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與東京的選擇

與盛田昭夫共寫《日本可以說「不」》的前日本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最近又當選為日本東京都知事一職。再加上六年前聯合國通過日本維和部隊（即「自衛隊」）參與高棉的地雷清掃作業，以及今年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對北韓船隻發射自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無條件投降後的第一炮。種種跡象都預警著日本「大東亞聖戰」的陰影再度來臨。在此時此刻有重新回顧國際社會（尤其包括美國）對這「被寵壞的孩子」揚言再度建立「東亞共榮圈」的自處之道。

《獵殺紅色十月》一書的作著Tom Clancy在其另一本也同樣搬上銀幕的《赤色狂潮》裡就藉著美國三叉戟核子潛艇Albama號的雷西艦長口中說出他本人及大多數參加太平洋戰爭的美國軍人的觀點，以及對美國政府對日本長期縱容的不滿．雷西艦長在與高級軍官用餐閒聊時說道：「如果有人問我，我們應該用原子彈炸他們（日本）嗎？我會回答說：『先生，毫無疑問的，我會Mother-Fucker那些雜種兩次！』」

炸那些雜種兩次，當然我們知道是廣島與長崎。廣島作為重工業城市（當時有許多飛機軸承生產工廠），挨第一顆原子彈是有其戰略的考量（美國原子彈投擲的選擇城市是廣島、京都、小倉、長崎等四都市，京都後因為是日本古都而被刪除在外）。但在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後，廣島六萬人死亡的教訓顯然對東條英機等好戰的日本軍閥沒有醒悟作用（也許只是南京30萬人的五分之一罷了），仍然幻想著「一億玉碎」的本土決戰。此時美國將領曾建議杜魯門總統在東京灣日皇裕仁及「東京大本營」能親眼目睹的地方投擲第二顆原子彈讓日本瞭解原爆的恐怖與摧毀力以提早結束戰爭，可惜此建議未為杜魯門總統所接受，於是長崎便成為第三轟炸目標（原定之目標為小倉，因能見度不良而改投長崎）。站在戰後的今日視之，歷史的弔詭毋寧是耐人尋味的，雖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假設性命題存在。但是如果當初杜魯門總統較不那麼「宅心仁厚」而依照將領的建議去原爆東京，則日本政府至今仍使用的「終戰」可能更提早到臨（日本人迄今仍然不敢也無膽去面對接受盟國《波茨坦宣言》時的「無條件投降」一詞）。

前年華裔美人作家張純如發表《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使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再度為世人所注目。而對姦淫燒殺寫下人類文明史最可恥一頁的南京屠殺而仍能說「不」，說那是「子虛烏有，純屬中國人杜撰出來的！」也只有石原慎太郎及盛田昭夫之徒而已。吾人當記取在遠東軍事法庭（俗稱「東京審判」）甲級戰犯之一，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即因此而被判處絞刑的，難道松井石根只是因為合乎《日內瓦公約》的陸戰作戰行為而被處絞？

同樣是東京審判被判絞刑的東條英機，日本最近就對他進行偶像崇拜化，而以去年的《尊嚴－－命運的瞬間》東條英機的傳記電影達到高峰。但如果較諸東條在東京審判的供詞，細審之下我們不難發現其矛盾之處。東條英機在日本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並不是以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而是美軍憲兵到他住宅逮捕他時以手槍自殺未成被美軍救活送審的。在戰爭罪責方面，他也推到當時地位生命都難保的裕仁身上（日本之遲延投降乃是杜魯門及邱吉爾均嚴拒給「皇制」任何承諾或保障，或更正確的說是反對及要於日本投降後廢除「天皇制」）。東條供說：「作為一個戰爭最高指導人，他（裕仁）對戰場的情況是瞭如指掌的……」，「我們軍人沒有他的同意是斷然不會發動戰爭的。」差一點就把日皇裕仁推到巢鴨監獄的絞刑架上。

較諸於歐洲的紐倫堡大審，德國最高統帥部（OKH）的參謀長威廉凱陶爾元帥就慨然認罪，他沒有把罪責推卸到希特勒身上（事實上他大可以如此作），在作證時他自己說到：「作為一位德國軍官，我認為我有義務回答我所做的一切。要把所犯之罪與命運之弦的捉弄完全分開總是不可能的……如果最高領導人拒絕承擔責任，那麼前線軍士官就不能被指控有罪。我知道一些指導東線戰場的命令，這些命令違反了公認的戰爭慣例……有悖於我內心深處良知的聲音。」而凱陶爾元帥對審判法庭的要求也只是行刑隊的槍決－－一種合乎「尊嚴」的軍人的死法而已。

然而在東京審判落幕後，日本政府卻包括土肥原賢二在內的骨灰悄悄地放進靖國神社裡。一九九七年日本的首相橋本龍太郎訪問中國時就以怕激起反日運動為藉口而婉拒參觀南京屠殺紀念館，而只是在北京以毛筆寫下「和為貴」，三個漢字「和為貴」有多少中日的生命與血淚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