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給台灣帶來了更多安全嗎?

本文係熊教授根據最近在台灣一次國際會議發表之英文論文濃縮改寫成中文，再交本刊發表，編者。

導 論

近來坊間出現不少老生常談論調，認為台灣民主化成果之一，即給台灣帶來了更多的國防安全。其邏輯當然是台灣的民主化已在美國（尤其是美國國會）取得了一片讚許；故而對台灣的安全有利。究竟此說法是否可信，這是本文需要探討的。

先言為何有必要談此問題。這需要回到1996年3月，在台灣海峽兩岸間幾幾乎發生了一場實彈戰爭，時間正巧是台灣民主化的第十年。而且，由於台灣遊說成功，美國派了一個擁有兩艘航空母艦總共18艘船的艦隊，出現台灣海峽。結果，若非撤退及時，也差一點為了台灣跟中國大陸海軍打了一場熱戰（可能還是核武戰爭）。所以，台灣民主化究竟是否給台灣帶來了更多國防安全，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人教國際關係理論多年，深知世間很多問題答案都是反直覺的；這是因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對反直覺問題常有探討與交代。尤以民主化與戰爭之關聯問題為然。雖然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並非國際問題。但請注意，第一，所有學科中，對於戰爭與和平（尤其是民主化與戰爭間關聯）之研究，莫出乎國際關係學科之右者。

第二，今日在國際關係學科中，對戰爭與和平之研究，已超出了國際戰爭之範疇。譬如前南斯拉夫境內之戰爭，已非純粹國際戰爭；而俄羅斯境內車臣之戰，更純屬國內戰爭。故這部分的文獻，堪可參考，以作借鏡。所以，本文並非將兩岸關係混淆為「國際問題」，其理自明，無須贅述。

戰爭與和平文獻中有關民主化與戰爭牽連之發現

國際關係中有關戰爭與和平之文獻，有一部分是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已由當初「應然」階段（認為民主國家應該是比較不好打仗）發展到「實然」階段（從實際史例中發現民主國家並非較不好戰，只不過民主國家間較少彼此打仗）。研究之焦點，亦已由既存的民主國家延伸至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社會。譬如美國學者Edward Mansfield與Jack Snyder，他們分別研究及共同研究中，曾檢查1811年至1980年間之各項戰爭，以探討民主化國家捲入戰爭之或然率。出人意料，他們發現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捲入戰爭率，遠比既存之民主國家甚至現有獨裁國家為高。

他們由統計檢視所得之發現，值得我們參考。（A）在一個「混合」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時，其可能捲入戰爭（包括內戰與涉外戰爭）之可能性，增加50%；（B）由一個完全獨裁政體轉變為高度民主的政體時（即大跨步過程），其捲入戰爭的或然率更高，可達75%；而其捲入國際戰爭之比率，竟高昇至200%。（C）民主化開始後，捲入戰爭之可能性，第一年最低，第十年最高。

理由：從這些數據中，我們既然得知民主化國家最容易捲入戰爭，那麼為什麼呢？Mansfied與Snyder 也給了一個解釋。其關鍵乃在民族主義隨著民主化而澎湃高漲。所謂民族主義，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精神動員之力量（psychic mobility），猶如高壓蒸汽，不洩不快。所以法國大革命後，這股力量能為拿破侖推波助瀾；向歐洲各國發動戰爭。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新興民族主義也無形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高漲，一發不可收拾，終於推動了日本對外侵略。

當今之世，甫脫離前蘇聯而正在民主化的亞美尼亞（Armenia）與亞塞拜然（Azerbaijan）兩共和國之間，就發生了戰爭。前南斯拉夫兩個成員，也是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科羅埃西亞（Chroatia）及塞爾維亞（Serbia），同樣地發生了戰爭。而俄羅斯本身。在民主化過程中，也發生了車臣之戰。這同樣是民族主義抬頭作祟，在今日俄羅斯，有如季裡諾斯基之流，要趁民主化之機，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戰爭）恢復昔日大俄羅斯一度之光輝。逼使較開明的領導諸君（譬如葉利欽與前外長柯貝列夫）不知何所適從，最終發生了血洗車臣。

台灣民主化案例對此理論之考驗

如果以上所介紹的理論可為借鏡的話，那麼，這對我們在台灣民主化問題上有何啟示？台灣今日之內部穩定及國防安全，究竟比在民主化以前更好或是更壞?

為了解答此問題，我們必須思考兩項發展：（A）台灣內部穩定問題，無庸諱言，已較過去任何時候變為嚴重。單看省籍分歧。在今年（1998）台北市長改選中，某競選人且刻意挑起省籍情節，以擴充其票源，給社會帶來前所未見之裂痕。其他如黑金黑道之猖獗，竊盜綁票之氾濫凶狠，更慘不堪言。這些都是在民主化以前鮮見的。（B）正如前述，台灣海峽曾在1996年3月發生兩岸劍拔弩張局面，幾乎導致一場戰爭。台灣在美國國會遊說成功，逼使美國行政部門派海軍至台灣海峽支援。等到以「獨立」號母艦為首的艦隊抵達台灣海峽時，突然發現大陸的潛水艇全部「失蹤。」美方臨危研判，認為這是大陸正準備發動海戰之跡象。當機立斷，不等（由地中海方向駛來）尚在途中的「尼米茲」號母艦到來，立即撤出台灣海峽。這才避免了一場熱戰。

由此二例來看，很顯然地，台灣在民主化開始後，內部的穩定與國防安全，均不如以前。雖然台灣內部穩定與否，並非本文所及，但國防安全出了問題，則屬本文涉及之範圍。

在1996年3月台灣海峽險些發生戰爭後，華盛頓事後檢討，認為美國嗣後絕不能被台灣變相牽著鼻子走。更須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乃有兩項重大決策：（一）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接觸政策。故從克林頓與江澤民互訪，到雙方熱線之建立，乃至簽訂《中美海事諮商協定》，甚至建立中美二十一世紀戰略夥伴關係等等，均是出自此一新政策需要。（二）對台灣，則認為基於美國國家利益之考慮，決定不能縱容台灣搞獨立；而且需要督促台灣與大陸進行持續談判，以期達到和平解決兩岸分裂之懸案。這樣美國才能「脫鉤」。故也是來自同一戰略需要。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是：此一政策之發源與構想，最早來自美國國會的 H CONG148 號決議案。而非僅是克林頓信口開河在上海發表之所謂「新三不政策」而已。更重要的是，這個發展，是美國在1979年與台灣斷交以來，對台灣無條件支持上，第一次提出了任何條件。鑒諸此，台灣民主化，不但並沒有增加台灣的國防安全，甚至還動搖了美國原來對台灣無條件支持之本。這一切，如何與台灣民主化有關呢？需要解釋。

解釋台灣民主化與其國防安全反為低落之關聯

經國先生在1986年底決定取消黨禁（民主化之先肇）之同時，也開始對大陸開放。從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始，兩岸間關係擴大到經貿，文化、教育、藝術及新聞界的交流。這些功能性的交往增加了。但是，政治方面，兩岸關係並未見起色。偶然還有倒流現象。這是為什麼呢？我們需要檢視兩件有代表性之事件。

首先，在台灣民主化起步後，出現了一個極為高姿態的反對黨（民進黨）。無論是它的台獨黨章，或是個別黨員之行動，均常常有意無意地對中共起得挑釁之功。譬如，1995年的4月16日，乃《馬關條約》簽訂一百週年，本來是國恥日。偏偏民進黨人呂秀蓮之輩，發動一個慶祝大會，並變相成為「告別中國」大遊行。試問這對大陸能不造成「挑釁」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據很多學者研究結果，咸認為是當時歐洲諸大國間，足以造成向對方挑釁事跡太多。類似呂秀蓮之舉動，即是挑釁之舉。可是，話又說回來，這種事件，如在台灣民主化以前（兩蔣時代），可能發生嗎?

第二項事件，即李登輝先生1995年6月的訪問美國。本來，北京對台灣問題上，並無迫切感，據說毛澤東曾言可以等一百年。這是因為台灣在兩個蔣總統時代，對於「一個中國」之信念始終不渝。殆至李登輝時代，至少在1995年初以前，始終假定未有基本動搖。故江澤民在1995年元月提出所謂「江八點」時，仍是假定台灣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大致無問題。可是，李登輝該年六月的美國之行，對北京而言，推翻了這個假定。主要是李先生在其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時，不顧美國國務院之預先「禁令」，遽爾發表政治演說。闊論台灣民主化成功，主權在民，意思即台灣已在「一個中國」之外有其獨立之主權。本來，李先生作此驚人言論，恐怕主要是顧及對台灣即將來臨的總統直選。因為來年3月的大選，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而在競選期間，除了民進黨外，尚有新成立的「建國黨」，均以台灣獨立為號召。所以，李登輝美國之行，一個主要暗藏目的，是在為了自己競選「造勢」。而其「主權在民」之說法，也可能是針對以上兩個反對黨的一種緩衝說法。

當然，北京對李登輝訪美的反應激烈，以至在1995年夏與1996年春發動對台灣海峽導彈「試射」。已是眾人俱知之事。不須我在此累贅重複。可是，必須指出一點：若不是為了要在直接總統大選中競選連任，李登輝1995年6月為「造勢」而訪美國之行，恐怕也無其需要。這又是因為台灣民主化而帶來的「後遺症」。

以上所言兩件事，無異地，均有對大陸起得「挑釁」之功。我們再分析一下，都是與台灣民主化有關。第一件事（民進黨之台獨黨綱，及呂秀連「告別中國」之遊行），如無台灣之民主化，絕對不可能。而第二件事（李登輝訪美國「造勢」並作驚人語），如非台灣民主化，也絕沒有必要。

這兩件事情，僅是在編幅限制下，我們所能論及的具體例證而已。所以，1996年3月在台灣海峽幾乎發起的戰爭，可以說是自台灣民主化開始以來發生一連串對大陸足以起「挑釁」作用事件，因積壓而一旦爆發的結果。知道了此點，我們不但可知台灣民主化之案例，證實了以上Mansfield 與 Snyder 兩位教授研究的發現，而且還找到了為什麼發生的解釋。

再談「民主和平」理論研究之新發現

「民主和平」理論之研究，據個人追尋觀察，已進入第三階段。頭兩階段（應然至實然），已在上面介紹。第三階段，則是對以前認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打仗一定勝利之說法，作了較仔細之研究。也帶來了一反以前假定的結論。

第三代的研究，簡單的說，有兩項主要發現：（A）民主國家打仗，如時間過長，又逢戰場死亡率過高時，選民將怨聲四起，進而反戰。如此，將影響政府參戰決心與軍隊士氣，甚至帶來失敗。美國捲入越戰漩渦，深不能自拔，終遭慘敗，即一例。（B）鑒諸此，故民主國家發動戰爭，多傾向選擇能速戰速決者。譬如美國一九九一年對撒當胡塞因（Saddam Hussein）發動的海灣戰爭，即一例。就是因為如此，民主國家在過去絕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所以，才有幾乎「百戰百勝」之紀錄。美國參加韓戰與越戰，均非自取，而且遠涉重洋。但因美國要做世界霸主才不得不披掛迎戰。所以犯了以前（西方）民主國家的大不韙。這兩次戰爭，均由於時間拖延太長，戰場死亡率又太高，故終至鎩羽而歸。對台灣安全問題之啟示：

結 論

（一）由上觀之，台灣自其民主化開始後，其對外安全，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下降跡象。1996年3月海峽幾乎發生一場戰爭（甚至將美國人也捲入其中），即一例證。

（二）有人也許會認為台灣民主化後，如果不幸與大陸發生戰爭時，台灣勝利的可能性，應該比在民主化以前要高才對。持這種論調者，個人認為應該認真參考上面所引用有關「民主和平」理論第三代之研究結果。講得明確些，即：如果戰事拖得太長，對台灣絕對不利。可是，相反地，如果大陸採取速戰速決方式，對台灣也不一定有利。因為台灣既須靠美國支持，恐怕在美國國會能經過辯論來決定究竟如何援助之前，戰爭已經結束定論了，故縱使美國真來援助台灣，恐怕也為時太晚。這中間的寓意即：對台灣而言，其對外安全決定不是靠軍事能解決的。台灣的民主化，雖然帶來了人民很多益處，但在其安全上，並沒有改變這一真理。

（三）台灣上下動則以民主二字「調戲」大陸，甚至有人還拿這個作為不與大陸談統一的幌子。明眼人從以上所介紹有關民主化國家與戰爭牽連之研究與發現，應該知道儘管民主化有其內涵之價值，但是，台灣如真要大陸學台灣民主化，有鑒於以上相關理論，說這話的人應該有心理準備。即大陸如因民主化而造成民族主義沸騰（到那時大陸民主化後所產生的民選政府，想壓抑那民族主義浪潮，恐怕也將無能為力了），最終因不滿台獨威脅而推動北京對台灣動武。那麼到那時，台灣現在主張或要求大陸民主化的諸君，是否願意自己付出必要的代價呢?縱使願意付出代價（就算自戕以謝國人），能對他們給自己同胞所引來的災害賠償得起嗎?

（四）假如有人對上面所介紹諸如Mansfield與Snyder的研究與發現有所懷疑，要問「到底民主化增加戰爭發生率說法，有多麼可靠呢？」本人的答覆是：請先溫習一下他們所發現的一點，即民主化帶來戰爭的可能性。第一年最低；第十年最高。我們再來看台灣是1986年取消黨禁（開始民主化）的，而在1996年台灣海峽發生一場近乎戰爭事件時，正好是台灣民主化的第十年。所以，到底有多可靠，請你告訴我。

這裡談的，盡與老生常談論調相左。這是因為本人做學問是屬「實然派」，引用的文獻也是「實然派」，從實例中研究的成果。所以，很多結論是與我們日常直覺相反的。究竟讀者應該聽隨「應然派」，或是「實然派」的論點，那悉由尊便，不是任何人能勉強的，勉強就不民主了，究竟民主還是有它內涵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