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實不容抹殺！

主持人：陳鼓應（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引言人：朱德蘭（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
　　　　藤井志津枝（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陳昭瑛（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　間：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地　點：台灣大學鹿鳴堂

陳鼓應：現在這一代可以說是失去記憶的一代。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參過一次，有日本的學生，跟我們和韓國學生一起抗議。我日本一位朋友把日本國會裡面很多南京大屠殺的大照片三十幾份寄給我。我在舊金山參加兩次示威遊行，也是為了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

今天諍社辦這個座談，有年輕一代像朱德蘭女士，就洗刷了我以前一個失去記憶的、斷根的一代的印像。今天座談，完全是站在學術的立場。諍社有三十幾位社員，彼此意見也不同，可是我們有一個共同信念，我們要搭一個檯子。諍社諍社，我們要發諍言。以前發諍言的團體，現在好像也變成了御用學者，因此我們覺得諍社有必要存在。今天是站在人類一份子立場，來對這樣重大一個事情發言，首先請朱德發言。

朱德蘭：我要先聲明我為什麼發起連署抗議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的運動。我不只是為了現存的台灣慰安婦，台籍日本兵、高砂義勇隊，為他們討回歷史公道，我還要為從甲午戰爭以來，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第二次大戰結束，一連串的侵戰爭，死亡或者是現在傷痕猶存的這幾千萬人生命和財產的損害，討回歷史公道。這是我發起連署的目的。

我今天帶來一些資料，讓大家瞭解今天日本審定通過的歷教科書到底是什麼樣的教科書。有八家民間出版社編寫的教科書四月三日通審定，我帶來扶桑社編寫的教科書。這家出版社認為過去的歷史教科書是一種自虐性的歷史觀點，好幾年前就處心積慮要超越，針對沒有辦法滿足他們所謂日本精神的部份來進行修改。這本書就是他們整個活動運作的一個紀錄。看到封面大家可能會有個熟悉的印象，就是今年二月來台灣鬧了很大新聞的小林善紀畫的一幅漫畫，是他們成員在討論怎樣修訂教科書的一個紀錄，小林善紀就坐在裡面。

我看了《台灣論》以後，認為作者的歷史知識是不及格的。這樣的一個人參與在裡面，而且標題就是要超越自虐史觀，所以基本上是不講歷史事實，要美化要修飾自己，只要是修飾和美化，就是脫離歷史真相。脫離歷史真相的歷史教科書，用意何在，就是要教導他的下一代去認識一個不正確的歷史。我們感到非常的憂慮。疑慮日本是不是在恢復過去軍國主義的教育。

現在以慰安婦的問題舉個實例。慰安婦是日本創造出來的名詞，設計出來的制度，世界上沒見過這麼一個殘忍的制度。這樣一個對婦女人權非常嚴重的侵害，這樣一種暴力，應該要它作為一個歷史教訓，記載在歷史教科書裡。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日本幾年前在歷史教科書上記了這段歷史。但是在今年八家的教科書裡面，有一半都不提。另一半保留了，但記載的非常簡單、模糊。

怎麼記呢？像是說在戰爭時期有些婦女被徵用到工廠，沒有說明工廠裡面有慰安所的制度，用這樣簡略的文句交代過去。日本對慰女婦的問題有許多討論，有的說是自虐的歷史，應該刪除，有的說慰安婦這樣的一個記述是屬於性教育，中學老師很難啟齒，很難教。我可以提出日本官方的檔案紀錄來證實，當時很多的慰安婦是十四、十五、十六歲的，也就是現在國中的年齡，那時候徵用、誘拐、強迫她們的理由又何在？為什麼那時候的慰安婦就有十四、五歲，現在你就覺得很難教同樣年齡的中學生。今天的性文化、媒體、經濟社會比過去要發達的太多了。年輕小孩都有性侵害的問題，為什麼就不可以當作歷史教材來教呢？他們那種自圓其說是站不住腳的。

第二個例子，因為台灣駐日的機構沒有積極搜集資料，台灣的學者都不瞭解，他們的教科書裡面到底怎麼樣記載台灣。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是一個不可抹滅的事實，但對這段殖民地歷史，好像不存在一樣，教科書幾乎是不記載的。即使提到，也是一筆帶過。它提到什麼呢，它提到一九四五年國共爆發內戰，毛澤東勝利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逃到台灣來，接下來一句就是「國民黨鎮壓台灣人，殺害了三萬台灣人」，下面就是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它這個記述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完全沒有解釋是什麼樣一個狀況，什麼事件殺害了三萬人。我猜它講的是二二八事件，而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的調查研究為止，沒有任何正確的統計數字。一般的推估可能是一萬多人，三萬人之說到底從何而來。很容易給日本小孩一個印象，說這是一個喪心病狂的政黨，就是為了鎮壓而殺人。這樣記述鄰國的歷史，心態是非常有問題的。

第三個例子在大東亞共榮圈。它舉了很多例子，為了自存自衛，為了要解放東南亞，但是共榮圈裡怎麼共榮？我們實際上看到的例子是日本在這些地區強姦了多少婦女，屠殺了多少無辜的百姓，強虜了多少勞動力，做了多少非人道的事情。啥的獨立，這些是自存自衛、共存共榮嗎？

整個來看日本新版的歷史教科書，可以說是在否定別人肯定自己，歷史的污點全部避而不談，躲不掉的就輕描淡寫。像它說國民黨在台灣鎮壓殺人，國民黨在台灣干了很多壞事，大家也都知道，但你說它殺了三萬人，你要交代，要講清楚，更何況二二八事件我們也做了平反，在取材上應該均衡，不能一面倒的老說人家壞。別人負責任的作了賠償、道歉，你完全不提，這是不公正的記述。

還有像南京二、三十萬那麼嚴重的屠殺事件，他家寫死亡了許多人，有「許多人」來替代，這一本教科書可以說是本完全不負責任的教科書，怎麼有資格作為一個歷史教育的教材呢。歷史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導你的下一代要有正義，要有仁愛，要能明辨是非善惡。這些教科書正好是違背這些目的，倒行逆施的。日本的下一代，在讀了這些教科書以後，會跟亞洲國家怎麼相處。對於要穩定亞洲國家之間的長期和平來講，是個非常大的障礎。希望日本要正視這個問題，所以我們要發出嚴正的抗議。我們絕對不是干涉他們，他們絕對有自主權來編寫他們的教科書，但當你的教科書是在醜化別人，完全偏離史實，美化自己一面的說法，是已經有偏見的，用傲慢的姿態來編寫，這對整個亞洲末來的和平發展是非常大的一個障礎。

籐井志津枝：我們是以學術的原則討論某些事情，今天討論的事情，很不幸是我的文化背景的日本國的事情。

我想先介紹兩本書，一本是《國民的歷史》，賣得好像滿好的，我問過好多學生，他們都看過。修改教科書會議中一個主要幹部叫西尾干二，這本書是他們的團體編的，是給日本的大學生看。裡頭主要是說，日本已經進步到跟西方國家差不多一樣的地步。簡單講，脫亞論還活在這本書裡面。因為文筆相當風趣，觀點也不像教科書那麼死板，幾乎像大學生的一本日本歷史教科書那樣普遍。

這本書貫徹一種理念，我們日本地理上是亞洲的國家，可是我們已經是脫亞，跟歐美一樣先進的國家。日本是好像跟歐洲古文明一起發展，世界史就只有歐洲史跟日本史，沒有亞洲史的部份。這本書最大的缺點是，亞洲怎麼把自己定位的部份，非常缺少。像小林表現出來的排外主義的民族精神。我們要很清楚我們是亞洲人，這當中沒有我們是亞洲人的觀點，跟亞洲人做好朋友的觀點出發，去編出來的教科書。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一定要教導我們的民族非常優良，用這樣的觀點去編著。這是鼓吹狹窄的民族主義，開倒車，很偏激的排外主義，好像日本才是唯一最好的。這樣動盪不安的局面就無法結束。我希望很好的亞洲人。

把殖民地問題當作一個重要的課題，在他們連旅遊手冊裡的霧社事件都想要改掉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編一個比較公平的民間版本，以事實為基礎的教科書。這是刻不容緩的一個課題。

陳永發：我大概是在座少數到日本領事館示過威的人，喊過抗議口號的人，只是多年來，我覺得有種無力的感覺，很多事情，假如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不爭氣的話，大概沒有用處。

我不是諍社也不是新黨，不曉得有意見會不會跟你們一樣。今天我要講的有幾點。

第一點，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末的東西，自歐洲開始，很多國家把民族主當作團結內部、抗拒外國的一種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下，教科書變成很重要的一環。大部份的民主國家，把歷史教科書都看的非常非常重要。這些年來，我們都注意到民族有它創造的成份，跟歷史求真的精神是一種違背。對爭取一個正義的、講是非的世界這些原則，可能是相反的。

六○、七○年代，在美國我看到他們開始對他們的教科書有些反省、檢討。讓我印像最深刻的是華盛頓神話的打破。美國好像不談民族主義，實際上美國是很講民族主義的國家，表面上是自由主義，但他們離不開民族主義。華盛頓神話也是民族主義之間的一環。可是他們認為這樣的民族主義是非常狹窄化，而不是立足於求真的精神。德國人在這方面可能更進一步。

在日本，很多年來講，官方多多少小也秉持這麼一種態度，但最近十年來，右派的聲音越來越大，他們完全把歷史教科書做一種政治的現實的工具，對外煽動一種不滿的心理，團結內部，不是明智之舉。

第二點，這本教科書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中日戰爭形成的過程中間一再強調日本政府軍方的容忍態度和中國方面的挑釁態度，日本官方甚至很想來追求和平，它是不得已的、被逼的。大體講，這是很有問題的說法。

但我要先說明，我看到過去我們中國講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排外的心理，也是受一種不健全的教科書所影響的，對日本並不理解，強調的一種激情的演出，短暫的。我印像很深刻的幾件，第一件是一九三六年華北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很多年輕的學生參加，可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後，最先跑掉的是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往上海往安全的地方跑，有些日本人也指出這些人，他們也非常看不起。每當日本軍方有不好的事情，中國的反應就是抗議、沒收日本貨，結果都不成功。完全靠口號。

反過來，日本一再強調他們是不得已發動戰爭，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來講，完全違反了事實。二次大戰前後，或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指責英國、德國、俄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些國家也是非常霸道的，可是這些國家錯誤的地方，與日本人到別的國家做的這類事絕對不相干，不可以相提並論，別人做了，我們也是這麼做。今天離十九世紀末已經很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應該是國際社會裡面一個基本準則。日本右派份子或受右派思想影響的人，假如沒有看到這一點的話，是非常不明智的。

第三個，南京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因為日本政府認為蔣中正不會八年抗戰下去，會妥協。南京大屠殺發生以前，日本政府跟蔣介石有接觸，蔣介石得到的訊息是日本願意回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情形，所以蔣介石有意這個戰爭就不必打了，可是我們守南京失敗以後，日本人提到我們已經得到這麼多戰爭成果，犧牲了那麼多人命，怎麼可以放出去。日本民族主義中間有部份輕視中國人的心理，不瞭解中國在二十世紀也有同樣的自強自立心理，這種輕視的心理使日本陷在中國的泥淖。

教科書裡面有些也不是很錯，像它講九一八事變的時候，軍部和關東軍的差異，軍部並不主張擴張，這也是事實，但他們沒有指出一點，所有日本政界或軍部的人物，都有一種看不起中國，不瞭解中國的情形，認為中國是落後的，他們可以來領導。這種心理造成他們容忍九一八事變的擴大。最後都享受九一八事變以後石原丸二從中國所得到權益。前面所表現的正義，也不是因為正義，而是因為他有些恐懼。

日本對華的傷害，最大的是一般平民老百姓。我父是一個小工人，他為什麼會從長江下游三角洲到雲南參加抗戰。他也給我描寫一些抗戰時候的事情，看到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可以看到飛行員掃射地上的人，那些人都是平民，沒有武裝的，像這事情很多很多。我的岳父告訴我，他們在日本虜俘營的時候，白天起來以後把你的衣服統統剝光，剩下一條短褲，為什麼呢，他怕你跑。早上給你一袋米，自己去剝一袋谷子，剝多少吃多少。這種事情太多了，南京大屠殺只是其中一個，而且是非常極端的表現，太集中的一種形態，跟日本去爭殺了多少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軍方挑起了戰爭，在中國造成的破壞，對中國人所造成的損害，不是日本以到中國「進出」就可以遮蓋的。

陳昭瑛：看到這些資料，我對朱德蘭教授所作的事，我相當的敬佩。

這幾年來，台灣的學界像朱德蘭教授這樣有勇氣的人不是很多了。今天還看到陳永發教授和籐井教授也出來仗義執言，覺得很敬佩。呼應日本教科書修改方向，幾年前台灣也有一個相同的趨勢存在，我們感覺非常的無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做的不只是對日本教科書修改的整個方向表示抗議，同時也要對我們台灣文化界、知識界、教育界進行一些自我批判和反省。

過去幾年來的台灣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也有這樣一個趨勢，就是呼應日本教科書的修改方向，也就是去粉飾日本軍國主義。對作為一個被殖民過的台灣地區的人民來說，是非常可恥的作法。自己被殖民、被迫害、被傷害，卻反過來為給自己施加迫害、壓迫的殖民者那一方美化、粉飾，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行為。

譬如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我發現有這樣一個趨勢，就是主張要從客觀的角度，去為皇民文學進行新的研究，甚至稱之為為皇民文學平反。一個很奇怪的說法。說皇民文學過去沒有受到重視，被認為是一個違反民族主義立場的文學，所以要為它進行客觀的研究，為它進行平反。這是一種違反基本人道精神，假冒客觀主義的一種新的台灣文學的研究，很值得我們在抗議日本教科書修改方向的時候，也對自己內部所做的有問題的台灣史、台灣文學研究也作一些內部的自我反省。這樣才有立場與資格去向日本人抗議。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台灣近年來對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歷史，反應似乎不如周邊國家，究竟這是台灣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呢，還是對歷史見解的一種紛歧的表象。

朱德蘭：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在問，我自己也在觀察，是個滿難回答的問題。

台灣是個很複雜的環境，它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都不一樣。這裡居住的人有原住民，對日本人的統治，對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他們的感受，我們的瞭解不夠。另外有閩粵的人，早期的這些移民，他們受到日本人的統治，他們腦海的記憶是日本教育，日本教育也有分哪一段，比方出生在哪一個年代，像李登輝那一個年代，他是個完整的日本教育，所以很自然的他意識形態裡面會接近日本。比他早的可能還是有中國的意識。戰爭結束以後，國民黨政權來台灣，他們的記憶又是大陸經驗的，抗戰經驗的。這個歷史記憶的不同，以及政治文化的不一樣，交雜住在這個地方，很容易被一些政客利用，政客利用族群之間歷史記憶的紛歧，利用他們的認同，現在台灣的認同是個很大的問題，就會製造出很多對歷史認識盲點的現象。我們沒有好好清理，到現在都沒有清理。對日本統治五十年，很多重要的檔案在省文獻會，還在整理，還沒有被學者充份的利用。這五十年的統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樣的情形，可能我們還需要相當的時間去努力、去認識它。其他的一些政治因素，更需要大家從團結合作的立場，把胸襟放大的立場，包容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去化解它，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要大家共同來努力的。

藤井志津枝：我這次是第二次遇到歷史教科書批判的經驗。第一次在七○年代後期，當時許多教授幾乎是輪翻上陣的批日，「侵略」改為「進出」，不可以。這一次學界的反應就非常緩慢，幾乎除了朱教授就沒有什麼聲音。尤其是慰安婦這個部份。

在八○和九○年代，日本好像是可以領導世界或是領導亞洲的氣勢，台灣剛好也是親日的李總統，國民黨文化又是滿封建的家父長制，上面講什麼下面就講什麼，幾乎學界也是和官員的作法一樣。台灣如果是談獨立自主，獨立建國，根本就沒有這種資格，還沒有脫離殖民地被統治慣的心態，非得依靠日本、美國的心態去思考一切問題，一定要看上面老闆的意思，對內對外就是這樣一種心態，非常的自卑。我來台灣最感受到台灣人很沒自信很自卑。

上面這樣壓下來，下面沒辦法自由討論，很難凝聚共識。因為這一次事件，整個台灣就進入一種反省期，在這個自我反省的過程裡頭，不是只有喊口號，而是落實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自信，實實在在的歷史認知，然後才能夠自我解放，才能獲得獨立自主的精神，才能創造出來真正台灣人的一個新的文化。

陳永發：我們不管今天在台灣你是統派、獨派，每個都是認同這塊土地。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怎麼把這塊土地弄得更好一點，最重要的一點，你要有自己的主體性，有了主體性才能批判。其實我們也有我們教科書的問題，只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不在這裡。

王曉波：日據時代的台灣人也不是鐵板一塊，可以分成四類。一類是以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地主階級，一類是農民階級，除了這兩部份的人之外，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帶來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台灣又產生了兩種新興的人，一種是受了現代化教育而能夠在經濟生活上獨立自主的一部份的知識份子，像律師、醫生、貿易商人，所以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裡面，醫生的部份就很重要。另外跟其他殖民地相同的，還有一些依附於殖民統治的一些台灣人，也就是協助日本來統治台灣人的這些台灣人。這四種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各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

地主階級是以林獻堂為首，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是以蔣渭水為首。林獻堂走的是梁啟超的路線，蔣渭水走的是孫中山的路線。還有台灣的農民階級，後來和台灣共產黨結合。另外就是所謂的皇民化階級，是以辜顯榮為首，包括當時日本平定台灣的功勞者，還有後來投靠日本統治的台灣大地主，還有依附日本政權生活的，像警察補、保正之類。光復之後還有一些不同歷史經驗的發展，包括國民黨的統治。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台灣政權差不多把日據時代抗日的反日的階層，驅除的驅除，殺害的殺害，坐牢的坐牢。譬如蔣渭水的女婿鍾浩東就在白色恐怖中犧牲掉了，他的女兒也坐牢了。追隨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的秘書長的陳其昌還判無期徒刑，坐了二十二年的牢。

在這種情況之下，到了五○年代之後，台灣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社會基礎，幾乎全部基礎於親日的皇民化階級的這一批人身上。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留下來的台籍政要的家庭背景就很清楚了。這些人形成台灣社會的主流階級、領導階級，所以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觀點會有很大的不同。《台灣論》出來以後，諍社辦了兩次座談會，有一次請的都是台籍日據時代經過殖民統治的先生、女士，他們的看法就完全跟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背道而馳。從台灣的政治、社會的結構裡面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夏華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