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賦使命」的美國擴張主義

擴張主義的根源

1941年二次世界大戰方殷，美國《生活》雜誌發行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以無比自豪的語氣宣稱：「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的確，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便躋身國際事務的領導地位。其對世界的控制和影響，不下於19世紀時的英國，在美國的領導下，目前世界上多數的國家都深受「美式文明的影響」。也許在50年或一百年以後，當我們的子孫研讀世界歷史時，他們會看到這樣的記載：「20世紀中葉以後，人類歷史經歷了一段可以稱之為『美式和平的時期』，在那四十多年裡，『美式文明』一度成為北美洲以外許多地區或國家所奉行的生活方式。這種情況，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存在著一種『大不列顛式和平』和『盎格魯薩克遜文明』一樣。」

事實上，四百多年來，始自「五月花號」在北美登陸後，整部美國歷史就是一部美國人的擴張史。其擴張性植根於美國人那種「替天行道」或稱之為「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之思維。他們認為身為上帝所選擇的優秀子民，他們具有一種宗教上、道義上、文化上的「見義勇為」及「義不容辭」的使命。因此，要把「美式文明」從原始的13州，傳播及於整個美洲大陸，從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東岸。然後使整個世界（包括非洲、亞洲太平洋地區）都納入他所領導的體系之下，使那些地方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以及幸福，得到最好的保障。這種「天賦使命觀」，構成了整部美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美國的擴張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其過程約略可分成三個主要階段，在這三階段裡的擴張，「天賦使命」都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一是17世紀初，清教徒向北美新大陸移殖開墾，建立13州殖民地及美國開國戰爭時期。

二是合眾國建立之後的「西進運動」（Westward Movement）運動時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購買「路易斯安那」和對墨西哥的戰爭。

三為從美國西岸出發，向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挺進時期。包括向帝俄購買阿拉斯加開始，再經過夏威夷的兼併，美西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終止於印度支那戰爭。

首先，當第一批的拓荒者乘風破浪地乘著「五月花號」來到渺無人煙的北美，他們自英皇亨利七世所頒發的「特許狀」中，即充滿了「替天行道」的色彩。在頒予卡波得（John Cabot）的特許狀中，英皇授權持信人「可以到一切『異教徒』或『無宗教者』聚居的土地，建立他的主權。」言下之意是不信奉基督的人乃化外之民，因此對他們國土的「征服」、「佔領」以及「擁有」是天經地義的事。事實上遠在1584年，英國人即已開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統治。在頒發給華特．樂來（Sir Walter Raleigh）的特權狀中，已具權威地給予持信人「一切特權」，准予他前往亞美利加（America）發現、找尋和探測那些遙遠的異教徒和野蠻人居住的土地。一切未信奉基督教人士實際上所居住、統治的國家或土地，都可以加以佔領。

根據這種理念，所謂異教徒就是野蠻人，野蠻人對上帝創造出來的土地和財富之佔有，無異是非法佔有，既是非法佔有，那麼任何人都可重新佔有它了。此一主張再度宣示在1620年11月21日的《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上：「……為了上帝的光榮，和我們國王及國家的尊嚴，我們不辭辛勞來到維吉尼亞這個地方，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在上帝的照臨之下，我們莊嚴地簽署這個契約，使我們可以結合在一起，追求更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安全……」。後世許多學者對這個《五月花公約》的誕生，視為它是13州殖民地的誕生，也就是美國歷史的開始，它充份地反映出「瓦氏普」（WASP）史觀。所謂瓦氏普的美國歷史觀即：

一是白種人（White）的主導歷史，

二亦即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的歷史，

三同時也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歷史。

其後所謂的天賦使命，其實就是瓦氏普的使命，即由信仰新教的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後裔的美國人，有負起把資本主義體系傳到世界各地的使命。

開國運動中的「天賦使命觀」

基於上述理念的美國獨立戰爭，可說是「天賦使命」的具體實踐。對於北美洲上層人士而言，巴力門（Parliament）象徵暴斂之不可容忍，是因為它破壞了特權狀中英國政府和殖民地開拓者所締結的神聖契約。當英國國會以立法來侵犯他們的財產和權利時，無異是對神意志的侵犯。他們認為在北美洲的經營和活動，是神所賦予的「自然權利」的一部分。如果上帝沒有把他賦予的權利收回，第三者（指英國）的侵犯即是對神的侵犯。因此作為一個信奉上帝的人，對於這種罪行不可加以寬恕。因此殖民地人士要反抗英國政府，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以求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顯然的，財政及民權神授，給美國的革命披上了一襲「替天行道」的神聖外衣。這對於反英抗暴的開國戰爭中，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這些「上帝選擇的子民」，即在「天賦使命」的驅使下，開始了近一世紀的擴張行動。以無比的毅力與拓荒的精神，自詡以天賦的神聖權力與義務，開始了「西進運動」之舉，翻山越嶺以期把他們的社會文明體系遍植於北美洲大陸。從阿帕拉契山脈到俄亥俄河流域，從俄亥俄河流域到密西西比河地區；之後再向土地肥沃、良田萬頃的西部大平原挺進。從那裡穿過落磯山脈和內華達山脈，所向無敵地直逼太平洋海岸的奧勒崗和加利福尼亞地區。

在這漫長的擴張西進行動中，永垂青史的首推傑佛遜（Jefferson）總統的購買路易斯安那（Louiseana Purchase）。此項交易增加了美國版圖的三分之一。1803年4月30日詹姆士．門羅（James Monroe）與拿破侖的外交大臣戴利（Daly）簽署這項條約，以法國的名義把原來屬於西班牙人的土地以半買半送的方式割讓給美國，以示法國對美國的友誼，希望美國能在當時在歐洲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拿破侖戰爭中，保持中立。這項「慷他人之慨」，在政治因素考量下的交易，使傑佛遜只花了1,125萬美元，購得了一片面積達827,129平方英里（2,142,427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美國原有國土的面積888,685平方英里，幾乎使當時的美國領土轉瞬間增加了一倍，自此美利堅合眾國便在1,715,877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展開了她在國際社會裡睥睨群雄的功業。

「美墨戰爭」天賦使命再出發

當擴張的觸角伸入德克薩斯（Texas）之後，大量美國人擁入此一墨西哥省區。1830年，墨西哥政府通過了一項任一獨立國家行使主權的法律，限制美國居民進入德州，並派兵駐守加強邊防，經濟上則禁止美國人將奴隸帶入，以減少既有勞工市場的競爭力，並將進入德省的貨物課以重稅。

這一連串的措施，引發了美國開國以來的第二次對外戰爭，在憤怒與怨恨的交織下，終於引發了德省居民與墨西哥政府的衝突。而連帶地加強了德省居民併入合眾國的意願。「天賦使命」的意識，美國人認為吞併墨西哥土地，消滅拉丁文化在該地的影響是天經地義的。這是對墨西哥政府暴政一種有力的反應，亦是對宣佈獨立的德克薩斯居民一種道義上的支持。1846年5月11日波克（Polk）總統即向墨西哥宣戰。戰爭結束，墨西哥政府以1,500萬美元的代價讓出德省及新墨西哥省，並退出部份之加利福尼亞。

同年6月15日，更利用英國顧此失彼的弱點，威逼利誘，使英國無償地退出奧勒崗地區廣大的土地，而形成了後來的華盛頓、奧勒崗，及愛達華三州。1853年美國駐墨西哥大使詹姆士．加茲頓（James Gasden），為解決墨屬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南部邊界紛爭，再度向墨國政府提出購買土地的要求，在需錢孔急的情況下，墨西哥政府終以一千萬美元的代價出售該片土地，「加茲頓置產」（Gasden Purchase）使美國版圖圓滿地延伸到太平洋。現今由墨西哥灣到加拿大的疆界，至此蔚然形成。然而在資本主義必須尋求更廣大的市場及天賦使命的驅使下，美國的擴張正邁進方興未艾的時期。

「太平洋帝國」：持續不懈的擴張策略

食髓知味，在建國不到80年間，這些上帝子民在北美建立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迄至19世紀中葉，有鑒於過去的擴張，既然成就輝煌，便應延續而加以發揚光大。「太平洋帝國」這一觀念便在政客中慢慢萌芽。首先由主持外交事物的國務卿西華德（Seaward）宣稱：「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美國必須擴張以取代『腐朽的西班牙勢力』。盎格魯薩克遜的文明必須建立在粉碎拉丁文明的基礎上，以建立她在西半球唯我獨尊的地位。」1854年7月，在一次對耶魯大學的演講中，他強調日益壯大的美國應該在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地區從事殖民地統治，以發揚開國以來持續未斷的領土擴張和兼併工作。更由於商業和農業的需要，美國人務必開發更廣大的市場，以及獲得更多的土地。因此當林肯的國務卿於1867年風聞俄國因無力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挑戰，急於出售阿拉斯加。他便積極規劃如何說服國會撥款取得那一片縱橫達586,412平方英里的廣大土地。美國最終以720萬美元取得阿拉斯加。除了島上蘊藏的富庶資源外，其戰略上之價值又豈是金錢所能衡量的呢？

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由於資本主義的急速現代化，向外擴張的需要和能力也大為增加。因此「天賦使命」和「瓦氏普主義」也隨之再度成為對外政策之主要思維。海權（Sea Power）理論乃應運而生。海軍大將埃爾佛德．馬漢（Alfred Maham）在此時提出他的主張，反覆議論在資本輸出和商品交換的過程中，海權扮演著一個保護和促進的重大作用。他認為「美國三面都是海洋，當她在擴張的需要和能力都相應的擴大時，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海權體系便是當務之急。」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在那個「殖民地主義化」的時代，美國商人如何到外國去從事與他國競爭？除此之外，馬漢更提出「技術性佔領權力論」。聲言「替天行道的，在現代化資本主義過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美國，不但有權利從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那裡奪取其土地，而且還可以在整個亞太地區建立殖民地統治，因為那些劣等的，落後民族，根本不會利用自然寶藏。他們的『無能』，取消了他們傳統的佔有權利」。

理論既出，方向已定。自後的一百年裡，美國以海軍為工具的擴張主義，東征西剿，真是四海雄風，無往不利。建國之初，美國的注意力始終未曾越過北美，相對地，在國際事務上也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已宣佈的門羅主義只是一種消極而孤立為本的主張。但繼西華德之後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便把馬漢（Alfred Maham）的「大海軍主義」及「海權理論」付諸實現，並使西華德的「太平洋帝國」的夢想初步地變成真實。1898年由老羅斯福所領導的美西戰爭，可謂太平洋帝國的濫觴。正如任何革命，都是由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所致。但1898年的美西戰爭則肇始於西班牙在古巴橫施暴虐，剝削古巴人民，激起了美國人民的憤怒。受命於當時美國總統麥金利（McKinley），老羅斯福這支夠得上稱之為「替天行道」之艦隊，東向輕取西班牙海軍於哈瓦那（Hawana）之後，再乘勝奪取了菲律賓群島及關島，同年7月7日並兼併了夏威夷群島，不但讓擴張主義的觸角伸入了西太平洋，且讓日正當中的美國，睥睨帝國主義的歐洲群雄，建立了有其實而無其名的「太平洋帝國」。

功業彪炳的老羅斯福在飲譽國際舞台之後，不旋踵而當選了美國總統。在八年的白宮歲月裡，對外秉持「門羅主義」，讓歐洲的殖民主義知所止步，對內（西半球）復以「巨棒」與「胡蘿蔔」，恩威並施地控制了整個拉丁美洲，而巴拿馬運河之興建，更使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海上實力，緊緊連結在一起。只是初生之虎對防止列強在中國的鯨吞蠶食，力有未逮。「天賦使命」既無從發揮，便主張「門戶開放」以收「利益均沾」之實。「王（道之）氣盡失」之餘，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焉能得到任何尊敬。因此日後威爾遜總統所提倡的「民族自決」以「國際聯盟」來維護國際和平與秩序之類的崇高理想，只是一股微弱的呼聲而已。其後一連串的國際事務諸如「華盛頓會議」，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滿洲發動的野蠻侵略，泱泱大國如美國者，只能以「不承認主義」相應，使弱小民族如中國，恍然大悟，所謂「替天行道」者與世界列強原是「一丘之貉」。而二戰時日本的偷襲及重創「珍珠港」能不使我們這些生於戰亂，長於憂患的中國人歡呼「罪有應得」！只是「前事未竟，後事無師」，石原慎太郎之流頻頻向美國說「不！」之餘，還能得到美國在《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後，再加「新指針」，將「周邊有事」，再度做為侵略的幌子。最可悲的是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之次日，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卻迫不及待地宣佈「要爭取石原訪華！」官位與民族大義，孰重孰輕，飽學之士氣節淪亡至此，令人側目！無怪乎以「部長之尊」瞬即變為「總統競選總幹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澎湃的民族主義方興未艾，徹底地改變了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尤自60年代起，日新月異的科技把人類帶入了太空時代，此兩因素不但使擴張主義受盡了嚴格的限制，同時「以合作從事競爭」代替了「以對抗解決問題」的傳統國際格局。在「成本」與「效益」的新現實主義衡量下，擴張已不再是投射國力的良方。深陷泥淖的越戰，雖讓美國決策者意識到過份擴張的危機。一時低蕩（Detente）政策，關門主義都大行其道，但「限制理論」僅如曇花一現，及至雷根第二任，也許受蘇聯國力中衰的影響，再度認為美國足以恢復她的超級第一強國之地位而稱霸世界。因次再度主張發展太空武器，大量擴張軍備，雖然與蘇聯簽訂了許多裁減核子武器的條約，但仍未脫「加強冷戰，積極備戰，和發展星戰」的戰略思維。這種政策遠遠超過美國經濟能力所能負荷，在財政赤字大增下，80年代中期，美國已由債權國滑落至債務國的困境。與此同時的蘇聯，政治改革的新思維，也挽救不瞭解體的危機，諳熟共產集團政情的布裡辛斯基（Zbigniew Brezinski）也在為共產主義把脈後，大膽的敲出了共產主義的喪鐘（《本世紀最大的失敗：共產主義式微》The Grand Failure of the Century: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1986）。

「美國世紀」到了布什（George Bush）時期，已是一片「夕陽無限好」之景象。冷戰時期高言「美國保護傘之下去保護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至此已呈力不從心之晚景，1990年8月的海灣戰爭中，美國雖迅速而成功的制伏了伊拉克，拯救了科威特亡國之命運，但戰爭所留下五十多億的債務嚴重地削弱了美國國力的生機。

結 語

美國自開國以來，在天賦使命及維護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驅使下，使美國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希望以其國力，使美式的資本主義形式，擴展到全世界各地。一方面自許在美國帶領之下，為世界上建立「美式和平」是美國責無旁貸神聖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只有在美式和平的架構下，美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受到保護，美國人才能獨佔或分享世界市場，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才能發展，不但能維護美國本身之利益，亦能使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南美洲及亞太地區之人民，亦能享受到資本主義的利益。這一思維使美國的向外擴張披上了一層「天賦使命」的神聖外衣，同時也促成了20世紀成為美國人的世紀。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其所著的《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就是從美國經濟力衰退的角度來評斷美國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