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對兩岸關係的啟示與意義

號稱跨世紀的台灣「三合一」選舉已經結束，選舉的結果顯示了台灣選民對執政黨現階段的政策綱領、執政能力及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肯定的。從選舉的現象上來看，全台灣都經歷了選舉時的激情悸動到選舉過程的公平公正，再到選後平靜自然，顯示了台灣民主政治的相對成熟和健康。這樣的選舉，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觀察，恐怕不能只看到馬上扁下的更替，更不能解釋為民眾對統獨的好惡。因為無論在任何地方首長的選舉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對中央級的議題和政策，均不可能產生立即或明顯的影響。事實上，這些年的兩岸互動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使得台灣內部的族群議題和統獨態度出現明顯的脫鉤現象。循著此一途徑，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選舉對兩岸關係真正的影響，恐怕是長期，而非立即，其影響在以下二方面：

第一是台灣的「三合一」直接選舉，在形塑新的政治文化上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影響。首先是透過定時、定期、大型而透明的公正選舉，其實是有助於防止政治人物的腐化和特權化的重要方法，所以真正開放的選舉，肯定是比黨紀、整風、政治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法來反腐肅貪更加有效。其次是透過選舉產生的政務官的變動，有助逼使事務官更加中立化。換言之，選舉變化逼使事務官的公務員不敢偏袒，不敢玩法，中立行政變成公務人員唯一的選擇，從而使得公務員不能依賴黨，不能依賴個人關係，只能依賴自己的效率化和責任化，才是陞遷的唯一憑藉。因此中國大陸若能加快基層政權民主化的腳步，肯定是有利於中共的行政改革的深化和政治改革的啟動。因此中共和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不能在每次的台灣選舉時，只注意選舉的結果是否與原先的預估一樣準確，台灣的政治版圖消長對兩岸關係有何立即的影響，而應該也同樣重視選舉的過程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貢獻，以及此一過程中所形塑的民主型的政治文化與中國大陸現行政治文化的差異。前者是一種平等的、個人的、開放的政治文化，而後者則是傾向權威的、集體的、單一型的政治文化。這並不是比較兩者的優劣，而是強調兩者的差異。此種差異將導致兩岸人民在終極價值的選擇上出現落差。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差異是在持續的擴大。換言之，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必須在分析台灣選舉結果的報告中，應該注意台灣在選舉所形塑的政治文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的深遠影響。台灣以民主塑造的政治文化是不會等待中共的政治改革的。如果中共的學者對此不加注意，則差異大到一定程度，「民族情結」和「一國兩制」均將徹底失效，屆時的兩岸關係的和平就很難以目前的認知來推論了，這才是大陸的台灣學者在觀察台灣選情應該重視的重點之一。換言之，大陸的台灣學者在走過過去十餘年研究台灣的成果上，有必要將自己對台灣的認知，不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轉為對中共的內政改革提出建議。認為台灣做的好，則提供參考，反之，也可以做出好的以供示範。這才是真正為和平統一提供更堅實、更穩固的基礎。

第二是在這次選舉的後期，李登輝總統所提出的「新台灣人」的影響。「新台灣人」是一個舊名詞，但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相互搭配下，它卻成為一個張力十足的新口號，然而「新台灣人」的意識卻存在著多方面的可能性：

首先，毫無疑問「新台灣人」的提法在台灣內部來看是促進族群融合的一個途徑，理想上它意味著兩個面向，一是本省族群的自身超越，拋棄過去「外來政權」的悲情意識，從而接納其他的少數族群，而且視為同一族群可以在這塊土地共存共榮、分享資源。二是外省族群以土地認同優先的原則，承認為自己已經是而且首先是台灣人，從心態上不再是過客，從定位上也開始將台灣視為第一故鄉，而不是寄居之所。目前此一口號的內涵仍在各方競爭之中，距離此一理想目標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需要奮鬥。因為在選後，有關「新台灣人」的論述中卻還夾雜著許多的選戰激情，特別是針對台北市的「變天」結果，使得某些人竟然發出或產生了「被外省人騙」、「被李登輝騙」、「虧欠陳水扁」等的非正常的情緒反應，以至於有少數人更進一步提出將黨淨化為「本省人黨」，因為反正再努力也不會獲得外省人的票等等。因此很明顯地，在目前台灣內部有關「新台灣人」的論述也不是擁有一定的多數贊成。對某些外省族群而言，也有反彈的聲音，覺得「新台灣人」是缺乏中國情懷的，不值得討論。因此目前看來「新台灣人」的發展方向其可塑性甚大，既可以是新悲情的根源，也可以是新融合的起點，究竟何去何從，恐怕還需要經過幾次的選舉洗禮才能見其端倪。

其次是「新台灣人」在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方面。則不論島內各派對於「新台灣人」的論述有所不同，不過無論如何均有一個核心，那就是「新台灣人」如何面對台灣內部的「中國」。如果「新台灣人」只將眼光放在土地認同和住民互動的內在融合，而不能擴大為文化包容，則「新台灣人」檢驗認同標準就帶有排他性，也就是說任何人在台灣只能有一種認同標準，那麼「新台灣人」在「中國議題」上就會將原來的「省籍意識」的原罪，轉而以「去中國化」的程度為檢驗的標準。換言之，必須是「反中國」才是新台灣人，反之，就不是，那麼「新台灣人」所提倡島內的族群融合就仍然是單一認同，而非包容式的雙重認同，則此種融合就是以島內的少數族群必須自我否定以及折斷台灣文化根源為前提，則「新台灣人」的融合有可能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形式的、排他的和具有強烈的鬥爭性，其結果就是將舊台灣人的悲情轉為新台灣人的悲情，因此新台灣人融合的關鍵是在於它的認同基礎是單一排他的或是多重並存的。

其三是「新台灣人」如何面對兩岸，這是「新台灣人」無可迴避的課題。簡單地說，新台灣人的主體性是相對於中國的中國人，還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或是以新台灣人為基礎，展現新中國人面對西方民族的主體性呢？如果是為了相對於中國的中國人，則兩岸關係肯定是鬥爭的、衝突的、對抗的，因此新台灣人的融合越成功，兩岸關係也越緊張、越危險。如果新台灣人的主體性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則兩岸關係可能的發展就是有鬥爭，也有和緩，然而鬥爭是本質、是常態；和解為暫時、為表象。在此情況下，中共政權的對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關鍵來左右新台灣人的走向。而在島內來看，就有可能將「統獨」的討論移轉為台灣與大陸之間「敵、友」之討論，「敵、友」關係不是固定的，是變化的。「敵、友」關係是會因著政策作為和不同個案來論斷的，而不是以情緒和意識型態來論斷的，則兩岸之間不論是相互敵對，或是相互共處，總有可能逐漸尋求到一個相處共存的模式；如果再加上國際的結構，兩岸之間大致可以維持不斷的互動，而不至於出現危險和險惡的局面。再浪漫一點，如果「新台灣人」有此志氣，展現出新中國人的面貌，則兩岸關係將有可能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兩岸之間的鬥爭有可能轉為競爭，衝突有可能轉為制衡，新台灣人因此而有可能在華人圈中與新加坡爭取新華人的頭銜。競爭型的兩岸關係自然不是一種「零和」關係，但也不是「雙贏」關係，而是在一定的規則下有輸有贏，時輸時贏，贏者不是置對方於死地，輸者不至於沒有再贏的機會，更主要的贏不會因此而自傲，輸了也不必因此有悲情。制衡型的兩岸關係不是為了挑剔對方，而是為了互相保有一面自省的鏡子，隨時從對方發現自己的錯誤和盲點，相互警惕自己的不足和取法對方的進步，則兩岸關係自然是超越「統、獨」的論述，超越國家的論述，而成為世界華人圈的論述，則「新台灣人」的提法就有其十分寬廣的市場。

總之，所謂「新台灣人」的未來發展必須理解到具有以下的三個層次：一是做「在台灣的台灣人」，二是做「在台灣的中國人」，三是做「在世界華人圈的台灣人」。三者表面上是有排斥性，其實在本質上三個層次是發展的互補關係，今天從台灣來看，我們是個每人年均收入達一萬餘美金的富裕世界公民，因此我們的心胸不應該自我設限只作「台灣的台灣人」，應該有逐鹿中原，馳騁世界的雄心，果如此「新台灣人」是不應該排斥多重認同，而應該包容多重認同，甚至是鼓勵多重認同，才有可能近則處理好兩岸關係，遠則將台灣推向寬廣和有希望的未來。

199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