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閩學對台灣的影響

閩學是兩宋時期，以朱熹為代表的一批理學家共同構建的廣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故又稱「朱子學」。其發端始於閩北，經過數代承傳，傳播閩省，進而遠播全國各地，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正統思想。明清時期，閩台人員交流交往頻繁，閩學在台灣廣泛傳播，為開發和治理台灣產生積極的影響，顯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閩學是以講學經書義理為主要內容的新儒學，其思想體系「至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諸多領域。閩學對台灣的影響同樣在這些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夷夏之辨」，捍衛中華。

朱子及閩學諸儒所堅持的「尊王攘夷」、「夷夏之辨」、「內中國而外夷狄」及「大一統」的思想，是鄭氏和清初的共同理念，也是鄭清維護統一的動力所在。

鄭成功及其部屬中，許多是深受儒學薰陶的名達賢士，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憂患意識。鄭成功本人入台之前，就曾中過秀才，並在南京國子監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教育，深知「夷夏之辨」的原則。他在談及台灣地位和歸屬時，就曾強調：「該島一向屬於中國」。鄭成功入台，其初衷固然是想把台灣建成反清復明之基地，但面對外族入侵，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在誘惑與脅迫並加的荷酋面前，他斷然回答：「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鏗鏘之聲，令荷酋喪膽。經過九個月艱苦卓絕的奮戰，被荷酋竊據長達38年之久的台灣回歸祖國懷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統一台灣後，受命守台的文武將士以鞏固祖國東南邊防為己任，甚至在清廷內部發生「守台」與「棄台」之爭時，守台將士與朝中有識之士據理力爭，堅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靖海將軍施琅在《陳台灣棄留利害疏》中稱：「守台灣即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聯為臂指，沿邊水師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他還說台灣「棄之必釀成禍，留之誠永固邊圉」。藍鼎元亦在《論台鎮不可移澎書》中大聲疾呼，台灣是東南沿海的屏障，事關國家的安危，「此土萬萬不可委去」。在大學士李霨、侍郎蘇拜及福建總督姚啟聖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康熙帝站到「守台」派一邊，提出「棄而不守，尤為不可」的正確主張，為台灣永歸我國版圖及其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閩學思想的傳播，激勵一代又一代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憂患意識的仁人志士。清統一台灣後的二百二十八年，尤其是近代一個多世紀，台灣屢遭列強的蹂躪，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共同抵禦外來侵略，表現出中華優秀兒女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氣概。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屢犯台灣，姚瑩、達洪阿二度在雞籠、淡水重創英艦。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台灣軍民義憤填膺，「兵民洶洶罷市」。1848年，台灣簽訂《紳民公約》，以對付外來入侵者。1884年中法戰爭時，孤拔糾集法艦侵台，遭到以劉銘傳為首的台灣軍民的強烈抵抗。1895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入台灣後，台灣人民群情激憤，紛紛請願，發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不願拱手而讓台」的誓言。許多士人學子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毅然投筆從戎。年逾70的高山族舉人胡盛興得知割台消息後，放棄在京會試返台，組織高山族義軍，半年殲敵逾百。有詩贊曰：「抗日援台莫笑狂，萬言萬里兩非常，上書投筆從戎起，不入考場入戰場」，為挽救中華民族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樂章。從日軍進駐台灣時起，徐驤、吳湯興、吳彭年、姜紹祖、林大北、柯鐵等一批仁人志士紛紛起義，開展反侵略鬥爭。其後的半個世紀，抗日硝煙烽起雲湧，兩岸人民捍衛中華，維護統一的民族傳統氣貫長虹，於世可表。

二、「民胞物與」，物豐民富。

「民胞物與」、「務農重谷」是朱子及閩學諸儒治國安邦之策，鄭清治理台灣，亦遵循這一經濟思想。

鄭成功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民生大本」，是「治國治家」的物質基礎和首要條件。1661年5月，鄭成功入台之初，三萬大軍面臨「糧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的困境。為了解決「民以食為天」的困難，鄭成功採取多項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先是改荷蘭非法佔有的「王田」為「租給農民耕種」之「官田」。繼而，又頌布墾荒條例，鼓勵官兵及眷屬墾荒。條例規定：住在承天府安平鎮的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眷屬，可「隨人多少圈地」；派到各處地方的文武各官，亦可「隨意選擇，創置莊屋」；派赴各汛地的大小將領官兵，亦「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開闢田地」，所圈之地，所創莊屋「永為世業」。永歷十五年十二月（1662年2月），鄭成功又提出倣傚大陸「兵農制度」，實施「寓兵於農」的「軍屯」之法，江日昇《台灣外紀》載：鄭成功在動員官兵屯田時稱：「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為先」，今「計食之者眾，作之者寡」；在「師不宿飽」的情況下，要想固守是件困難之事。應當「效寓兵於農之法，庶可餉無匱，兵多糧足」。與此同時，鄭成功還命令大陸沿海防守官兵，招募貧苦之民入台墾荒，「航海而至者十數萬人」。據統計，從鄭成功收復台灣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鄭氏在台墾種的耕地面積達二十多萬畝，比荷據時期台灣全部耕地面積多一倍有餘。

清初，台灣的開發多承鄭氏舊制，過台墾荒者「春時往耕，冬成回籍」，「往來絡繹」。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規定，除「社田」外，其餘草地息令拓墾。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准許居民攜眷入台後，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開移民接眷入台之禁，大陸沿海居民相率東渡入墾，加速台灣土地的開發。在農業這一基礎的帶動下，台灣物豐民富，出現「農工商業，經營市肆」各業興旺的繁榮景象。

三、「恤民愛民」，民族融合。

鄭氏與清初政府，傚法閩學「恤民愛民」之法，幫助台灣原住民擺脫貧困。

鄭成功入台之初，就重視發展台灣經濟，尤其注意保護台灣少數民族的利益，並將「恤民愛民」之策付諸各項規章制度加以實行。從鄭成功所頒墾殖條例中就可以看出。條例八款，其中四款都提到官兵「圈地」、「創屋」等皆「不准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或「不准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兩款提到「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此外，還規定所辟之地必須「報墾」，「如有先墾而後報，及少報而墾多者，察出定將田地沒官，仍行從重究處」。

台灣土著居民多為高山族，清人稱高山族聚居地為「番地」，按生產力高低和是否與當地移民建立聯繫，分為所謂「熟番」和「生番」。鄭成功入台時，台灣高山族仍然處在「不識鉤鐮刈獲之便」和不「識」牛耕的原始階段，為了幫助高山族同胞發展生產，鄭成功採納戶官揚英的建議，對已歸附的高山族各社，除了每社發給「鐵犁、耙、鋤各一副，熟牛一頭」外，還派漢族農民傳授耕牛和鐵農具的使用之法，推動高山族農業經濟的發展。清初，朝廷除了「輕徭薄賦」，鼓勵開發、發展農業生產外，也遵循朱熹「恤民」之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朱一貴「亂」後，台灣大饑，巡台御史黃叔璥和知府周鍾瑄即效仿朱熹知南康軍時大修荒政、賑濟饑民的作法，設「平糶法」，從蘇郡運米以賑，饑民由是「欣然更生」。

鄭清時期的「恤民」、「愛民」，密切了與土著居民的關係，加速了高山族的漢化過程，高山族同胞的生產、生活、語言、文字、習俗等與大陸趨於一致，促進台灣各族人民的團結與融合，故土著居民向化者甚多。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載：「各近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感等裡，藩令厚宴，並賜正副土官袍帽靴帶，由是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康熙末期閩浙總督覺羅保滿《題報生番歸化疏》亦載：「南北二路生番，見內附熟番賦薄徭輕，飽食暖衣，耕鑿自安……莫不歡欣鼓舞，願附編氓。」據其所報，當時南北二路生番願歸附者計15社、868戶、4753人，其中南路10社、446戶、1385人；北路5社、422戶、3368人。

四、「仁政德政」，社會安定。

鄭清兩政權，彼此對立數十年，「積怨」甚深，清政府寬大為懷，以「仁政」、「德政」對待異己鄭氏力量，促進台灣政局和社會的安定。

清統一台灣後，面對的是鄭氏子孫和鄭氏部屬如何處置的問題。據《靖海紀事》載，施琅攻取澎湖、平定台灣後，鄭氏部屬已成「釜中魚、籠中鳥」，有人建議「急撲滅之以雪」。施琅回答說，寬待鄭氏子孫及部將，是「上為國，下為民」的大事，「何私之與有？」相反，他向朝廷奏議，「其偽卒願為歸農者，則聽在歸農；願逐伍者，則暫撥在從征各鎮營逐伍」，他還在《請收拾遺棄人才疏》中建議「凡屬投誠者」，均「荷思錄用」，在他的建議下，鄭氏部屬「或膺提鎮，或授副將游守千把」，表現出清政府「仁政」、「德政」之大度。即使是對冤家對頭的鄭成功，清政府也以求大同存小異極大的寬容態度，充分肯定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偉績，准奏在台灣建鄭成功專祠。光緒十三年（1887年）沈葆楨巡台時，建起紀念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朱一貴的部屬同樣是理學家藍鼎元、蔡世遠等人「不妄殺」的「仁政」建議後得以「劫」後餘生的。捐棄前嫌，化敵為友，符合時代的要求，有利台灣政局和社會的安定，為清代台灣的開發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五、「廉明清正」，緩解矛盾。

對民實施「仁政」、「德政」，對官提倡「廉明清正」，這是鄭清時期一項治台方略。

鄭成功倡導為政清廉，嚴肅紀綱，賞罰嚴明，對將官之不法行為，實施嚴刑峻法。他曾指出：「雖新族有罪，不少貸。」入台之初，宣毅後鎮吳豪、虎右衛鎮陳莽縱容下屬搶掠民財、盜匿米粟，鄭成功當即在行轅召集文武各官公審吳、陳二人。萬年縣知縣祝敬等人也因剋扣軍餉被送上斷頭台。清初考核官吏也以「勤政愛民」、「廉明清正」為標準，陳璸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記》中就引用朱熹「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要義」訓誨官兵。為使官吏衙役遵守綱紀，防止擾民，密切兵民關係，清政府還頒布多種規示，嚴禁官吏削民，累及百姓。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台廈道高拱乾前往高山族「番社」巡察，發現地方官吏向高山族同胞「需索花紅」和「自取竹木以供私用」一事，當即查究並頒布《禁重剝民示》。朱一貴起義反清，直接導火線是台灣知府王珍「苛捐雜稅」、「濫捕濫殺」無辜引起的。但朱一貴被殺後，清政府亦多從此事件中吸取教訓。蔡世遠在《再與總督滿公書》中稱，今後選官當更革，「文武之官，必慎選潔介嚴能者」，對百姓需有「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的責任，如此才能達到「興教化而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之目的。清政府採納這位理學家的建議，對選用之官進行了「更革」與調整，兵、民關係日趨融合，為緩解社會的矛盾起了積極作用。

六、「誠正修治」，社會文明。

鄭氏和清廷，重視朱子及閩學諸儒倡導的誠、正、修、治、平等一套道德倫理，教化、啟迪人們「重禮義，化民俗」，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進而提高台灣社會的文明。

鄭氏自永歷二十年（1666年）3月，建學院「台人始知學」後，台灣各地社學、義學、私塾、書院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除了私塾、義學、學院外，還在高山族同胞聚居地設社學。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諸羅知縣率先在新港、目加溜灣、麻豆、蕭壟四社設社學，「以教番童」後，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南北兩路均設土番社學。據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載，到乾隆初年，台灣、鳳山、諸羅、彰化、淡水五縣共有土番社學47所。

設學校，興教育，目的在於通過「理治」使人「明倫理，知禮義」。康熙九年（1670年），朝廷頒布《上諭鄉約十六條》，就是根據程朱理學的倫理思想制定的，其內容有「敬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大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解仇忿以重身命」等等，對官風、民風、土風進行整治。藍鼎元在《複製軍台疆經理書》中稱：「台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令朔望宣講上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經過幾代人的經營治理，閩學「重禮義，化民俗」之風吹遍全島，「士知孝弟、民皆力田」，「民間秀良子弟，頗知勵志詩書」（高拱乾《台灣府志．風土志》）；「台番亦有禮讓之風，幼遇尊長，俟其過始隨行；如遇同輩，相讓而行」（《范志》卷十六），呈現出閩學故里──閩北當年「家樂教子，朝誦暮弦」（《八閩通志》卷之三風俗．延平府），「明星在天燈影燦，滿城書聲起夜半」（《朱熹與閩學淵源》），「彬彬然道義之鄉」與「鄒魯之邦」（《八閩通志》卷之三風俗‧建寧府、延平府）之景象。巡台御史夏之芳稱：「數十年來，沐國家休養教育之澤，涵濡日深，久道化成；固已家弦戶誦，蒸蒸然共濟於聲名文物矣。」台夏道王之麟《重修府學新建明倫堂記》亦載，台灣「迨我朝開闢之後，置郡縣，立學宮，凡取士之典皆與內地同，始彬彬然稱治如海邦鄒魯矣」，台灣邁入一個知書達禮的文明社會。

從孔孟之道的儒學到兩宋新儒學──閩學，是朱熹及諸儒在內憂外患之時，繼承和發揚儒學，創建的一套思想理論體系，是時代發展的產物，而閩學傳入台灣，並在明清時期產生廣泛影響，也是時代的要求。閩學作為儒學的繼承和發展，有其封建時代的局限性，但用歷史的眼光審視，閩學自產生以來，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閩學在台灣的數代傳倡，也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傳統，這一傳統在台灣人民心中根深柢固，並將在未來的社會進程中發揚光大。

1998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