰略與策略。

根據觀察，當前兩岸雙方都希望掌握會談主動，避免給人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反對在對方所設定的議題上進行談判。台北海基會的策略是，「會晤」的目的是為了「恢復（雙方）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優先協商攸關兩岸人民權利議題，不迴避政治性議題」，台北希望避免辜汪「會談」的「空洞化」、「形式化」，但並未積極回應大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要的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事務性談判。

台北也未放棄其「兩岸會談從那裡中斷，就由那裡恢復」的原始立場，台北要的仍是延續第一次辜汪會談所簽定的八項協議。台北的表達方式或許有所調整，但根本仍是要把握一切機會，公開凸顯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兩岸分治的現實，要利用這次辜汪會晤表現出台北對兩岸對等、尊嚴的堅持絕無妥協空間。台北希望辜先生此行最好能達成不帶政治性質的實際成果，恢復兩會的制度化協商管道，否則不如空手而回。

但是，大陸海協會的策略則是，一方面先將辜振甫先生的往訪界定為「沒有特定議題的參訪活動」，讓（辜、汪）兩位先生「無拘束的交談」，另一方面則希望把過去所堅持的政治談判轉為目前的政治性對話。大陸的目的仍是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努力及早促成雙方進行政治性的程序性磋商，如果不能達到此一目的，情願讓這次的辜汪會晤只是一次單純的參訪活動，而不願再回事務性談判的舊路。

此之所以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辜汪會晤的第一天就點明辜汪二老正在進行政治性對話，把一個中國問題的原則問題立刻端上檯面，讓台灣無法迴避，不能模糊焦點。北京不是不希望辜汪會晤能有實質收穫，但是其前題是必須台北同意一個中國的原則，那怕只是由政治對話走向政治議題的程序性磋商再往政治談判發展都可。北京要的是帶有政治性質的實質效果，否則寧可單純參訪一場。

更具體的來看，在這次辜汪、辜江會晤過程中，台北用「兩岸分治」，以及「對等實體」來對抗大陸的「一個中國」，用民主來抵擋中共的統一訴求，要求大陸民主化以及開放黨禁，但中共方面則是謹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放，堅持政治對話，在外交對抗方面也並未鬆口，儘管說話的表達方式可以調整，但對原則面的堅持則是前後一貫，上下一致。台北並未撈到實際好處。

說穿了，雖然兩岸政府都希望營造氣氛，建立一個相對穩定、和平的兩岸關係，但兩岸當局其實都還在自己的政策思維範疇之內打轉。台北要的是事務、漸進的接觸，北京要的是政治、最好是快速的談判。如果談判終究不能避免，台北希望由低階起步，中共則期望高階著手，台北拒絕落入中共一個中國的圈套，中共則堅持必須在此原則之下才能進一步磋商，兩岸雙方的歧見明顯可見。

根據台灣媒體披露，目前兩岸雙方已經達成四點共識（並非協議），其中包括兩會加強對話、交流，兩會積極處理涉及兩岸同胞人身安全問題，以及汪道涵先生允諾於適當時機訪台，其中完全未見到大陸方面所堅持的與政治方面有關的問題，筆者對於此一共識能否落實，或是能夠落實到何種程度仍持懷疑態度，至於汪先生前往台灣訪問一事在雙方沒有把問題澄清，立場說明之前恐怕仍然問題重重。

參：對兩岸未來關係的展望

在可預見的將來，台北恐怕仍然不會主動回應中共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因為李登輝政府確實懷疑其中有太多的陰謀存在。至於辜氏返台，提出政策分析，以及建議報告之後，台北是否重返一九九三年兩岸關係惡化之前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或是以重申國統綱領中對於國家統一的信念來回應北京方面的堅持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即或如此，台北方面一定會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要求北京回應。

（註：初步跡象顯示，台北目前似乎已開始政策調整，今後可能只強調中華民國，而非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其他奇怪的名詞。其實就某種意義而言，這就是對中共一個中國政策的間接回應，兩岸關係重返1993年惡化以前當時的現況，不過中共是否接受又是另一回事。因為筆者日前在北京與大陸學者交換意見時，有人表示，今天台北重返中華民國為時已晚，因為國、民兩黨一直主張「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此一中華民國已經變質。何況，台灣當局最近進一步把「中華民國在台灣」改成了「中華民國台灣」了。）

就目前看來，雙方恢復直接對話應已確定，基本上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可以預見的是中共將把這種對話定位為政治性對話，然後再進一步突破，希望擴大戰果，將其誘導往政治談判的程序性磋商方面發展，最後再變成政治談判。但台北方面，尤其是李登輝政府一定會盡量將兩會之間的對話狹義的界定為兩岸綜合性對話，目的還是要回到制度性、事務性的接觸，要盡量迴避、抗拒、拖延政治談判，避免被北京所一舉突破。

雖說政治談判仍是以後的事情，短期內未必實現，不過既然政治談判終究無法避免，台北還是應該利用有限的時間預作規畫、準備。由政治對話逐步走向政治性的程序磋商，最後再發展成為兩岸之間的政治談判，這個過程並非絕然不利於台北，只要是漸進的方式，有計畫的推動，台北不必將其視為洪水猛獸。台北可以堅持在兩岸政治談判開始之前，雙方一定要由信心建立的過程進入機製成立的階段，絕對避免在主、客觀時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躐等蹴進，直接進入政治談判。

關於三通與戒急用忍問題，辜振甫先生已明確表示，這些都只是策略運用，不是不能調整，只要中國降低對台敵意，兩岸即可剋日進行三通。有關大陸對台敵意問題，台北方面最在意的一是外交活動空間，二是對台用武問題。其實問題也非一無可解。如果兩岸同意，台北可以考慮透過立法程序，保證不追求獨立，甚至可以採取具體措施追求國家統一（但並不表示接受中共的統一條件，更非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北京自應採取有效具體的回應措施，放棄對台動武，調整一國兩制。

在外交休兵方面，兩岸許多學者一再呼籲，雙方自制，避免將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兩岸關係再度推向衝突的方向。在此，筆者只能引述一位不具名大陸重要官員的私人談話，渠表示，兩岸外交休兵並非不能商量，但是此事由於涉及國家主權的敏感問題，雙方必須私下交換意見，可以形成共識，達成默契，但不能形諸文字，台北不妨派員與北京就此問題進行接觸。消息傳回台北之後，因台北反而擔心北京另有陰謀而作罷。其實，兩岸不妨重新思考其可行性與可能性。

至於其他更技術性的問題，如雙方建立熱線，軍事透明化，領導人互訪，其實也都可以逐步的加以安排。不過筆者希望強調的是，這些事務性的問題都要等到雙方互信累積到了一個相當程度之後，透過機制建立的方式再逐步加以落實，往前更進一步的發展。關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一事目前當然言之過早，還是應該循序漸進，先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做起。至於統一後的兩岸究竟應采何種模式不妨預留思考的空間，等到水到渠成之後再行討論。

總的來說，這次海基、海協兩會領導人會面意味著，兩岸雙方高層能夠以坦率的態度各自表明立場，這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應有正面助益，或也有助於兩岸雙方改善氣氛，加強信心。筆者以為，雖說這次辜汪會晤的歷史象徵意義可能大於現實的政治收穫，但既然雙方在會晤過程中沒有不歡而散，拂袖而去，接觸、參訪、會晤沒有破裂，雙方都有誠意重新啟動兩岸的對話，能夠恢復既有的溝通管道就可算是成功，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方向，值得鼓勵。

肆：結語

辜先生此次大陸之行確實是兩岸分隔將近50年來的一件大事，有其歷史象徵意義，但雙方是否會因此而達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性結果，目前顯然言之過早。

雙方高層會晤只是一個起步，對於兩岸關係的穩定、改善、良性發展「或」有助益，但問題的癥結並未解決。此之所以辜先生自謂此行只能算得上是「融冰之旅」，還談不上破冰之行。兩岸人民、國際社會對此都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

其實，兩岸雙方當前的問題是，一方（台灣）想要忘記、割斷歷史，追求獨立，但另一方（大陸）卻也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視而不見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事實。兩岸雙方唯有在正確面對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下，先由避免衝突著手，然後再努力維護和平，其間應有一個信心建立，機製成立的過程，然後才能創造和平。這其間是有一個發展過程，兩岸雙方都不應在時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強行以政治力量加速統一的進程。不成熟條件下的強行統一將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災難。

這裡，筆者倒是主張，兩岸各讓一步，兩岸雙方同時同意採取「一個中國、兩岸分治、主權共享」的立場，兩岸各自保留迴旋解釋的空間，採取內外有別的作法。台北可以把「一個中國」視為現在進行式，兩岸合作創造的一個統一後的新中國，北京諒能接受；大陸可以把「兩岸分治」視為治權的分割，這既與其一貫的立場並無不同，也體現對現實的尊重，台北應能答應；主權共享則意味著雙方共同擁有中國主權，彼此共享，與汪道涵先生的說法有其相容、相似之處。這才是雙贏的作法。

或許兩岸雙方政府都應該用新的思維，共同建立一個新而正確的世界觀、台灣觀、兩岸觀，與統一觀，認清和平與統一之間是有一個階段性的過程，和平是第一步，統一則是第二步，和平的目的是為了統一，統一則必須以和平的方式為之。雙方都應理解，兩岸的政治談判對內是要解決兩個政權機器如何運轉的問題，在兩岸之間則是要解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定位問題，對外則是要平衡中華民族和國際社會之間的利益問題。兩岸政府都應該力求把兩岸關係長期化、穩定化，急功近利的作法非但無益反而有害。

筆者以為，兩岸在對內、對國際、對彼此都應該建構一套新的思維。大陸要能理解，愛中國不表示要委屈台灣，有民族主義不表示中國永遠是對的，支持統一不表示台灣就應接受大陸不合理的統一條件。國際上應該認識到，支持中國，不表示就應該犧牲台灣，支持台灣也不等於就必須反對中國。同樣的，台灣自己也要認清，愛台灣不等於就應該反對中國，有台灣意識不等於就必須排斥中國情懷，台灣優先不同於中國應該殿後。唯有如此，兩岸才能逐步建立共識，增強互信。

台北必須善用長處，採取有為有守，理性的國家統一，以及健康的民族主義政策來與中共競爭；相對的，中共則必須以更務實、寬容的態度來面對台灣，贏得台灣民眾的向心。未來，雙方必須理解承認與認知之間的差異，台灣如何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與大陸平等交往，而中共則如何在至少是「認知」中華民國存在的基礎上，求得彼此政策的平衡和妥協，然後再共同採取具體措施，為建立雙方某種形式的合作夥伴關係而努力，這才是正途。

台灣的希望在大陸，大陸的將來有台灣，誰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