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的「失憶」（二）

三、明鄭政權的性質

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後，以台灣為東都，設一府二縣，即承天府與天興縣、萬年縣，在台灣建立了行政機構，其後，由他的子孫繼續實行有效的統治達22年之久。這就是台灣歷史上的鄭氏時期，或明鄭時期。

鄭氏在台灣建立的政權屬於什麼性質？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有人認為在鄭經統治下，已經是獨立的政權，當時中國出現兩個政府，也就是兩個國家。有人則認為「鄭氏乃亡命漢人於中國海之外建立的政權，所以不能以此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註1〕；有人則說，鄭氏是一個外來政權〔註2〕。

要成為一個國家必須具備四個要素：有定居的居民，有確定的領土，有一定的政權組織，擁有主權。主權是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是國家的根本屬性。如果有政權機構和定居的居民，而沒有主權，那只能是一個國家的行政單位，或殖民地，而不是一個國家。

明鄭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

鄭氏政權始終沒有把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權看待，他們曾經極力爭取成為一個半獨立的政權而不可得。怎麼能說它是一個獨立的政權乃至國家呢？

鄭氏三世一向以「藩」自稱，只承認自己是一個「王」，即延平王，這個王是由南明王朝永歷帝冊封的，歸南明王朝管轄。當然，當時南明王朝名存實亡（到1662年，南明亡），延平王和西寧王成為南明王朝的兩大支柱，互不相屬，也不受桂王的實際領導。但是，鄭氏始終尊奉南明的正朔，直到永歷帝死後二十多年的康熙廿二年（1683年），「海上猶稱永歷卅七年」〔註3〕，鄭氏第三代仍然稱為延平王世子，表明自己始終是明朝的臣子。鄭氏從來沒有稱帝，沒有成為一個獨立於南明王朝之外的政權，更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只是明朝政權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這是根據歷史事實對鄭氏政權作出的定位。

明鄭也不是一個外來政權

所謂「外來政權」，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究竟是指從外國來的，還是指從外地來的？

台灣歷史上曾經兩度受到外國人的統治，即荷蘭的殖民統治（1624-1662年）和日本的殖民統治（1895-1945年），都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人，它們都是「外來政權」。

可是有人卻把鄭氏政權和清朝政府，乃至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也稱為「外來政權」，那就混淆了與前者的界限，而實際上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在鄭氏政權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要都來自中國大陸。當時在台灣的漢人約有10-12萬(其中鄭氏軍隊為6萬人）。土著人口據估計為10-15萬，但在鄭氏統治下的土著人口並不多，其餘的多數是到清代才「歸附」的。所以，鄭氏政權統治的居民，主要是過去和當時從大陸移民到台灣的漢人，有的還是由鄭氏招徠的。正如前文所說，即使在荷蘭侵佔時期，荷蘭人也承認台灣是屬於中國皇帝的。鄭成功也多次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中國人的政權，統治中國人開發的土地，怎麼能說是「外來政權」呢？

如果以為統治者是從台灣以外來的，就是「外來政權」，這意味著只有本地人統治本地才不叫「外來政權」，而這種情況卻不多見。在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一種迴避制度，本省人一般不能在本省當官。所以，歷來福建的官員多是外省來的，浙江的官員也多數不是浙江人，按照上述說法，福建、浙江以及全國各地豈不都是「外來政權」？由此可見，不由本地人統治，不是台灣的特例，而是全國各地的通例。不能以此作為「外來政權」的依據。

「照朝鮮例」只是談判的籌碼

有人說，當時中國已由清朝統治，而「鄭氏乃亡命漢人於中國海之外建立的政權，所以不能以此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鄭氏確實不願臣服於清朝，他們多次與清方談判，總是堅持鄭氏是「於（清朝）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甚至說「台灣遠在海外，非屬（中國）版圖之中」〔註4〕，因此要求對他們「照朝鮮例，不剃髮，世守台灣，稱臣納貢」，這就是要以台灣未受清朝統治作為談判的籌碼，爭取得到「半獨立」的地位，但沒有得到清朝的允許。清朝認為「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不能援朝鮮例。不管不同的統治者對台灣歸屬的看法如何，當時台灣畢竟是由中國人的政權實行管轄權的，並沒有外國人在那裡統治，台灣主權歸於中國是十分明確的。

以上是從主權歸屬的角度，說明鄭氏政權的性質，即它既不是「外來政權」，也不是「獨立政權」，而是自稱歸屬於明朝的中國人組成的政權，在它的統治下的也是中國人。儘管它還沒有歸附於清朝，但它和任何外國都沒有歸屬關係。至於有人認為鄭氏政權是以海商為主幹的反清割據勢力，那是從階級屬性角度提出的看法，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鄭氏時代台灣的開發

有人為了說明鄭氏是「外來政權」，就說他把台灣當作殖民地，對台灣的搜刮榨取不比荷蘭人仁慈，從而認為「鄭氏的來臨對台灣是不利的」〔註5〕。

所謂殖民地，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是受資本主義強國侵略而喪失了主權，在政治、經濟上完全受統治和支配的地區。鄭氏既不是外國統治，又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它與殖民統治有本質的差別。

鄭氏政權作為封建政權，它必然要剝削百姓，但它與荷蘭殖民者不同，荷蘭人把所有的土地收歸公司所有，稱為「王田」，而鄭氏在將「王田」改為「官田」之外，還有私田（當時稱為「文武官田」，實際上是土地私有制的表現形式）的存在，而且其數量達到二萬多甲（約23萬畝），而官田則不及一萬甲，這些私田都是在鄭氏時代開發的。

鄭氏時代開發的地區比荷蘭侵佔時期要大得多，就是說，當時不但在台灣中南部地區有成片的開發，而且西部沿海的地區（北港溪以北和下淡水溪以南）也有了點狀的開發，其中鄭軍屯墾的營盤田就有四十多處，遍佈今日的台南、高雄、屏東、嘉義、桃園、台北等地。只是由於後來鄭軍退出台灣，大量土地拋荒，實際增加的田園數量並沒有那麼多。此外，這個時期台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商業有所發展，對外貿易也相當發達，遠洋船隊與日本、暹羅、交趾、東京、呂宋、蘇祿、馬六甲、咬留巴等地直接往來，鄭氏還和英國簽訂了通商協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建立了商館。這也反映了鄭氏時代台灣開發的成績。鄭氏還把大量大陸居民移居台灣，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教制度移植到台灣。早期移民（包括軍事移民－－鄭氏的軍隊）為台灣的開發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由此可見，否定鄭氏時代的開發，說鄭氏對台灣不利，都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註1〕岡田英弘：《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馬關條約一百年研討會論文。
〔註2〕李筱峰等：《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68頁。
〔註3〕《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建出版社，1982年，76頁。
〔註4〕《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福建出版社，1983年，70頁。
〔註5〕宋澤萊：《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前衛出版社，1988年，69頁。

四、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

台灣主要是由中國大陸移民進行開發的，移民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從明末到清代前期，有上百萬移民到了台灣。他們為什麼要移民台灣呢？本來這在歷史上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近來有些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卻妄自做出解釋，他們說，「移民來台，放棄中國，不願接受中國的統治」；「是帶著和中國斷絕關係的心情移民台灣」〔註1〕；移民「被當政者放逐於中國社會之圈外，而和中國大陸完全斷絕了關係」〔註2〕。這些說法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

移民的原因和目的

一般來說，移民的原因，大體上可以用「推力」和「拉力」兩個方面的因素進行解釋。推力，主要是指原居住地在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種族上給全部居民或部份居民造成困難的條件，迫使他們向外遷移。經濟蕭條、失業嚴重、糧食缺乏、人口過剩、天災人禍、生態環境惡化、外族入侵、內部戰亂、政治迫害、種族歧視、宗教矛盾等等都可以成為移民的推力。拉力，主要是指移居地提供了比原居地較好的生活條件，吸引人們向那裡遷移，例如，便於尋找財富、有較好的經濟出路、比較容易獲得土地或其他就業機會、可以擺脫政治上的迫害和其他敵對力量的威脅等等。

從移民的類型來說，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開髮型的，一種是強制性的。前者是為了生存而遷往他地，在那裡尋求進一步的發展；後者則是以行政手段或是出自軍事目的而強制遷移的。

從大陸對台灣的移民來說，基本上屬於開髮型。早在鄭芝龍時期，就有大批「饑民」前往台灣，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從事開墾，尋找生路。在荷蘭統治時期，多數移民則是為了逃避戰亂而來到台灣的，而荷蘭人鼓勵漢人前去耕種，也成為一種拉力。鄭成功時代，由於清朝當局在大陸沿海實行遷界政策，迫使沿海居民失去土地，遭到破產，這時鄭氏招募沿海民人從事開墾，形成一股強大的拉力。同時，還有幾萬名「軍事移民」，即鄭氏的軍隊，他們出於政治原因到達台灣，這是帶有強制性的，後來這些人幾乎全部回到大陸。到了清代前期，從1684年到1811年，這一百二十多年間，台灣人口從七～八萬人，增加到一百九十萬人，顯然主要是「移入增長」。大量移民來台，其中主要是「無田可耕、無工可雇、無食可覓」為生活所迫的下層貧民，而當時台灣剛剛設立府縣，許多土地尚未開發，開墾以後，產量很高，這就吸引了廣大大陸人民冒險偷渡前來謀生。移民中還有一些是「犯罪脫逃」的「觸法亡命」。此外，也有一些商人，有的從事小本經營，有的則經營進出口貿易；還有就是少數專門前來台灣從事招墾的富豪。

並沒有「放棄中國」

從以上移民的原因和目的來看，可以看出，主要的是經濟因素，就是為了生存，為了發展，不得不背井離鄉，前來台灣。從移民的成份來看，除了少數罪犯以外，並沒有人懷著非「同中國決裂」、非「放棄中國」、非「斷絕關係」不可的仇恨心理。即使是罪犯，在當時條件下，恐怕也難有這種強烈的分離主義的「政治意識」。歷史事實提供了恰恰相反的證據：移民與祖籍地不但沒有「完全斷絕了關係」，而且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以從事招墾的富豪為例，他們作為墾戶，在領到墾照以後，往往從原籍招徠佃戶，前去開墾。同安籍的王世傑曾經回來招募泉州籍的鄉親一百多人，開墾竹塹。林成祖墾號為了籌集資金，曾經向在廈門的陳鳴琳、鄭維謙招股。更多的移民是以祖籍地緣關係為基礎，共同進行開發的。至今台灣各地還保留著一些地名，諸如同安、南安、南靖、安溪、平和、永定、大埔、饒平、鎮平、海豐、惠來等等都是以原籍的縣來命名的，也有採用大陸上更小的地名，如田心、田中、大溪等等，都是當年大陸各地人民前來台灣共同開發的見證，也是移民們懷念故鄉的一種表現。

移民在台灣定居以後，有的回故鄉把妻子兒女遷移過來，有的回原籍娶親，還有把父母、兄弟等親屬也帶來台灣。這在乾隆、嘉慶年間更是普遍存在。閩南各地的族譜中，有不少「率眷往台灣」的記載。同時，也有從台灣回原籍祭祖、修墳、蓋祠堂、修族譜的記載，有的甚至要歸葬祖籍，有錢人是以靈柩歸葬，一般人只能用「瓦棺」歸葬了，這表明移民們至死還懷念故鄉。至於大量的移民死後只能埋葬在台灣，但在他們的墓碑上卻不忘寫上安邑、南邑、和邑、靖邑、惠邑、銀同、金浦等等祖籍地名，以表示自己的根在大陸，也為後人尋根留下了依據。

有些移民發財致富以後，在台灣建造房屋，俗稱「起大厝」。他們往往從大陸請來唐山匠師，採買大陸出產的福杉、烏心青石、紅磚等建築材料，按照大陸的建築格式興建。現在台灣還保留著一些這樣的傳統民居。至於民間風俗習慣，更是和祖籍地十分相似，祭拜「唐山祖」，奉祀祖籍地的保護神。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移民們對祖籍懷有深切的感情，他們是不會和祖籍「斷絕關係」的，說他們「放棄中國」，完全是蓄意的捏造。

也沒有「在中國社會之圈外」

移民生活在台灣，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其他各方面，都沒有和大陸相脫離，他們仍然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圈內」，而沒有跳出圈外。

清朝前期，台灣基本上沒有同外國進行貿易，「大陸卻幾乎成為台灣對外貿易的唯一對像」。在最初的一百年中，只有廈門與台灣的鹿耳門對渡，後來增加了晉江的蚶江與彰化的鹿港、福州的五虎門與淡水的八里對渡。當時台灣各地有北郊、南郊、糖郊、泉郊、廈郊等，從事與大陸各地的貿易；大陸也有台郊、鹿郊等相應的組織，說明兩岸貿易關係相當密切。

台灣出產的大米需要出售，福建缺糧需要購買，台灣出售大米，換回所需的日用品。兩岸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台灣的糖也運到廈門及大陸各地出售，運回紡織品、日用雜貨、建築材料以及各地的土產，每年兩岸間有幾千艘商船往來。

在政治上，台灣與福建的關係特別密切。台灣作為福建的一個府長達二百年之久。起初還設立了「台廈兵備道」，後來改稱「台廈道」，從1684年到1727年，台灣與廈門在行政上屬於同一單位。長期以來，台灣的餉銀是由福建撥給的。直到台灣建省前不久，沈葆楨還指出：「閩省向需台米接濟，台餉向由省城轉輸」，可見，從行政上看，兩地的關係也是十分密切的。

台灣屬於福建，台灣人民的生活同大陸並沒有脫離。在經濟上，沒有脫離相同的經濟圈，在政治上，也沒有脫離中國政府的統治。移民不是被放逐的，大陸人民，祖籍地人民從來沒有「放逐」移民台灣的骨肉同胞，台灣人民的先輩也沒有自我「放逐」在中國社會的「圈外」。這樣的歷史是不應當「失憶」的。

險惡的用心

有人企圖竄改這段歷史，其目的不在於昨天而在於今天。有人居然這樣說：「我們的祖先在16世紀，不惜違背大清禁令，背棄祖墳，甘冒天險遠渡來台，目的不在擴大中國的領土或主權，而在脫離悲慘貧困的生活，來台灣開創新世界。因此，今天任何欲將台灣交給中國的說法都是數典忘祖的」。〔註3〕

是的，移民們是為了生存、為了發展而前來台灣，他們並沒有擴大領土主權的政治目的，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見，與上述引文同一作者所說的：移民要「放棄中國」，要「斷絕關係」，「不願接受中國的統治」等等說法有多麼荒謬。

但是，移民沒有政治目的，並不能用以說明一個地方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領土主權屬於中國，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不會因為早期移民缺乏政治意識而有所改變。

提出上述觀點的人，其目的在於分裂祖國，這是他們的險惡用心所在。一方面，他們運用偷換觀念的手法，把早期移民不是為了「擴大領土主權」而來，與台灣的歸屬混為一談，妄圖用以否定台灣領土主權歸屬於中國的事實；另一方面，他們又歪曲早期移民的意志，說移民是要「放棄中國」，「不願接受中國的統治」，從而引出要把台灣交給中國是「數典忘祖」的謬論。實際上，我們在以上兩則中所引用的資料，足已批駁他們的說法。台灣人的先輩始終沒有「放棄中國」，他們一直與原鄉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真正「數典忘祖」的，正是那些歪曲台灣歷史、企圖分裂祖國的政客們。

〔註1〕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灣文藝出版社，1987年，250頁。
〔註2〕史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前衛出版社，1992年，36頁。
〔註3〕《自立早報》，1995年4月17日。

五、台灣開港後與大陸的關係

外國列強通過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1860年又簽訂了《北京條約》，規定開放一批新口岸，包括天津、牛莊（後在營口設埠）、登州（煙台）、潮州（汕頭）、瓊州、南京、九江、漢口等，台灣（安平）、淡水兩個口岸也在這時開放。

開港以後，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如何？有人不從歷史實際出發，而是憑自己的想像，認為既然開放了，對外國的貿易必然發展，與大陸的關係必然削弱，甚至互相脫離。有人武斷地說：「1860年，台灣開港通商以後，產品輸往世界各地，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漸漸走向世界，而脫離中國」。〔註1〕「1860年後台灣成為國際貿易體系的一環。」「台灣經濟永遠有自己的經濟圈，是絕對不屬於中國的」。〔註2〕這些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先從台灣開港以後與廈門的關係講起。

台灣與廈門

根據早期歷任廈門稅務司（都是外國人）的報告，台灣和廈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廈門處於主導地位：

「台灣是福建的糧倉。它的港口與廈門間整年都有著大量的商業往來。」（1871）

「本口岸與打狗和淡水口岸間的貿易是非常有價值的。打狗和淡水口岸每年都從廈門運去大量的外國棉毛製品、棉紗、金屬、鴉片和其他雜貨。」（1872）

「台灣所有的商行都是廈門商行的分行」。（1873）

「由於廈門所處的有利位置，台灣的通商口岸對廈門處於附屬的地位。」（1875）

「廈門是台灣的貨物聚散地，本地的所有商行都在台灣設有公司。」（1878）

「廈門的復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在本口岸與台灣之間進行。本口岸與台灣島有著密切的商業聯繫。」（1881）

當時台灣的重要出口貨－－茶葉，與廈門的關係特別密切，台灣茶葉主要是經由廈門出口的：

「台灣茶葉貿易以前僅由外國商人經營，過去三年來，則主要由中國商人經營。但所有茶葉運到本口岸後仍然在本地轉售外國商人，由外國商人經辦復出口。」（1876）

「就台灣茶的貿易而言，本口岸是它的總的貿易中心。」（1878）

「淡水的主要貨物是茶葉，經由廈門轉船復出口。」（1880）

「台灣茶葉貿易一直是經由本口岸進行的。」（1882）〔註3〕

據統計，從1872到1891年間，台灣烏龍茶有98%是經由廈門轉口美國的。

夠了，這些史實可能已經被許多人所忘記，但是它畢竟是事實，只要看看這些事實，就足以說明台灣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並沒有「脫離」廈門，台灣是和廈門一道成為「國際貿易的一環」，所謂「台灣開港以後就和大陸脫離」的論調是沒有史實依據的。

台灣與大陸其他地區

台灣不僅與廈門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與大陸其他地區也有不少貿易往來。

台灣學者林滿紅在兩岸經貿關係史方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她的論著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註4〕：

糖。台灣白糖主要供華北食用，只有小部份輸出日本。赤糖供大陸和日本食用，也有一些供歐美澳各國精製用。1860-1895年間，中國大陸和日本一直是台糖的主要市場。華北、華中是台灣糖的主要出口地。中國大陸進口台灣糖的口岸以芝罘（煙台）、天津、上海、寧波、牛莊為主。

米。「台灣北部因茶、樟腦等非糧食作物從業者增加，由開港前原有二十幾萬擔米出口到大陸，轉而漸需由大陸進口，量多時亦達二十幾萬擔。但與此同時，台灣中部每年又有50萬擔米出口到大陸」。

開港後，大陸華貨進口增加。每年仍有兩千八百艘左右的中國式帆船進出於兩岸之間。鹿港等地還有不少郊商從事對大陸各地的貿易。當時兩岸貿易主要是由大陸資本所控制，往來兩岸的船隻是由大陸商人提供和經營。所以，開港以後，「1860-1895年間，台灣的貿易對像雖擴展而包括全球，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仍然增加」。

「台灣境內南北之間的商貿關係，反不如台灣與大陸間的商貿關係密切。」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台灣並沒有「脫離中國」，台灣也沒有形成「自己的、絕對不屬於中國的經濟圈」。

台灣所處的地位

正如上面所說，台灣兩個口岸是第二批開放的。在當年西方列強的心目中，這批新口岸當然也是他們所覬覦的對象，但就重要性上說，絕不會超過第一批。福建的四個口岸，廈門、福州都是1843年開埠的；淡水則是1862年開埠的，而作為淡水的子口，雞籠口則於1863年開港；打狗口原來定為安平港的子口，先於1864年開港，實際上後來打狗成為正口，安平則到1865年才設立分關，歸打狗關管轄。這就是說，福、廈兩口比台灣兩口大約早20年就開放了。所以，講台灣歷史，如果不同全國歷史聯繫起來考察，就不全面。只說「台灣的戰略商業地位的重要性，一直受到國際的覬覦」，而不講其他地區，就可能使人誤認為當時台灣的重要性超過了全國任何地區，這是不符合歷史的真實的。

開港以後，台灣的淡水、打狗都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在全國對外貿易中佔有一席之地。那麼和其他口岸相比，台灣處在什麼地位呢？我們可以把台灣兩個口岸的進出口值與福州、廈門、上海列表比較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進口值方面，台灣兩口合計起來從來沒有超過廈門一口；台灣和福州相比，在前期進口不及福州，後期則超過福州。在出口值方面，台灣與廈門不相上下，總的看來略多於廈門；而台灣與福州相比，則基本上不如福州，有時相差甚遠，但最後一年則超過福州。如果把台灣和上海相比，少則相差7-8倍，多則相差30、40倍。總之，台灣和福州、廈門一樣，在清代後期中國的通商口岸中屬於不很發達的地區，對它的「走向世界」和「國際化」程度不能估計過高。

〔註1〕張炎憲：《威權統治和台灣人民歷史意識的形成》，《馬關條約》一百年研討會論文。
〔註2〕宋澤萊：《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前衛出版社，1988年，701頁。
〔註3〕以上均引自《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況》，鷺江出版社，1990年。
〔註4〕參閱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