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的「失憶」（三）

六、是荒蕪之地，還是先進省份？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朝當局為了防禦外國的侵略，一方面加強台灣的海防，一方面籌備台灣建省。1874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到達台灣，他著手籌建閩台水陸電線，建設新式炮台，購買洋炮和軍火機械，建立軍裝局和火藥局調用兵輪，採購鐵甲艦，使用機器開採基隆煤礦，這表明台灣的近代化已經開始。後來，新任福建巡撫丁日昌，繼續購買洋槍洋炮，造鐵路，設電線，開礦、招墾，進一步推進台灣的近代化。到了建省以後，第一任台灣巡撫劉銘傳更是全面推行近代化，到甲午戰爭以前，台灣已經是全國最先進的省份之一。

建設成就和經費來源

當年值得一提的近代化建設，有以下幾項：

新式炮台：從1886年開始，在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五個海口興建10座西式炮台，購買鋼炮，加強防禦。

製造軍械：1885年在台北興建機器局，自造軍械，並設立軍民和火藥局。

鐵路：1887年開始修建鐵路，台北至基隆段28.6公里，1891年完工；台北至新竹段78.1公里，1893年完工。是全國最早一批自建的鐵路。

郵政：1886年設電報總局，架設水陸電線一千四百多華里。1888年設郵政總局，是全國最早自辦的郵政業務。

工礦：1885年重辦基隆煤礦，1887年成立煤務局，採用機器采煤；1886年在滬尾設立官辦硫磺廠；1887年設立官辦機器鋸木廠。

招商興市：1886年設立商務局，購買商船，設立輪船公司。1885年建設兩個大街，1887年繼續建設街道，裝設電燈、自來水，建造大稻埕鐵橋。台北成為商業發達的邁向近代化的城市。

新學堂：1887年創立西學堂，1890年設立電報學堂。

附帶談一談台灣近代化建設的經費來源問題，大家知道，19世紀80年代，正是台灣建省的時期，當時由於經費困難，建省工作拖延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是，既然經費困難，為什麼卻能夠開展這麼多的新式建設呢？建設經費究竟從何而來？

實際上，在台灣建省以前，台灣的財政一貫需要福建給予協濟。大約每年20萬兩，它是從閩海關四成洋稅中撥付的。建省時，就是為了經費問題，反覆討論，最後決定，由閩海關每年照舊協銀20萬兩，再由福建各庫每年協銀24萬兩，此外，粵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漢五關，每年協濟36萬兩，以五年為期。後來，粵海等五關並沒有協濟，而是由戶部一次性撥給36萬兩，作為籌辦台澎防務之用。所以，台灣常年的協銀只有福建的44萬兩了。

五年中，福建一共協銀220萬兩，這些錢主要用於辦理台灣海防、修築鐵路和防軍的兵餉。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五口購炮築台的經費，就是從這裡開支的。建築鐵路的經費一時無法籌集，也只好「先行挪用」福建的協餉，實際上，後來有一大部份就是由這項經費開支的。

據統計，當年幾項重要建設：修建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架高台灣到福建的水陸電線、清賦、興建台北機器局，一共用銀213萬兩， 相當於福建的全部協餉〔註1〕。所以，可以說，在台灣近代化建設中，福建人民給予了一定的支持。當然，其餘經費則是由台灣自行籌集的，主要的功勞應當歸於台灣人民。正是由於台灣人民的辛勤勞動，許多新式的事業蓬勃發展，使台灣這個最後設立的行省後來居上，成為全國洋務運動中的先進省份之一，這個歷史功績是不能「失憶」的。

台灣的地位

當年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在全國範圍內處於什麼地位呢？我們可以逐項比較如下：

從官辦軍事工業來看，全國早期建立的機器局之類的機構有21家，其中最大的是江南製造總局（1865）、金陵機器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機器局（1867）等，不僅規模比台灣的大，而且建立的時間也比台灣早了20年左右。

從民用工業來看，全國主要的企業有：輪船招商局（1872）、開平礦務局（1878）、電報總局（1880）、漠河礦務局（1887）、上海機器織佈局（1880）、湖北鐵政局（1890）等等。其中，輪船招商局比台灣早了14年，電報總局早了6年。基隆煤礦開辦雖然比開平煤礦早，但規模遠不如開平，而最早的煤礦則是直隸磁州煤礦（1874）、湖北廣濟興國煤礦（1875）。早在1874年，沈葆楨就提出要在台灣架設電線，這本來是最早的嘗試，但沒有成功，不久，外商在福州、廈門架設電線，後來又有官辦的津滬線（1881）、蘇浙閩粵線（1883）等。台灣的電線是在1887年丁日昌買回福廈線後才架設的，第二年劉銘傳又架設了福州到滬尾的海底電纜。

至於鐵路，1874年美英商人非法修建了吳淞鐵路，兩江總督沈葆楨經過交涉將它收回，並準備把它移到台灣，後來因為經費問題，不了了之。最早自建的鐵路是開平礦務局建成的從唐山到胥各莊的單軌鐵路（1880），後來擴展到閻莊、大沽。台灣的鐵路也是屬於最早的一批。

中國的郵政最初是由海關試辦的（1878），到90年代才收歸官辦。台灣可以算是最早自辦的郵政業務。

全國最早設立的新式學堂，大約有20多所， 其中著名的有：北京同文館（1862）、上海廣方言館（1863）、廣州同文館（1864）、福州求是堂藝局（1866）、天津水師學堂（1880）等，都比台灣西學堂建立得早。

採購洋炮和修築西式炮台，在全國其他地區也都較早進行，例如，大沽、北塘、新城築洋式炮台（1875），山東煙台等地炮台用克魯伯後膛大炮（1875），閩江口南北岸及長門建洋式炮台（1880～1881），旅順口仿築德國新式炮台（1882），江陰、吳淞炮台用西洋14口徑八百磅子大炮（1884）等等。

總之，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份，不能孤立地就台灣講台灣，因為台灣的情況是和全國總的形勢分不開的，只有把台灣和全國各地聯繫起來考察，才能看到它的歷史地位，才能看到它和全國各地的聯繫和區別。

經過中國人民開發、建設，尤其是經歷了清代後期的近代化建設，台灣已經成為全國先進的地區之一，可是，現在有人卻企圖否定這些事實，彭明敏竟然說：「日據當初，台灣是荒蕪之地，可說是世界上最落伍、野蠻的地方」。〔註2〕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而且是對台灣人先輩最大的不敬。

但是，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在全國範圍內也不是唯一的先進地區。這是因為推行「自強新政」「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早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而台灣則晚了十幾年。儘管台灣的發展比其他地方要快，但就具體項目相比來說，不見得都是最早的、最先進的。以天津地區為例，它擁有天津機器局，是早期軍事工業中較具規模的；它有全國第一條鐵路；最早一批船塢：大沽船塢（1880）；最早用西法開採的煤礦之一：開平煤礦；最早設立的電報（1879）；最早的近代郵政總匯，發行了全國第一套大龍郵票（1878）；它擁有全國最重要的新式海軍：北洋水師；較早開辦的新式學堂：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等等。由此可見，天津在當時也是全國最先進的地區之一。所以，說台灣是清代後期全國最先進的地區之一，是符合實際的，說它是唯一先進的地區，並且超過全國任何地區，則未免言過其實。

〔註1〕參閱鄧孔昭：《台灣建省初期的福建協餉》，台灣研究集刊1994年4期。
〔註2〕《自由時報》，1995年4月18日。

七、誰應當對《馬關條約》負責？

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規定把台灣「永遠讓與日本」。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之一，從此，台灣同胞陷入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達50年之久。究竟誰應當為《馬關條約》負責？是日本，還是清朝當局？或者是整個中國？有必要加以辨明。

日本蓄謀已久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力向外擴張，他們提出：「為了征服中國，我們必先征服滿蒙；為了征服世界，我們必先征服中國。」後來又以奪取朝鮮作為「渡滿洲的橋樑」，以佔領台灣作為向東南亞擴張的基地。當時，日本統治集團中興起一股「征台論」，開始對武力侵台進行準備。日本對台灣的覬覦是這樣一步一步進逼的：

1873年，日本官員向清朝的總理衙門進行試探，企圖瞭解清廷對台灣「土番」的態度。同時，日本派海軍少佐樺山資紀和陸軍少佐福島九成企圖對台灣進行偵察，未能取得成效。不久，福島九成便成為日本駐廈門的領事，潛入台灣，搜集情報。

1874年，日本藉口三年前琉球人遇風，漂流到台灣南部，被牡丹社居民殺害，組織「台灣生番探險隊」，發動三千多人的軍隊，進攻牡丹社等處，並且建立都督府，實行屯田、植林，企圖長期佔領。這是日本企圖佔領台灣的第一次嘗試。

1884年，日本乘中法戰爭的機會，派軍艦到台灣窺探。

1886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派人來中國調查，事後寫出《討伐清國策案》，提到要把中國的許多地方「併入日本之版圖」，其中就包含了台灣。

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首相伊籐博文提出「直取威海衛並攻取台灣」〔註1〕。他認為直逼京師可能招致列強的共同干涉，而奪取台灣則符合朝野的議論。這個意見得到日本上層人士的支持，他們同意把奪取台灣作為戰爭的目標之一。

只要列出上述事實，人們就不難看出，日本當局對於侵佔台灣是蓄謀已久的，而通過戰爭，逼使清廷割讓台灣，則是他們的一種手段。

清廷戰敗屈服

1895年2月，日軍攻陷威海衛，北洋艦隊覆滅，清廷無力繼續抵抗，只得俯首求和。

日本早已準備好了條約草稿，割地賠償已不可避免。在談判過程中，日本已經派兵進軍台灣，攻佔澎湖。後來，日本同意在北方戰場上停戰，而台灣澎湖則不在停戰之列。這說明，日本不僅要通過談判奪取台灣，而且在軍事上已經開始了佔領台灣的行動，他們企圖先行佔領，迫使清廷就範。

當時清廷已經沒有力量阻擋日本的侵略，但是他們也知道割讓遼東和台灣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有人還反對割讓台灣，連光緒皇帝也哀歎道：「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清廷還想在遼東、台灣之間留下一處，那當然是所謂「龍興之地」的遼東了。但是，同李鴻章談判的伊籐博文回答說，對於所提條款「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沒有商量餘地。這樣，連遼東也沒有保住，被割讓的不僅僅是台灣一省。

在當時的條件下，有所謂「弱國無外交」的說法，戰敗國的使臣基本上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李鴻章在談判中所作的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最後只能接受日本的全部條款。伊籐還特別指出，台灣要在換約後一個月內交割清楚。李鴻章說，要兩個月才行，貴國何必這麼急，台灣已經是你們口中之物了。伊籐竟然回答說，還沒有吞下去，肚子餓得很呢﹗戰勝國的首相盛氣凌人到了極點，戰敗國只好接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於割讓台灣，祖國人民採取什麼態度呢？

早在談判之前，朝廷內部以翁同和為代表的主戰派，極力反對割地，認為「台灣萬無議及之理」，他們同主和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議。後來，在北京的一些中下級官員也紛紛上書抗爭，反對割讓台灣。他們責問：台灣「何罪何辜而淪為異域」？割讓台灣，勢必造成人心渙散，「民心一去，國誰與守」？並且指出，今天可以割讓台灣給日本，明天就會把其他地方割讓給法國、英國、俄國。他們主張拒絕和議，同日本展開持久的戰爭。

《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在北京應試的各省舉人，深受台灣人民反對割讓台灣的行動所鼓舞，他們紛紛集會，向都察院上書、請願，提出要求「嚴飭李鴻章訂正和款，勿割台灣」。以康有為為首的一千多名舉人聯名寫了《公車上書》，反對和約，反對割地，要求變法自強。在簽約到換約的二十多天中，有三千多人上書，反對割讓台灣，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壯舉，一次規模盛大的愛國運動。儘管當時全國人民的抗爭無法改變台灣被日本侵佔的命運，但是兩岸人民的心是聯在一起的，祖國和人民並沒有忘記台灣和台灣人民，這就是當年的歷史真實。

卑劣的手法

可是，1995年，在紀念《馬關條約》一百年時，有人提出，「台人被祖國出賣」，「被祖國出賣的台灣人有什麼資格自稱中國人呢」？在某些人策劃的所謂「告別中國遊行」中，有人則提出，「中國是出賣台灣的國家，中國在任何危急的時候，隨時可能再出賣台灣」〔註2〕。這是以卑劣的手法，偷換概念，竄改歷史，為其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服務。

從上述史實可以明顯地看出，日本侵佔台灣是蓄謀已久的，日本是侵佔台灣的罪魁禍首，它應當對《馬關條約》負主要的責任。清廷腐敗無能，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無力抵抗，戰敗屈服，被迫割地求和，它也應當為《馬關條約》負責。如果只強調清廷的罪責，而不譴責日本的侵略，那是本末倒置。

至於說「台人被祖國出賣」，那是偷換概念，把腐敗的「清廷」等同於在清朝統治下的祖國。對於割讓台灣，清廷是難逃罪責的，而祖國和人民則反對割讓台灣，不願意讓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是被清廷割讓的，不是被祖國和人民割讓的。如果從批判的角度，可以說，腐敗的清廷「出賣」了領土和主權，不僅是台灣，連同他們稱為「龍興之地」的遼東也「出賣」了。即使這樣講，「出賣」台灣和台灣人民的，也絕不是祖國和人民。

至於說「中國是出賣台灣的國家」，那更是懷有惡意。它不僅把清廷等同於當年的中國，而且企圖把「出賣」台灣的罪責強加到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民頭上。事實上，對於清廷與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罪責，已經不能加罪於推翻清廷的中華民國身上了，更何況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問題的要害還不在這裡，接下去的一句話：「中國在任何危急的時候，隨時可能再出賣台灣」，這種無中生有的謬論，已經超出了製造「歷史的失憶」的範疇，而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的嚴重誹謗和污衊，也是一次嚴重的挑釁，它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分裂主義言論的嚴重關切。

〔註1〕參閱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註2〕《自由時報》，1965年4月17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