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台灣人終將覺醒

《聯合報》十月二十九日刊出訪問台大教授、前總統李登輝外交智囊的許介鱗，對李執政十二年的成績所作的評價：過大於功。許教授認為李登輝坐大了黑金政治，又受日本右翼的影響，帶給台灣「不和平」，並指出李已是強弩之末，陳水扁如重蹈李的路線，後果必然可悲。

這篇文章刊出不久，《自由時報》在十一月四日出現李喬對許介鱗的批評，題為《十問許介鱗》。筆者看了這篇批評文章，覺得李文評人論事充滿偏見，除了歷史知識有問題外，更無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也無時空背景的系絡意識，為求正視聽，不得已而提筆辨別是非，以就教於千秋萬世的讀者。

八百多年前，宋朝的呂祖謙在《臧哀伯諫納郜鼎》乙文中說得好：「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 。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由此可見，意義的詮釋不應脫離歷史的時空系絡，而孤立論斷。

李喬認為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台灣政治不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史嗎？「黑金─權力」結構不正是國民黨本質嗎？戒嚴時期，國家機器本身就「黑」──槍桿子暴力，並以之吸取全民的「金」。

李喬這個說法，正是脫離歷史的時空系絡而論斷國民黨。筆者無意為國民黨辯護，稍有西方民主觀念者，對國民黨那個時代的統治也不會滿意的。問題是，國民黨自一八九四年成立興中會起，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北伐統一，領導全民抗戰，一路走來始終內憂外患，十分坎坷，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本沒有閒功夫推動民主憲政，因為還有更重要的生死鬥爭，亦即面臨東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主義因此而起，國家若不得生存，談民主憲政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所以，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台灣政治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下雖有些不合理、不正常的舉措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國共內戰延伸到牽扯國際政治的冷戰局面，只能在相對安定的情勢下，先發展經濟，再發展政治的民主化。

兩蔣統治時代，地方選舉有沒有黑金暴力？當然有。但其程度比不上解嚴以後李登輝時代的變本加厲。蔣經國時代以發展經濟，彌補了其父蔣介石軍事政治的失敗，他做了在他那個時代應做的事，如果再批評蔣經國沒有做到民主政體的建立，固然是書生論政的理想，總是忽略了實際條件的限制，就好像責備清初康熙盛世，為何不早日實施人民主權的民主政治一樣滑稽。李登輝執政期間，曾說四百年來中國人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跑到台灣來另辟天地，同樣是滑稽啊！四百年前的中國人那裡知道什麼現代性的民主自由呢？那時候全世界也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呢？中國人是為了生存才跑到台灣嘛！那裡是為了民主自由呢？

筆者未必欣賞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但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不像李登輝講話不老實，他說蔣經國晚年已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但李登輝忘記一點，蔣經國雖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可並未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李登輝故意強調前者，抹去後者，居心可疑。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李喬就不敢正視這一歷史事實，差這一點就差很多，他的十問許介鱗，根本一點就是不想承認這個歷史事實，他想脫離中國，異化中國，從台灣尚未獨立而主觀上想要獨立的角度，一廂情願地扭曲許介鱗的觀點，十分幼稚。

西元一六二四年荷蘭強佔台灣，統治台灣三十八年。一六六二年二月鄭成功驅逐荷蘭，並與荷蘭簽訂十八項協議中，雙方皆承認「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具有國際法上的效力。鄭成功死後，其子鄭經即位，由於清朝統治鞏固（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一六六七年十四歲親政），鄭氏政權向清提出「稱臣入貢」的要求，想成為一個半獨立半依附的國家，遭清政府拒絕，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鄭氏政權向清朝要求「一國兩制」，而未得「北京」的同意，直到一六八三年清廷派施琅進攻澎湖，十月三日接受鄭氏的歸降，統一台灣。

台灣在荷蘭人殖民統治時代，台灣人沒有要脫離中國的意思，台灣人始終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鄭氏三代政權統治台灣二十二年，台灣人也沒有視鄭氏政權為外來政權，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一六八三年兩岸關係統一了，直到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清朝統治台灣二百一十二年，台灣人更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人。

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台灣人勇敢地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了七年，直到一九○二年被鎮壓為止，台灣人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由於弱不勝強，一九○二年以後的台灣人始終繼承愛國主義的傳統，改為文化思想的鬥爭，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人犧牲了六十五萬人，他們都是中國人。只有在殖民統治下，依附日本強權，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起舞的「三腳仔」如李登輝、金美齡、李喬之流，才會看不起受統治的台灣人或中國人，他們不敢站在真正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立場，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統治，也不敢站在「人」道的立場，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兩次侵略中國的不義，反倒是看不起祖國在衰退中政治經濟的坎坷，他們不願意隨祖國的衰退而參與振衰起敝的大革命，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三腳仔」都看不起，但他們想要成為日本人，也得不到日本人的青睞，頂多只是「似日本人」或「假日本人」，這批皇民化的假日本人，今天在台灣取得政經勢力，倡言「台灣本土化」實際上只是虛偽的本土化，真正的本土化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繼承了四百年來愛國主義不忘本的精神傳統，是回歸原鄉精神的台灣人，不是李登輝與李喬之流的皇民化思想所呈現的假本土、虛偽的或虛浮的本土。

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即位後，蔣經國遺留給他的歷史任務有二：(1)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宣告台灣民主化時代的來臨，但李登輝把它搞成民粹政治的不成熟民主，此其罪一。(2)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開放探親，宣告兩岸關係結束冷戰，台灣難以脫離大陸，但李登輝把它搞成「戒急用忍」及「兩國論」。此其罪二。

李登輝以其三腳仔的皇民化思想，沒有深切體察真正台灣人愛國主義的原鄉精神，他豈止看不起中國人，他更看不起真正的台灣人，他並未為慰安婦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慘無人道，即知李登輝非真正愛台灣的人，難怪他要說日本殖民統治是「良心統治」。

李喬說台灣被長期「去台灣化」的不義不法，不得不以「台灣化」回歸為「正常、正當」。這是對台灣長期歷史的扭曲或無知，如前所述，四百年來台灣人始終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即使在荷蘭與日本統治時期，也是如此（當然除了少數皇民化的三腳仔是例外）。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後，為了推行國語，雖然做了一些「禁止方言」等政策，但實在來說，國民黨根本不必去搞什麼「去台灣化」的舉措，有些「去日本化」的措施倒是真的。台灣人回歸原鄉的傳統精神，是台獨份子怎麼去也去不掉的，只要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經濟文化更上一層樓，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趨勢，將是誰也擋不了的。

因此，台灣化、本土化不是回歸美國文化，也不是回歸日本文化，乃是不折不扣回歸到中華文化裡去。這是全球文化趨勢所得出的自然結論。美國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即警覺中國文明衰退四百多年後，即將奠下起元，剝極必復，而西方文明在強盛四百多年後即將陽極盛而陰生，為求自保。在文化戰略上提出拉住日本，師承十九世紀甲午之戰與二十世紀中日戰爭時，美國支持日本之伎倆（八年抗戰，美國先支持日本，直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美國才與中國聯合抗日），拖住日本，以免倒向中國，因此Huntington才有這樣的一句話：

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頁三一○）

西方文明價值已無普遍性，他說：「西方壟斷的時代即將過去，同時，西方的式微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已經促成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及非西方文化的復甦。」（同上，頁九一）這才是本土化的真正意義。所謂「本土化」應針對西方文化壟斷的時代而言，才有真正的本土化運動，台灣既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組成要素，本土化相對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而言，乃是恢復中華文化的尊嚴，若以西方文化為價值標準強迫非西方文化區的人民接受，即是一帝國主義的行為，就台灣而言，要民主化，也應放在中華文化即將崛起的系絡內，從事具有中國人特色的民主體制，不是李喬或李登輝之流，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向美國或向日本依附的心態，那樣的民主化是脫離文化根本而浮游無根的，這個觀點，日裔美籍社會學家Francis Fukuyama特別提出冷戰後，文化差異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見《誠信》及《跨越斷層》兩書），台灣的民主化在李登輝統治十二年來搞成民粹政治不是沒有原因的，此即失去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正統文化精神，所謂民主化變成選舉文化和毀憲敗政的民粹政治，這樣沒有真正以中華文化精神為「本土化」的「民主化」是無法成功為成熟的民主政治。

中國文化的崛起已成為全球化現象最值得注視的世界文化轉形，中國經濟實力佔全球經濟的份量已在日漸提升之中，台灣即使要本土化，也不應排斥全球化，如果無法拒絕全球化，也就難以拒絕中國化了，這種客觀形勢，正好與台灣人自始就承認是中國人的主體發展趨勢相互激盪，相互拉拔，最終融合為一，以作為中國人為世界人類中具有光榮的文明意識為傲，從而告別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多年來自卑的、自憐的、自怨的心態，對人類新文明將提供新一頁的歷史貢獻，正是可以期待的願景。

李登輝和金美齡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皇民化思想所薰陶出來的人物，他們不僅是反中國的、更對台灣人民高高在上，自以為站在日本殖民政權統治階級的一方，瞧不起被統治的台灣人，所以對於慰安婦這樣慘無人道的被迫害者，毫無人道上的起碼關懷及良心譴責，反而顛倒是非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為「良心統治」，日本為台灣貢獻許多經濟建設等光怪陸離的言論，為全世界被殖民國家所未見。

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同胞自一八九五年以來，歷經日本二十一條的迫害、九一八的侵略及八年抗戰的對立，雙方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為者不過是希望從被壓迫宰制的客體地位或物化的悲劇，翻轉為具有主體精神而自作主宰的中國人意識，誰反對這種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意識，誰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物化思想的漢奸。因此，兩岸中國人追求民族尊嚴或當家作主的意識，是一極為自然的統一國家意識，沒有李喬所謂的「併吞」問題，台灣人恢復中國人的尊嚴與榮耀，乃是從被動的客體地位，轉向主動的主體地位，何來被中國併吞的問題。

蔣介石退守台灣，政治上的獨裁統治及地方黑金暴力的萌芽，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國人追求民主體制的開始，到了蔣經國晚年解除戒嚴，開放探親，則是蔣氏政權第二次恢復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主體意識。李登輝執政十二年，並未把握時代脈動，仍以其民粹威權性格，以「外來政權」挑撥兩岸人民情感，以民粹主義煽動族群衝突，以「台灣化」「本土化」閉關自守，不敢面對全球化趨勢中中國崛起的事實，他所言所行者不過是他內心深層意識的信念所投射出去的扭曲世界，是一種依附強者瞧不起弱者的自虐心態，他老是不願見到中國崛起的現象，凡事「唱衰」中國，例如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風暴，李登輝預言人民幣將會貶值。又如他曾說，等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穩定政局再來談兩岸關係進一步的發展；他也說自己反台獨講了一百三十多遍，你們還不相信這樣幼稚的話，綜合他執政十二年來的言行，可以看出李登輝的確是一位不重視「誠信」原則的人物。一九九六年五二○之後，他到淡水國小甚至向小學生妄言「中國文化都是騙來騙去」的，這種傲慢、多嘴、自欺欺人、得意忘形的性格 ，正是日本統治時期「三腳仔」的特性，他們習慣於逢迎日本殖民主子，以欺壓台灣人，反過來又向台灣人吹噓愛台灣愛得粉身碎骨，這種情況根本就是人格的扭曲或分裂，其主要原因即不能堂堂正正做個中國人，而趨炎附勢所造成的人格分裂。

李登輝想做日本人，雖有親日言行，但沒有日本人彬彬有禮謙遜客氣和沈默寡言的氣質，他不願做台灣人，瞧不起台灣人，卻又常說「愛台灣」。同樣的，搞民粹政治又超過蔣經國，當然更加瞧不起有專業或有道的知識份子。這種瞧不起還帶有一種內心自卑或恐懼的心理，這是搞民粹的政治人物共同的心理，他把「士農工商」改為「商工農士」就是這種自卑心理的反射，就像當年中國大陸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一樣。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愈來愈重要，誰再搞民粹鄙薄知識分子，誰就是禍國殃民，這一點江澤民近來肯定知識分子的地位，看得十分清楚，也超越了文革時期的民粹政治，才有眼前的經濟基礎。陳水扁如果繼續李登輝的民粹政治路線，台灣的經濟更加無藥可救，是可以斷言的。不幸的是，陳水扁最近為了選舉，又向群眾高喊，把前政府教育部長、次長，涉及景文案的官員統統抓起來好不好？當法官尚未審判罪狀，總統竟然公開以政治語言破壞司法，干涉司法威信，這種民粹語言是與「拚經濟」所必須的專業知識，大相逕庭。台灣為何會「向下沉淪」關鍵就在此。

總之，李登輝反中國意識是一種自暴自棄的異化心靈，違反做為中國人恢復自尊自愛的潮流趨勢。李登輝執迷不悟搞民粹政治，也違反中國人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潮流。所謂民粹也者，不外有人想當政治強人，以群眾為芻狗，用他們的語言操縱宰制他們的心靈，從而使人迷戀強人，而渾然不知自省，這種病態的群眾性格，自然會產生病態的政治領袖。

當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馬英九與宋楚瑜，在李登輝攬著馬英九的腰，高喊新台灣人時；搭著宋楚瑜的肩，支持宋選省長時，李喬認為「台灣人沒說什麼」。我們看了一幕滑稽的鬧劇，祇能說當中國人屈服於三腳仔的權力支配下，愛國的台灣人終將覺醒，掃除日本軍國主義皇民化的餘孽，這一歷史的覺醒，不僅是當代有志氣的中國人應盡的責任，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有良心的人所應盡的人道主義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