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後,莫斯科已是寒氣逼人。而整個俄羅斯的政治空氣,更顯得異常凝重。金融風暴引起的政經危機,仍是餘波蕩漾;葉爾欽總統則因病數度入院治療。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選在此時到訪,確讓主人有「風雨故人來」的感覺。
1992年以來,中俄兩國元首已舉行了六次高峰會晤,這是雙方關係步步升高的一個象徵。而中俄的加強關係,是有一些脈絡可尋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勢大不如前,但中共對這個近在咫尺的鄰居,並未掉以輕心。俄羅斯的天然資源、龐大軍力,以及頗具水平的人均素質,仍被中共視為一個潛在的力量。因此,在中共展開睦鄰戰略的時候,俄羅斯被列為主要的目標。中共希望與俄羅斯維持穩定的關係,如此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
後冷戰時期整個亞太戰略格局的變化,也促使中共必須對俄羅斯另眼相看。在中共戰略家的眼中,亞太戰略格局與歐洲的情況不同,基本上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區域內由中、美、日、俄構成的四角關係,彼此之間相互制約又相對均衡。對中共而言,俄羅斯在與中共相關的中美俄、中日俄,甚至中日美的三組關係當中,都起了相當大的制衡作用。
首先,在中美俄的三角關係部分,中共認為美俄之間因北約東擴計畫而產生的矛盾,有相當運用的價值。中俄過去曾有軍事同盟的紀錄,目前雙方之間的軍事合作,特別是武器交易的問題,已引起華府的嚴重關切。俄羅斯獨立後不久,立刻調整過去的親西方外交政策;蘇聯解體後,許多俄國人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過河拆橋」,對俄羅斯的援助口惠而實不至,怨聲四起。在俄羅斯國會中,民族主義力量抬頭、反美的氣氛始終不散。中共看在眼裡,雖不至隨聲附和,但也樂得因此增加對美的談判空間。
同樣地,在中日俄這組三角關係中,日俄之間也存在北方四島的領土紛爭。而中俄兩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更讓中俄雙方找到了共同的政治語言。因此,中共是這組三角關係當中地位最為有利的一方。
對中共而言,中日美是一個不等邊的三角關係。雖然中美兩國經過兩次「江柯會晤」之後,雙方已形成了「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但這樣的關係,還是無法與美日安保體制下的同盟關係相提並論。何況,華府與北京在涉及貿易、人權,以及「台灣問題」方面,仍舊存有歧見。在短期內,這些歧見都無法獲得解決。
在中日美這組三角關係中,俄羅斯是局外者,但俄羅斯的價值就因這種局外者的角色,而格外引人注目。雖然中俄雙方一再強調其「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非屬軍事同盟,且不以第三國為假想敵。但天下的事那有定數,如果美日安保體制被中俄認知為安全威脅的來源;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從理論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而美國又袖手旁觀坐視此一事態的發展,則無人敢大膽斷言,中俄雙方不會回到過去的「蜜月狀態」。
當然,我們不願見到上述的四角關係,會演變到這樣的地步。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維持中日和中俄的睦鄰關係,當然符合北京的利益。但如果認為彼此可以親善到「交心」的程度,則大可不必。就以中俄關係為例,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高漲,對中國未必是福。在俄國人的眼中,中共的友誼不見得比得上印度;與此同時,當俄羅斯向中共輸出軍火的過程中,有些俄國人已經在大談「中國威脅論」的問題,認為對中共的軍售,必須落後於俄羅斯本國擁有的武器十年以上。
此外,我們也擔心四角關係的發展,會使冷戰重新降臨到亞太地區。中共一向強調,「和平與發展」乃當今世界主要潮流。身為地區的一份子,我們同樣期望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來發展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是基於這樣的期望,我們對於江澤民訪俄期間,還是免不了將「台灣問題」帶上一筆,感到相當的失望。北京有理由因俄羅斯的明示「不對台軍售」,「三不」之外,再加「一不」,對俄表示感謝;但台灣認為這樣的舉動既非善意,也沒有實際的必要。我們很難想像台灣會對俄制武器感到興趣。武器系統的轉換,過程相當複雜,中共的目的或許是向美國表態,但卻傷了兩岸中國人的感情。
兩岸問題的解決,關鍵不在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而是通過交流增加互信,並在互信的基礎上展開協商和談判。以中共日增的綜合國力,當然有必要建構一個大國外交的行為模式,我們對此有所理解。但如一面發展大國關係,一面又對台灣加諸壓力。甚至把「台灣問題」當作外交籌碼,結果恐怕是落得「親痛仇快」,也有違以大事小的仁者之風。盼中共領導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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