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

關心當前東亞國際情勢的人士，都注意到這一地區漸趨緊張與可能的突然轉趨和解的譎詭的趨勢，一方面是環繞著朝鮮問題（一九九八年五月北韓試射飛彈與韓國總統金大中之反對TMD與二○○○年啟動的親訪北韓，以謀南北和解），一方面是近年趨於緊張的台灣海峽兩岸的和戰問題（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共對台試射飛彈、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輝之悍然宣佈「兩國論」），這是兩個可供觀察的樞紐地區。而在更高層次方面，由於美國之決定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與一九九七年九月美、日宣佈合作研發「地區防禦系統」（TMD）（實際美、日早已裝備了TMD所謂「合作研發」，只是想力求改進而已），而俄羅斯總統普亭則僕僕風塵訪問了北韓、南韓與越南；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則預定於本年七月訪問俄羅斯，很可能就是要在反對NMD的重大政策方面從事協調俄、中兩國的可能對應策略。與此同時，面對廿一世紀新世界的中共則正式發動起對於大西部的全面現代化的建設，力求在未來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內將中國建設成真正發達型國家，成為真正地輕易超過日本而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超過之）的超級大國。就當前世界總體的政經情勢而言，雖然所謂「一超多強」之局已經底定，但由於唯一超強的美國，仍然在戰略上以強化了的歐盟與日本為政治與經濟同盟國的基本架構，無論是俄羅斯與中國都已呈現出「邊緣化」的態勢；在西方各國不斷發動的人權與政治改革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國尤其須作全面性的妥為因應對策，以便真正打入列強「多邊化」（7G／8G／9G）之局，發揮中國人應有的世界性政治、經濟與文化性的重要作用。

就地區性的東亞的範圍而言，在美、日與大陸決定性的三角關係中，雖然中日之經濟關係近年呈現迅速增強，雙方貿易額大幅增長，至二○○○年雙邊貿易額達八百七十五億美元（《世界日報》洛杉磯，二○○一年二月九日）（中日雙邊貿易額一九九八年為五百七十九億美元、一九九七年為六百零八億美元。日本向中國提供政府協議貸款至一九九七年三月止，達二點○五四二二萬億日圓，實際利用額則達一點九四八一萬億日圓。日本對華的直接投資額至一九九八年三月止，也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但日本在政治與戰略上卻一反八○年代末期與九○年代初期與美國從事激烈的經濟與政治衝突的總態勢，突然在一九九五年年底，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改而決定與美國加強美日同盟。但在同時期內，日本朝野與社會間不只在否認對華侵略和美化侵略與鼓吹反動的歷史觀等等的措施與行動，都在做了全面性的加強。日本政府與社會對於中國和韓國的嚴重抗議，也日益採取並不賣帳悍然不理的態度（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大阪府與大阪市政府竟然准許右派「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集會」在該市國際和平中心舉行，公然把南京大屠殺說成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日本文部科學省為「制定新歷史教科書之會」所主導編纂的將於二○○二年採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其中美化侵略、否定對華侵略的敘述也多，雖然尚未正式檢定通過，但已引起韓國與中國的反彈抗議）。這實在是中日之間的政治關係中的一項日趨嚴重的不祥之兆。而問題的根源，實在於美日安保同盟的再強化與落實，使得日本逐漸敢於或趨向於對中國改持挑釁的態度。日本右派更藉手於李登輝「台皮日骨」的基本政策甚至採用種種手段，以挑起台海兩岸的大戰，日本便可從中漁利。這是非常嚴重的一項陰謀。

就美日安保同盟的強化而言，一九九六年四月，美、日首腦會議發表《聯合安全保障宣言》，宣示兩國當進行平等性質的安全合作。繼之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日、美簽訂協議修訂一九七八年所訂立的美日防務合作指針（此次新修訂的指針即所謂「新指針」），將美、日關係重新訂位。兩國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變為平等性質，一旦美軍有事，日本即配合支援美軍，在使用軍事基地、設備、港口與道路等方面予以配合，並做出種種後方支援性措施。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參、眾兩院則分別通過了《日美防務合作指導方針》的配合性相關法案，即《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部分修訂》與《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修訂協定》等。此次美日同盟防務的範圍與對象，則自原訂「日本有事」擴大為「周邊事態」，而「周邊事態」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則自原指針所訂的「遠東及其周邊地區」擴大。在這方面，日本政府原先宣佈所謂「周邊地區」將隨國際局勢的發展而變化，沒有明確的界線。日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則稱包括台灣地區。日首相橋本龍太郎也在《新指針》簽訂之前向自民黨幹部的談話會中說明，「周邊」不僅僅局限於朝鮮半島，它既包括南沙群島，也包括台灣。日首相助理岡本行甚至公然說：「台灣海峽就在日本附近，日本是（台海）衝突的准當事國」，「台灣海峽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條約的對象，……一旦那邊發生紛爭，美國肯定站在台灣一邊」，作為締結了安全條約的盟國，日本要配合美國行動，「要最大限度的支援美國」。日本之意圖挑撥美國、挑動起有關台海的中美大戰，用意非常明顯──日本是想配合美國、讓在美國的強大武力之後而發動日本自衛隊（實際為日本三軍）重新出兵海外並重占台灣。換言之，日本要美國人打仗向前衝，它則在後面撿拾戰爭的果實：重占台灣。無怪在《美日新指針》相關法案正式生效之後的不到三個月之內，日本右派便促使李登輝急急忙忙地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宣佈了他的「兩國論」。同年十月十九日，日本防衛廳政務次官西村真悟（此人為死硬式的極右派，曾於一九九七年五月登上釣魚台島，向中國挑釁）更發出狂言：「如果周邊國家將中程飛彈瞄準日本的大都市，那我們的國家就應該討論對策。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他又說：「政治家畢生的工作，就是創立國家軍隊。……如果不是民族主義者就不具有政治家的資格。」同年十月，具有右翼色彩的《產經新聞》並披露日本政要、前自民黨幹事長現任國會議員的山崎拓曾經露骨地公開地倡言「中日再戰論」。他認為「（日美）新指針中的『周邊事態』是十分明確的地理概念，即涵蓋中國的台灣。假如中國打台獨，那將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就要以此為理由，派兵干涉台灣問題，與中國交戰，『征服』中國，把台灣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見寧海，《野心與密謀》二○○○年，頁四三一）。很明顯地，日本是想利用美日安保同盟的「新指針」，向「周邊地區」的海外用兵，其第一個目標就是台灣。這也是為什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雖然已經向南韓金大中表達了書面謝罪，但即堅決拒絕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書面道歉的真正原因。

請看這些日本新軍國主義者極右派的放言狂論，與戰前日本軍閥政客對我國朝野的狂暴威脅的口吻，何其相像！他們大約完全忘記了當年廣島、長崎所受原子彈轟炸的慘劇，在幾秒鐘之內二十多萬人遭受毀滅痛擊的教訓了吧！他們這些日本右派真是「一言喪（日本之）邦」的代表人物吧！何況美國的決策者與智囊人士，難道會甘心為日本所操縱，輕易地去為日本火中取栗？中國領導人也不會輕易地落入日本人所佈置的圈套吧！所以，在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之後，李君迅即為美國朝野所痛斥咒之為「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該論只好很快便偃旗息鼓，至少在表面上不敢再由政府出面倡言進行了吧！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早在八○年代美、日經濟摩擦正盛時，即興起過一股反日、仇日、制日的「打擊日本風」（Japan-bashers），而當時宣揚再一次發動美日戰爭的輿論，橫掃全美，而預測再一次美日戰爭的書籍與論文也多如過江之鯽。一九九二年，美國國防部在制定國防指導方針時，曾將日本列為防制的對象。其後雖然在正式文件中刪除此點，但美政府和美國科研機構對日本間諜的可能窺探，至今仍是防範嚴密（八○年代末期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科技研究室、實驗室拒絕日本學者參觀，這是人人皆知的）。撰有《美日下一次戰爭》（The Next American-Japanese War）一書的弗裡德曼與勒巴德即說：

「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向來是言行不一的。日本的和平主義與其說是一種道德原則，不如說是一種『對外政策手段』。……在日本的歷史上或目前的輿論中，沒有東西表明，存在根深柢固的永久障礙，會阻止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使用武力。」

哈佛大學著名中、日問題權威，曾著有《日本第一》名著的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曾在一九九九年美日簽訂「新指針」之後，日本右派一心想利用美國以重新向海外擴張的幻想，予以當頭棒喝。他指斥說：日本一些右派份子要打仗，尋求點火，想趁火打劫，破壞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與穩定，以圖東山再起，直到有朝一日向美國挑戰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美方是希望不要打仗，而在那伙日本右派分子的心中，則是按捺不住地急切希望打仗，打大仗，甚至不惜把日本列島「一籃子雞蛋」的家當都賠上去，以便從中漁利。以日本為了美國的利益而發動中日之戰，藉以掙脫戰後美國五十四年來對日本的軍事監控，改變日本軍事不獨立的命運。

傅高義教授真是出類拔萃文武兼備的智者。他一言就道破了日本極右派中嶋嶺雄（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石原慎太郎（前日本國會議員、現任東京都知事）之流熱心挑動李登輝破壞兩岸關係的真正意圖，真是快人快語，淋漓盡致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