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仍將是民族主義世紀：

前言：歷史記憶與民族主義

著名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8月30日出版雙周特大號，其中長達百頁專論的題目是：《為21世紀提出21個觀念》，其中第二個觀念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譯為「族國主義」），副題是：「庫德斯坦應該是一個族國嗎？蘇格蘭？紐約市如何？」編者的提示語句是：「被認為是統一世界的兩個力量，互聯網與全球經濟，實際上正在幫助各國家之分裂。」

近代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曾言：「過去與未來總是一樣重大。」美國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說：「過去從未死亡；它甚至不曾過去。」18世紀一位猶太教精神運動的領袖，Paal Shem Tov（1700-60）有言：「失憶導致放逐，而記憶乃拯救之秘密。」19世紀法國宗教哲學家、歷史學者、巴黎大學教授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曾對「民族」（Nation）一詞提出至今仍被廣泛引用而成為民族主義經典論述之一的定義：「民族是靈魂、精神原則。實際上，構成此一靈魂、此一精神原則的因素只有兩個：一個是在過去，一個是在現在，一個是共同擁有的記憶傳統，另一個是實際的同意，生活在一起的願望，繼續珍惜共同的傳統的意志。」20世紀前半期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著名義大利歷史學者、文化評論家克羅采（B. Croce, 1866-1952）曾對歷史的意義作過重要的陳述：「一切歷史是當代史。」克羅采此一陳述之含義，在於將歷史感與對於未來之義務，予以統一。

當代吾國著名史學家、文化評論家胡秋原先生曾對民族主義有過精闢的論述：「民族主義即國民主義。」「民族主義同時是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又是愛國主義，愛同胞主義，中國人愛中國人主義。」「沒有學問，民族主義是空虛；沒有民族主義，學問是盲目。二者都不講，不僅不成其為中國人，而很難謂之人。」「一切學問，都是為了我民族之生存與進步，否則不算學問。」「必須民族主義加學問才能確立中國人之尊嚴，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應付世界局勢，保持獨立，克服落後與自外（自我異化），此之謂超越前進。」「所謂民族主義，乃是要在同胞之愛與休戚相關之中，克服自外，求全民族之團結，依自己的需要與條件，走中國人自己的路。」「21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

古代吾國所講「春秋大義」，即歷史原則，民族大義，尊王攘夷，確立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孔子有豐富民族思想，曾慨言：「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本文以「記言」為主，非有必要，不兼及「記事」。

甲、民族主義的各種爭論

有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體系或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爭論也很多。首先，民族與民族主義二者本身起源的先後問題。

（一）有謂先有民族，後有民族主義。民族形成以後，先是自在自存，像是在沈睡狀態，以後逐漸自覺自醒，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存在，於是民族主義產生。例如，有人說，以華夏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她的天下觀念發達，沈睡了幾千年，到近百餘年，才被列強的民族主義打醒，開始怒吼，產生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大浪潮：清末排滿，民初反帝，外抗強權，北伐統一，內除國賊；抗日聖戰，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達於高峰；甚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自早期即有「共產主義救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口號，浸染民族主義的色彩和屬性。迨至蘇聯共產帝國主義，窮凶極惡，大軍包圍，準備進攻中國時；甚至到越共統一南北越後，對中國共產兄弟國，忘恩負義，侵犯中國領土；於是中共覺悟：民族利益優先國際利益；再到東歐與蘇聯共產國家逐一崩潰；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洶湧澎湃，空前高漲；再加上西方霸權主義、人權帝國主義的遏制中國發展；還有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分裂主義之發生：終於促使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風起雲湧，方興未艾。從崇洋媚外到自信自強， 一波接一波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沖激貫穿整個20世紀，勢將推向21世紀，直到中國統一富強，或可趨緩消退。

（二）也有論者認為，先提倡民族主義，再創造民族，就是少數精英分子以主觀的意志和行動，製造「新興民族」。例如，台灣的人口結構，除40萬左右的早期住民族群外，都是先後來自大陸的漢民族。但是台獨人士要以主觀的意志製造「台灣民族」，誤用「族群」（ethnicity/ethnic group）一詞，捏造省籍族群、方言族群、分化不同省籍、方言的漢民族；進而主張「台灣主義」、「新台灣人主義」，高唱「台灣優先」論、「台灣命運共同體」論、「台灣生命共同體」論；由強化「台灣意識」到「台獨意識」，「告別中國」宣稱「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建構「台灣新興民族」。又如，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它們國內的族群、民族很多，但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要以主觀意志和運用政治權力，甚至採用民族歧視政策和高壓手段，以打造「印度民族」、「印度尼西亞民族」。就是超強獨霸的美國，集世界上的族群、民族、種族之大成，也要「獨尊英語」，口口聲聲，叫嚷「美國利益」，以「美國生活方式」、「美國文化」為傲，打造「美利堅民族」。

（三）也有學者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同時發生。有民族的形成，即有民族意識、民族思想、民族主義，無先後之分，民族和民族主義是本有的，常存在歷史上的事實。

另一個民族主義的爭論是，民族、民族主義構成之主、客觀因素問題：祖先血統、地理環境、語言文字、歷史傳統、哲學思想、宗教信仰、風習、道德、人口、學藝文教、制度、技術、軍事國防、族際關係等客觀因素之數量多寡與品質高低，以及民族意識、意志、心理、精神、風氣、信心等主觀因素之作用如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毫無疑問的是，構成民族、民族主義的客觀因素條件的數量越多、品質越高，則該民族越強盛，其民族主義越成熟合理，所向無敵；而主觀意志、民族自信心常居關鍵地位，起決定作用，尤其是戰敗後的民族，轉敗為勝、振衰起敝、復興再生的前提要件實在是民族自信心的恢復與建立，也有民族僅以宗教一個因素維護民族之生存，不可征服，創造奇跡，長期亡國，仍能再興。宗教民族主義的力量巨大難測。

再一個民族主義的爭論是，民族、民族主義形成、興起之時期。此分三派：

一為「原有論者」（Primordialists），認為民族、民族主義，古已有之，只是規模的大小與發展的程度的不同而已。例如，部落、部落主義乃古代的，或至今常存的民族、民族主義，而族群、族群主義亦是一種民族、民族主義，古代有之，於今仍在。

二為「常存論者」（Perennicalists），認為民族、民族主義時隱時顯、時落時起，在歷史上重複出現，常存常現。

三為「現代論者」（Modernists），認為民族、民族主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現代化產物；隨「現代化」而起，亦將隨「現代化」而消。〔註1〕

此外，民族主義的爭論，有如民族、民族主義與國家之關係如何？與族群體（Ethnic Community）之關係又如何？而民族主義的最大爭論則是其興盛衰落問題：民族主義已經落伍過時？民族將為其他人類社會單位取而代之？民族主義將淹沒在全球化浪潮之中，而被其他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世界主義）擊敗？或者，民族、民族主義將繼續存在，甚至更為流行興盛？21世紀仍將是民族主義世紀？民族主義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主流、中流？以下本文即對此民族主義的最大爭論：衰落或興盛，作一檢視討論。

乙、民族主義的最大爭論：興盛或衰落

認為民族主義正在衰落、「族國」（Nation/Nation-State/National State）制度在解體過程中，理由於下：〔註2〕（一）多種文化互動交流的增加正在削弱世界上各民族的「我們／他們」民族主義的觀念和形象。（二）在政治方面，國際與國內問題的性質，其界線模糊難分，正在促進一種高度的國際主義感。（三）民族國家不再能夠解決環境保護、食物生產和疾病預防等問題。（四）在超音速核子時代，國家不再能保護它的人民；強大的軍事集團打破許多國家的國防界線。（五）民族主義引起衝突的歷史使其受到歷史的道德譴責。（六）跨國公司、國際分工、區域共同市場、國際貿易組織等經濟勢力正在結束經濟民族主義。（七）各種國際組織正在壯大擴展。（八）有一種不能界定，但屬真實的對新世界秩序的心理傾向正在發展中。（九）超越國族界線的哲學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十）電子傳播、電腦化資訊技術、大眾媒體、公共教育等新文化力量正在加速全球化進程。

針對上列民族主義衰落論的反駁觀點也有如此各項：（一）不同文化的族群、民族的接觸，除了像在美國、加拿大等很少的移民國社會中，生存比較容易，經過長時期文化交流互動，尚可調適共存、有融合同化的可能外，即使在文明先進的歐洲共同市場的各國社會中，不同文化族群的接觸，不僅容易喚起深沈的民族鄉愁，發現並珍惜各自的文化特性、生活方式，而且凸顯自己的民族性格，自尊感增加，或由自卑感轉為優越感，興起自衛之心，甚至引起民族、種族歧視、迫害和衝突，反而增加「我們／他們」的民族觀念和形象；甚且非歐洲國家移民和外籍勞工導致新法西斯種族主義的興起，例如，在奧地利有種族主義的極右政黨的得勢，在澳洲有「單一民族黨」的出現，排斥非白種移民和勞工。文化融合、民族同化，談何容易？歐洲各國猶太族群，除少數精英份子和財主富豪能為各地社會接納外，大多數猶太人仍然受到歧視，當地住民不能同化他們，他們也拒絕同化，亡國兩千多年以來，他們天天念著「要在明年回到耶路撒冷」，終於在20世紀中期重建他們自己的國家，恢復他們的希伯萊語文，強化他們的猶太文化傳統。只有在沒有「國家宗教」、人文主義傳統深厚的中國，在河南省曾有猶太族群被同化得無影無蹤，此外尚無第二個猶太族群被同化的例證。道理似乎很簡單，除少數個人以外，沒有一個族群，尤其是具有文化歷史傳統的民族，願意自動放棄其語文、思想、信仰、習俗等文化的民族的特性要素，而甘心被同化。而征服和奴役可能激起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擊。民族、民族主義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二）在政治方面，國際的國內的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個人權利、國家主權、領土、民族自決、民族平等、國家統一等。如果要貫徹「人權高於主權」論或「民族自決」論，必將使許多國家瓦解，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西班牙、俄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等聯邦和大國，如果西藏、新疆、內蒙獨立，它們如何能夠防衛自己的領土而和漢民族和平相處？勢必又回到「戰國時代」，征戰不已。到將來仍然要建立統一的大國。聯邦可能是一種緩和民族衝突的方式，但是民族主義者並不止於此，而要求完全獨立，即使犧牲經濟利益，亦所不惜。前蘇聯、 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三個聯邦國均已瓦解，魁北克的獨立，亦恐在不久將來。

國際無政府狀態固然應該結束，但如果美國和北約組織，不尊重現有的聯合國組織，以人權、人道之名，行霸權帝國主義之實，轟炸其他主權國家的領土和大使館，或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斷難維護國際和平，斷難解決民族爭端。簡言之，人權與主權，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以和平正義為原則，採取中庸之道，平衡和解、人權自由、民族自決、主權統一均不宜絕對化，變得至高無上。

（三）關於環境保護、疾病預防、食物生產等民生社會福利問題的解決，固然需要國際合作，但各國無不以本國為優先，血濃於水，同胞第一，國際道義，可遇難求。發達國家能不將有害夕陽工業轉移到落後國家去製造污染，也就難能可貴，貧病國家的溫飽健康，除自力更生、自求多福，不可奢望國際援助。

（四）北約組織向東歐、乃至向中亞擴張，必激起俄羅斯、塞爾維亞等斯拉夫民族、回教民族主義的浪潮；甚至中華民族也感受到北約組織的東擴威脅。北約組織的軍事武力由防衛轉為進攻，必將製造更大的國際危機。蘇聯瓦解後，美國勢力即進入中亞與中國鄰近的幾個新獨立的國家；而最為突出的對中國的威脅是美日軍事聯盟，這使人立刻想起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日同盟，對中、俄所造成的傷害：英日同盟鼓舞日本先後對中、俄作戰；而今美國與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越南、澳洲等自東北亞到南太平洋的鏈島大戰略線部署，使中國感受到新八國聯軍的包圍防堵和威脅。美、日等國鷹派所叫囂的「中國威脅」論和「拆散中國」的戰略，以及美、日代理人的「七塊論」、「兩國論」的提出，實際是作賊喊賊，主動出擊，是對中國民族的森嚴警告，勢將激起中國民族主義的自衛浪潮。

（五）引起國際衝突、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地球狹小、資源有限、人口增加、人性有惡、人欲無窮、國際貧富不均、民族生存競爭激烈等自然的、人為的難以根除的因素。民族主義不是國際戰爭的主要原因。「現代派」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化時代的產物，是則前現代的古代和中世紀，以及後現代時期，沒有民族主義，就應該沒有戰爭，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可見民族主義與戰爭無因果必然關係。帝國主義可以假借民族主義進行侵略戰爭，但帝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民族的自衛武器。尤其是弱小民族的生存之道。

（六）全球化經濟被認為是整合世界的國際力量，抵銷經濟民族主義。但矛盾的是，全球化經濟也是分化世界的新因素，它能夠使小國家自由行動。由於市場開放，自由貿易，只要小國家有某些可以出賣的東西，就可以與較大的鄰國分手，沒有大國的支持也能生存。例如，歐盟的成員國，無論大小，都可以不使用本國的貨幣，小國家也不需要武力自衛，有區域的安全傘就足夠。例如，倘若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獲得獨立，它即可迅速加入歐盟，採用歐元為其貨幣，向西班牙和法國兩個大鄰國敞開它的邊境，毫無問題，一切不變。事實上，巴斯克人要求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昂；巴斯克語文，在被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壓制後，已經在盛行使用。但問題是，西班牙不讓它離開而獨立。西國政府說，如果允許巴斯克人獨立，則卡塔隆尼亞人（多集居在繁榮的巴塞隆納港埠）和卡裡西亞人也都將要求獨立，於是西班牙就會突然間因為族群衝突而四分五裂。〔註3〕

（七）有如全球化經濟，世人原以為全球性互聯網是一個整合世界的新力量，未想到它也是一個分裂世界的大力量。因為互聯網和其他全球性傳播工具技術的功能，很容易表達民族主義的信息，迅速達成民族主義的共信，也便於民族主義者的聯絡活動。別說政治急進組織要利用互聯網等全球性新傳播工具，就是像法輪功那樣的宗教性氣功團體，竟能不聲不響的在短時間內集合萬餘人包圍中南海，據各地媒體報導，那次法輪功的集會，主要的連絡工具就是互聯網。近來歐美各地的藏獨集會和示威均是靠互聯網連絡，不登廣告，不發通知傳單，不聲不響，就能動員數百、數千 ，乃至數萬人參加活動。疆獨、蒙獨、台獨，以及任何地區的分裂主義組織，亦必然會利用全球性新通訊技術，當不待言。

總之，全球化經濟和全球性傳播工具，一方面加速全球化趨勢，整合世界，同時也在加速全球化的分裂，破壞秩序。美國《商業週刊》不久前提醒人們，1950年的聯合國只有58個會員主權國家，現在（1999年8月）則多達186個；依此速度增加，到21世紀末，將可能有兩千個主權國家。蘇格蘭、魁北克、巴勒斯坦、柯索伏、西藏、喀什米爾、庫德斯坦、帝汶、比亞弗拉等，乃至紐約市，都可能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註同上〕所以21世紀的世界不是趨於整合，而是分裂。或者說，有整合，也有分裂。和諧與衝突，和平與戰爭，一半一半。不必悲觀，也難樂觀。

（八）至於樂觀派的「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文化」觀，那就不免更是膚淺之見，游談無根。因為文化（文明）是由各民族經過長時期所創造的業績成果。

民族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它由個人、家庭、部落、族群、階級等大小不同性質各異的要素組成；它是自然的和人文的有機體。民族為生存與自由而創造文化，文化即在維護民族之生存與自由。民族創造文化，書寫歷史，民族是歷史的主人、主體，民族是文化共同體、文化涵蓋民族心力活動所創造的一切成果，包括語文、文學、史學、哲學、宗教、道德、藝術、風習、傳統、人文社會學科、自然科學、制度（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技術、工具等。

文化是民族的象徵和力量；民族和文化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是歷史的產物，而且不斷發展，本有而常存。民族是一人群的歷史命運共同體、生命共同體。民族、文化、歷史、社會是同義詞。

共同的記憶、傳統、傳說；共同的語文、文學、符號、思想、信仰、風習；共同的價值系統；共同的黃金時代、苦難歲月；共同的聖賢典範、英雄事跡；共同的光榮、歡樂，和共同的恥辱、憂患；是這些文化要素才能使人們的精神有所寄托，使人生具有意義。牛仔裝、炸雞塊、牛肉餅、好萊塢電影、搖滾樂、社交舞、高爾夫球等，不能成為「全球文化」。一種世界語文至今不能成立，各宗教、派別的唯我獨尊和對立衝突，就足以說明「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虛幻不實。〔註4〕

關於文化之民族性（特殊價值）與其全球性（普世價值）、多元文化（族群）之融合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者龐樸先生曾有精到見解，茲特介紹於下。龐先生寫道：「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價值，我相信文化的一個特殊性是其民族性，這是不能代替的絕對的價值。因此，這些特殊的價值造成了文化的相對性。但是不同文化中也有共同的東西。像西方文化帶來的現代化文明，有許多東西對我們來說，也許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種條件下，就有了普世價值。」〔註5〕

龐樸強調，「但普世價值和具有民族特性的價值並不一定非劇烈的衝突不可。用哲學語言講，就是一般和個別的關係，普遍性一定呈現在個別性之中，普世的現代價值應該存在於每一個民族價值之中；普世的價值是無形無體的，它必須體現在民族性具體文化現象之中。換言之，普世價值只有通過不同民族的本土化才能真正扎根落實。」「由此可見，不能把全球價值和亞洲價值視為兩個平行的東西，東西方也不應各自把自己視為主體而將別人視為客體。」〔註同上〕

丙、學者們對民族主義的不同觀點

出生德國、入籍美國的著名國際政治學者莫根索（Hans J. Morgenthau, 1904-1980）認為，由於現代世界的技術與軍事情況的改變，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情操，卻正在為較大的區域單位意識所取代，因後者較能適應新的世界情況，可以成為更有效的國際競爭原則。他寫道：「民族主義有過它的輝煌時代，它適合於後封建與前原子時代。在蒸汽機技術時代，民族主義的確是很大的進步力量。在原子時代，它必須讓位給一個較大面向的政治原則，俾能適應時代的利益與權力情況。」〔註6〕

但莫根索也承認，民族主義不必然成功的被區域主義所緩和。他說，「例如，西歐各國都不夠強大，不能單獨的使民族主義成為有效的武器。法國或德國夢想成為主宰世界的強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西歐各國能夠形成一個新的強大的政治軍事單位，那樣，他們即可獲得一個新民族主義的權力基礎，為西歐各國所共有共用。他們即可與兩個超強國家的民族主義進行有效的競爭。」〔註7〕換言之，新的區域主義，例如，歐洲聯盟、北約組織的擴張，很可能成為新型的、強大的、聯合的超級民族主義。事實的發展已證明了莫根索20年前的預料，北約組織轟炸南斯 拉夫和出兵到科索沃，一個新的大型的民族主義已經在西歐和中南歐形成，並且由理論發展到實際，歐洲的民族主義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並無衰落跡象。理論和事實的發展似乎是，除非世界政府出現，全球主義得道，新區域主義的族國聯盟的超級民族主義、傳統的民族主義、大小軍事政治單位等之間的競爭、衝突勢難避免，新世紀仍將是詭譎多變、杌隉不安的世紀。能無核戰浩劫，即屬人類萬幸。

有如其他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英國馬派學者、近代歐洲史學家浩布斯保（E. G. Hobsbawm）也是民族主義的嚴厲批評者。他基於自馬克思、恩格斯等社會主義者以來專注階級問題、對民族現象忽略輕視，並懷敵意，因而認為民族主義已不再是歷史發展的方向。對浩布斯保而言，民族主義甚至是令人生厭的東西，尤其是民族認同問題。他辯論道，都市化和工業化使民族主義的領土論，尤其是以族群、文化、語言為主要因素的領土論，失去它的基礎。他對民族主義厭惡至極，甚至說，沒有一個嚴肅的民族主義歷史學者能是獻身致力於政治的民族主義者。〔註8〕

哈佛大學教授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對浩布斯保的民族主義態度曾評論道：「浩布斯保先生論民族主義有些像聾子談音樂。」霍夫曼寫道：「他（浩布斯保）宣稱，『民族主義不再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方向』（這一論述）一方面固然是源於事實的發展，另方面則是對他對民族主義的敵視態度。作為一個理性（主義）的社會科學家，浩布斯保的信念傾向是，民族的『客觀』標準，諸如語言或族群性，是『朦朧的、模糊的和易變的』，而民族的主觀定義（使用共同意志或歸屬意識等名詞），則是「同義語的重複」。浩布斯保先生認為，強調民族認同，令人生厭。他雖然理解 ，民族認同不排斥其他認同，這是對的，但他界定，民族主義是一種原則，主張政治的與民族的單位重合一致，則是混淆了三個很不相同的概念：民族意識（或愛國主義）、民族性原則（每一民族有其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論對錯，都是我的民族』）。」「浩布斯保曾說，『沒有嚴肅的民族、民族主義的歷史學者是獻身致力的政治民族主義者。』如果獻身致力（Commitment）必然導致學術的偏見，他是對的；但是沒有獻身致力，甚至討厭獻身致力，則可能使最有學問的作家變得遲鈍，缺乏神入（Empathy）。」總之，「浩布斯保先生論民族主義是有些像聾子談音樂。」〔註9〕

西方研究民族主義的先驅學者漢思．孔恩（Hans Kohn, 1891-1971）描述民族主義是近代歷史的決定因素之一。他雖承認，技術與經濟的力量使世界各地人民更為相互依賴，但他也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持久的歷史現象，在任何地區，其重要性都在迅速增長。不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著重過去的現象，不輕易預測未來；但他始終強調民族主義在近代史上，在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是地球上所有種族與文明之決定性的力量。

孔恩寫道：「民族主義曾經是近代歷史決定性的力量之一。它起源於18世紀的西歐，在19世紀，它流行遍及全歐洲，到20世紀，就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運動，而它在亞洲和非洲的重要性則與時俱增。不過，民族主義因時因地有所不同，它是一個歷史現象，受制於不同地方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結構。」「瞭解民族主義及其對近代歷史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其重要性有如瞭解宗教對十三世紀基督教世界的意義一樣。民族主義像是宗教，它能呈現許多不同的形式。唯有研究民族主義的成長歷史和它的不同形式，才能瞭解民族主義在今日的影響力，瞭解它對自由與和平所曾帶來的，與繼續帶來的希望和危機。」總而言之，「在20世紀裡，也是在歷史上空前的第一個時期中，民族主義成為全人類所曾接受的一個相同的政治態度。」「民族主義又在近代史上，在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是地球上所有的種族和諸文明的決定性力量。」〔註10〕

美國著名的民族主義專家、歷史學者夏扶爾（Boyd C. Shafer），雖然也不願對民族主義的前途有所預測，而希望有一個「世界國家」的出現，有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新世界秩序，但依據他的分析，當前民族主義的形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終結的循環，各國民族主義已經自我永久化，每個民族及其民族主義都在恐懼、模仿和競爭中生存和成長，相互影響激盪，衝突不已。他寫道：「幾乎每一個活動和觀念似乎都在共同圖謀民族主義的促進。民族觀念加強民族制度，民族制度助長民族觀念。人們如何能夠擴大自由、獲得保護，以適應日常生活的千變萬化，或者抵禦外侮？那就是在他們的自由的族國內，力求思想與行動的一致，國王、貴族和祭司們曾經為人們提供過保護。獨立的民族國家也能如此做，甚至能做得更完備、更有效率。」〔註11〕

夏扶爾指出，現代族國的職能非常廣泛，舉凡國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育、樂，各方面的需要，以及最基本的社會秩序、生命安全的維護；失業、就業、最低工資、健康保險、銀行貸款、農業貼補、交通運輸，等等一切，現代族國政府無不伸手包攬。人們知道，沒有自己的國家政府，他們的生活和生命就難得到保障，除了歸依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別無途徑。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其間的界線，分明森嚴。於是民族主義自我永久化，各民族、族國彼此都生活在模仿、競爭、恐懼之中，形成一個沒有終結的循環怪圈。這個歷史怪圈能否打破，如何打破，他不能預 測。他所知道的是，「民族主義的現實是人民的感覺，一種基於各民族的歷史迷思和現實的感覺。民族國家的現實是它能夠為人們提供希望、自由、安全和保護。如果民族主義為某種新的忠誠情感所取代，一種世界宗教或世界政府，則新的迷思、新的現實將必須像現代的族國一樣，能夠提供同樣多的東西，能夠同樣的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註同上〕

丁、21世紀仍將是民族主義世紀

共產主義在東歐及前蘇聯瓦解以後，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獲得戲劇性的新發展，同時民族主義也洶湧澎湃，再現高潮。有些分析家，因為對民族主義抱有成見，僅看到民族主義的陰暗面，所以對後共產主義時期的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之同時高揚，感覺到是一種矛盾現象，有學者指出，這是一種膚淺的見解，將看不清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發展趨勢。其實，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民主主義，是全民主義、國民主義，包括選舉、公民投票、多數決原則、憲政主義、法治主義等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民族主義以全民族成員為基礎，兼顧個人、階級及一切團體的利益 ，它可以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各大宗教，同在共存，並行合作，相輔互補，相反相成。民族主義最具包容性，有多種面貌。〔註12〕

當東歐自由化進入高潮、前蘇聯崩潰前夕，即在一九八九年夏，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以聳人聽聞的題目《歷史之終結？》發表論文。〔註13〕三年後，他將其擴充為專書出版，書名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註14〕福山的主要論點是：共產主義解體後，剩下的只有自由民主，看不到有其他的、起而競爭的意識形態。人類發展的後歷史時期，雖然可以令人厭倦，它卻已經到來，自由民主無敵手可言。同時，福山對民族主義在自由民主發展中的角色，予以最消極的評估。雖然他偶爾也有模稜兩可之詞，但他同西方的主流派成見誤解一致，認為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是相互敵視的。此消彼長，勢難兩立。民主的形容詞是「文明的」、「進步的」、「理性的」；而民族主義則是「野蠻」、「落後」、「不理性」。所以，後共產主義時代，除民主外，民族主義又不能提供一個存活的選擇，於是歷史走到終點。〔註15〕

但是，約在同時，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艾芬納瑞（Shlomo Avineri）則提出評論，向福山挑戰，針鋒相對，認為蘇聯崩潰以後，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真正繼起者，不是自由民主，是民族主義，是「歷史之回歸」，不是「歷史之終結」，歷史將繼續發展下去。〔註16〕

20世紀後期，西方研究民族主義而著述最富的學者，要推著名的英籍歷史社會學家、倫敦大學教授安東尼．史密斯博士（Anthony D. Smith）。他自歷史學、社會學、藝術、文化以研究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三十多年中，發表討論民族主義的論文數十篇，專書六種。他的第六本專著書名是《全球時代中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其所提出的結論，值得重視。他寫道：〔註17〕「我曾辯稱，即使民族主義能夠造成廣泛的恐怖和破壞，民族與民族主義仍為近代世界秩序提供了僅有的合於現實的社會文化架構。今日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已無對手可與倫比。民族認同仍有其廣大的吸引力和巨大的效力；許多人均感覺到，民族認同可以滿足他們在文化體現、尋根溯源、安全與友愛各方面的需要。許多人仍然準備響應民族的召喚，為民族大業奉獻出他們的生命。記憶、神話，與符號的長煉，將廣大與持久的族群共同體與民族連鎖在一起，因此使民族具有獨一無二的性格，能夠緊緊牽住廣大民族成員的情感，深深引起他們的想像。」

史密斯教授繼續寫道：「上述一切，並非否認民族主義的黑暗面，它能造成分裂、失衡和破壞。其所要解釋的是，民族和民族主義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所具有的無所不在的力量；要瞭解民族和民族主義在當代世界中的遍在力量，惟有把握它們的族群的和歷史的基礎，並把握住近代趨勢所曾經復甦翻新的方式、風格，也把握住持久的族群關係所形構的近代趨勢。」〔註同上〕

史密斯教授最後寫道：「依據上述所有的考慮，如果預測民族界線即將被超越和民族主義被提早取代，那將是虛妄愚昧。民族和民族主義二者仍然是我們這個互依互賴世界與大眾傳播文化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因為一個全球性文化似乎不能提供集體信仰的品質，也不能提供尊嚴和希望；只有『宗教代替者』（Religion Surrogate）才能提供信仰、尊嚴和希望；惟有『宗教代替者』能為跨越世代的領土文化共同體提供允諾。正是這種集體的、塵世的不朽性允諾，睥睨死亡和遺忘，使得具有這種性質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除了提供政治與經濟的福祉外，曾經 支持過許許多多的民族和族國，在史無前例的社會劇變的時代中，度過難關；並曾經幫助許許多多的族群少數，在技術劃一和集體效率的時代中，免於沉淪，而重獲生機。」〔註同上〕

中國歷史學者繆鳳林教授曾言：「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繆教授又云：「自黃帝至今，漢族勢力擴張者五期，諸族與異族侵入者五期。」〔註18〕另一位中國史學者，郭廷以教授也寫道：「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鬥爭史；西北的遊牧民族，則為中華民族最早的大患。」〔註19〕

吾國著名的史學家胡秋原曾再三論及歷史的民族性、文化性。「自人類生活以國家為中心，又因人各自求其自利其國，一部世界史固為人類發明創造之歷史，亦為民族相砍之歷史。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事，層出不窮，興亡之際，令人猛醒。」〔註20〕「世界歷史，大體上是民族鬥爭史。過去是遊牧民族、農耕民族、海洋民族相互鬥爭的歷史。漢朝因講求戰爭技術而擊敗匈奴，而宋朝因自己腐敗而敗於金元。至於今世，工業起來，農業國無例外的為工業國所征服。」〔註21〕「我認為歷史是民族競爭和鬥爭的歷史，平時各以其文化競賽，在戰時，各以其文化為武器 （包括戰場上的武器）進行戰爭。」〔註22〕

胡先生並指出：「馬克思說，『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歷史是階級鬥爭史。』但世界史上的主體是民族，不是階級。必先有民族，然後才有階級。就在《共產黨宣言》中，他（馬克思）也說到階級鬥爭可以使一個國家同歸於盡。」〔註同上〕是故，胡先生早在1930年代中期即曾確立他的民族史觀或文化史觀，不贊成馬克思的階級史觀或經濟史觀。因為歷史是文化（文明）史，任何一元要素（經濟或宗教）不能解釋歷史之發展。文化由各民族所創造，故文化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的共同體。文化史觀即民族史觀。

1996年4月21日，中國統一聯盟在台北召開第九屆盟員大會，胡先生以該盟榮譽主席身份向大會致詞，他說：「有人說，民族主義業已過時，而我看，21世紀將是民族主義世紀，此即因帝國主義大都死亡，有的也在衰落之中，21世紀將是第三世界普遍振興的世紀，而理論自然是民族主義。」〔註23〕

其實，民族和民族主義自古有之，與歷史長存，只有概念稱謂和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已。從古代到現代都是民族主義（含部落主義、族群主義）的歷史；在可預見的未來──21世紀仍將是民族主義的世紀，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義是主流，也是中流砥柱；它是多元的中道主義，是中庸之道，足以對抗個人的、集體的旁門左道；而民族是浴火鳳凰，能敗而後興，死而復活。

〔註1〕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U.K.: Blackwell, 1993. pp.7-12.
〔註2〕Louis L. Snyder,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s: Persistence in Case Studies, Malabar, Florida: Krieger, 1992, pp.4-5.
〔註3〕美國《商業週刊》在新近一期提出21世紀的21個觀念給讀者，作為進入新世紀的心理準備，預先思考新世紀的許多大問題，其中被列為第二個大問題就是民族主義。見Business Week,August 30, 1999, pp.86-88.
〔註4〕英國著名歷史社會學者、倫敦大學教授史密斯，對民族、民族主義與全球性文化有專書討論：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1995.稍早史密斯教授已將民族主義與文化全球化問題有過簡要的陳述：Anthony D. Smoth, National Identity,Reno,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p.143-77.
〔註5〕龐樸，《多元文化與族裔和諧》，《明報》（紐約），1998年8月10日。
〔註6〕Hans J. Morgenthau, The Delimma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172.
〔註7〕Hans J. 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New York, 1970, p.275.
〔註8〕E. G.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註9〕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7, 1990, pp.24-5.
〔註10〕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1965, pp.4, 88-89.
〔註11〕Boyd C. Shafer, Nationalism: Interpreters and Interpretation, Washington, D. C. 1959, pp.10-12.
〔註12〕Boyd C. Shafer, 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Govanovich, Inc., 1972, pp.3-22. See Also, Ghia Nodia,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Nationalism, Ethnic Confeict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 Diamond and M. F. Plattn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22.
〔註1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註14〕Idem,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註15〕Ibid., pp. I, 201-2, 37, 215, 272.
〔註16〕Shlomo Avineri, The Return to History :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992, pp.30-33.
〔註17〕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5, pp.159-60.
〔註18〕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1946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年重排版，頁2。
〔註19〕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公司，1989年，頁378。
〔註20〕胡秋原《近百年來中外關係》，1943年重慶初版，台北：學術出版社，1970年版，1978年再版，頁2。
〔註21〕同上，《中華心：胡秋原政治文藝哲學文選》，李敏生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130-31。
〔註22〕同上，《我的哲學思想》，《中華雜誌季刊》，第1期，台北：中華雜誌社，1992年12月，頁23，亦見同上，《哲學與思想：胡秋原選集第二卷》，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頁59。
〔註23〕同上，《民族主義還是殖民地主義？》，《海峽評論》，第65期，台北：海峽評論社，1996年5月，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