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是統戰或是新改革

一、 前 言

今（二○○一）年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以最高的規格、十分盛大的場面，莊嚴而隆重地紀念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九十週年。說最高規格因為大會由江澤民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委員全體出席；說盛大是指紀念會有六千人參加，中央電視台還在黃金時段配合播出三百分鐘（共六集，每集五十分鐘）的紀錄片《孫中山》。中共的大動作在台灣其實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應，當然這和近十幾年台灣當權派推行的「去中國化」很有關係。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迴響，在台灣還是有不少人面對此情景他們有一種雙重的失落感，一方面痛心於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漠視和淡化了辛亥革命的意義，甚至揶揄孫中山，一方面又無法面對中共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重新界定和高度推崇，他們像是被夾在海峽中間漂泊的靈魂，十分痛苦，十分悲情。然而他們痛苦和悲情並不孤獨，因為那些麻木之人很快地也將被歷史否定，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就是明鑒，不過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應該如何面對這一段歷史。

二、中共高度讚揚辛亥革命及其轉變

中共對待辛亥革命自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迄今，就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推崇有加，如列寧對中山先生曾讚美他「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不愧法國十八世紀的偉大宣傳家、偉大活動家。」毛澤東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革命活動」、「推翻封建君主制，大大提高中國人民的民主覺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闢了前近的道路」。至於江澤民在今（二○○一）年十月九日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紀念會上，對辛亥革命、對孫中山先生更是推崇備至，他說「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偉大里程碑」、「是推動中華民族思想解放，為探索救國救民打開的新視野」的革命、「是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爭取獨立振興中華的願望」，他說「孫中山先生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偉人」、「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

中共當局從建立政權開始就十分推崇辛亥革命，也很尊重孫中山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但是細讀毛、江對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評價，其實包含了以下的轉變：

第一，從唯物史觀評價轉為中國現代化的評價：以往的推崇是因為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從唯物史觀的標準來評價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推動了中國歷史從封建向資本主義前進的事件和人物，是進步力量的代表；而如今的評價則是因為立足在中國現代化的立場，肯定此一事物和人物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當然這並不是江澤民放棄了唯物史觀，而是指中共如今可以允許其他史觀作為評價事物和人物的標準。

第二，從階級鬥爭的角度轉而為民族主義的評價：在過去中共的全部政治運作是以「階級」觀點為唯一立場，一切變化都經由「階級」的立場加以檢證，所以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都在當時代表了進步的階級，則應加以肯定，但同時他們也有一定的局限，所以中共也批判其革命的軟弱性、不徹底性；如今的中共早已拋棄了「階級觀點」，因而在評價的標準也轉為民族主義的標準，因此也就比較重視對民族的思想解放，對民族的鼓舞和貢獻。

第三，從搶奪孫中山到繼承孫中山：以往中共重視辛亥革命的作用，推崇孫中山先生主要是為與國民黨搶奪誰是真正執行了孫中山的政策，在潛意識中是正統之爭，爭取過孫中山之後，中共的目的是表示共產黨的作為已經超越了孫中山；如今江澤民的說法是指出共產黨是全面地繼承了孫中山，而且說目前中共的作為已經實現了「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面貌將要大變的預言」。下一步呢？江說「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再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孫中山先生及一切革命先驅們的中華民族偉大的美好前景必將得到實現。」這裡已經將孫中山的理想放置在毛澤東的前面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共對孫中山的評價已經大大超過了原先的先行者的論述方式。

三、被統戰的悲哀

當然我們可以感覺到不論中共如何評價辛亥革命和孫中山，背後均存在十分明顯的政治動機和時代需要。以往中共從階級的角度來評價是為了服務階級鬥爭的需要，如今以民族主義角度來評價也是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服務，透過不同的政治角度，就產生對台灣統戰的效果。因此，目前的中華民國政府就處於十分尷尬的立場，一個自己尊稱為國父的人物，自己拋棄，反而由別人隆重紀念，而且推崇備至，一場締造中華民國誕生的偉大歷史事件，台灣已經完全淡化，對手反而擴大慶祝，尊嚴看待，難怪香港的媒體說是歷史開了兩岸的玩笑。中華民國把自己的國父推給要消滅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則毫無顧忌的頌揚那一場他應該將之取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於是在台灣就有大聲疾呼中共要用孫中山對台灣統戰了。事實上，以今日台灣的執政黨而言，中共這一招根本無效，因為如今台灣的執政者只是「忍受」中華民國，而非承認，更非認同中華民國。在台灣還能感覺到中共以孫中山來對中華民國「統戰」的人是一群反共的中華民國派，他們悲哀與其說是來自對中共統戰的警覺，無寧說是對台灣執政黨佔據中華民國而否定中華民國的哀歎。

一個沒有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失根的國家。

一個不承認辛亥革命對中國有意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

一個否定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

四、以新思考解除自己的困惑

不幸的對許多人而言，今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正是這個國家，所以他們對中共的作法既困惑又驚訝，他們只能以說中共的作法是「統戰」伎倆來自我安慰、自我防禦，然而這種心態和這種防禦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惑和釋疑。個人以為我們面對中國近代歷史必須很理智地將自己的座標從政府擺到歷史情境與民族位階之上來思考問題，才能擺脫悲情和困惑。

〈一〉從歷史情境來評價辛亥革命：

評價歷史事件很難不受到時代思潮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為此，我們如果希望自己的評價和解釋能夠經歷比較不同時代的歷史考驗，就必須努力嘗試回歸歷史事件的當下，比較事件發生的前後變化，以便「開顯」事件自身在歷史中的地位。以辛亥革命為例，中共推崇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固然是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然，但是過去我們頌揚為推翻清專制，建立民主國家，當然也是過譽之詞，個人以為比較辛亥革命前後的變化，大概可以歸納為三點：

第一， 結束專制，開啟共和：共和是一種統治制度，而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在辛亥革命很明顯的現象，終身皇帝世襲統治的這種統治方式為中國人所不能接受，而是統治者改由選舉其他方式產生，而且多半有任期制度。所以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都遭受失敗，這是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上的貢獻。

第二， 結束改良主義，開啟現代化建設：在滿清政府時代，對中國如何因應外來的衝擊一事，自始至終抱持著被動因應、被迫調整的對策式的改良心態，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此一舊的利益階級，從而有機會啟動中國全面的現代化改革，所以從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到社會一切從新開始

第三， 結束防禦心態，全面開放心態：從中國人的心態來看，在清政府時代中國人也有過自強運動、百日維新、制憲運動，但在面對外國事務時，總有「中體西用」的防禦心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在面向西學、西制，才漸漸消除了華、夷心態，坦然接受，因此有以後的民主憲政的實現。

以上三點應該是辛亥革命成功對近代中國的直接影響，以及推翻清政府對中國的真正意義。至於對孫中山的評價過去在中國大陸則為政治服務，在台灣則是神化、道德化、聖人化，因此也委屈了與他同時代對中國有所貢獻、對辛亥革命有貢獻的其他偉人，如黃興先生，這就是意識形態，這就是政治立場。因此以當時的資料作基礎，加上他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等公允的評價，自然就不怕其他人的利用和扭曲。

〈二〉從民族位階來認識歷史

第一：從自己民族現代化的立場來回顧歷史、評價人物這不是統戰，而是正常的選擇，我們不能只是以傳統的反共價值來批評中共，如果台灣沒有存缺乏信心的悲情意識作祟的話，理應樂見中共在史觀上的調整。問題是中共不能只調整辛亥革命一事、孫中山一人，而必須徹底地從民族的角度反省四九年以前全部的歷史，甚至是四九年以後的歷史，唯有這樣，才能在歷史的反省中彰顯出中國特色。

第二：只有在中共從民族的立場反省歷史，從而去除中國的悲情心態，才有可能引導台灣消除自己的悲情。悲情意識對民族而言，作為健康的因素可以適度地刺激民族奮鬥的意志和決心，但是過度的、全方位的悲情意識一旦成為全民的集體記憶時，就有可能演變成為帶有自虐傾向的民族，在此情況下，我們看待外在的環境便無法健康地、理性地解讀，今日的台灣就是陷入此一困境之中而無法自拔。因此，中共如果真正能夠呈現出一部健康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才是終結台灣悲情的最佳選擇。

第三：著眼於未來兩岸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的重塑。北京的領導人必須思考，難道繼續使兩岸人民猜忌、仇恨是正常的嗎？台灣的領導人必須思考，難道使下一代的台灣人民繼續擔憂大陸、仇視大陸，台灣就能安全嗎？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們又何必延續悲情對抗，何不以中共今年對辛亥革命評價的轉變、對孫中山評價的轉變，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和起點，讓兩岸的史學界共同努力，重建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記憶，以便消弭日趨無奈的兩岸敵意。

總之，中共今（二○○一）年隆重紀念辛亥革命，個人以為是正面的也是積極的，在台灣的部份人士全部不必視為「統戰」，反而應該以同情的理解來看待中共的轉變，從而以此為起點，認真對話，共塑認同。對中共而言，如果真正是立足民族主義而紀念，則不應該只針對辛亥革命一件事、孫中山一個人，而必須以民族主義的穿透所有的歷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重新對待，重新評價，這才有可能提供歷史的一致性、連續性；反之，中共當局如果用以統戰，則不祇是目前效果有限，前瞻未來其作用必定是愈來愈低，個人希望這是中共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而非新一輪統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