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優先與台灣

陳水扁政權和民進黨最近各作了一件影響選舉的大事，這兩件大事一是對外，一是對內，看似毫無關聯，但如果從台灣選舉的角度來看，這兩件事就有可能被善於選舉的民進黨，炒作成為有利於民進黨選情的主要事件。陳水扁政權所作的是藉唐家璇個人情緒性的霸道表現，退出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創造被打壓的情境以掩飾自己的鴨霸和錯誤；至於民進黨則是在他們第九屆全代會通過增列黨章第十四條規定，「經全代會就國家重大政策所做之決議文視為黨綱之一部分」，以便提高「決議文」的位階，為其「台獨黨綱」解套。民進黨在全代會之後宣佈這是民進黨的第二次轉型，換言之，大家以後不可將民進黨和台獨黨劃等號了，如果非民進黨人再以「台獨黨」攻擊的話，就成為無的放矢的攻擊，因此可以使民進黨真正成為中間偏左的政黨。

陳水扁政權是以「被打壓」策略來凝聚台灣的悲情意識，以便塑造陳水扁內受在野黨的杯葛，外受中共打壓的受虐兒政權的形象，向台灣選民訴求。事實上，我們也看到自從台灣無法出席上海的ＡＰＥＣ非正式領袖高峰會之後，陳水扁先是在總統府舉行了一場不准發問，沒有外國記者的記者會，以便僵化地將自己的霸道推給對方，之後就到處在民進黨的場子裡向自己人哭訴，將自己的錯誤轉為台灣的悲哀，於是就可以大方地模仿蔣介石，號召此時此刻必須團結，必須鞏固領導中心，以執政的優勢，反而創造出被欺侮、被打壓的弱者自強的形象。

事實上，在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上之所以造成台灣的代表無法出席，完全是陳水扁個人對形勢的誤判，其中有三方面是最嚴重的：

第一，對APEC的無知：大家知道APEC的功能之一就是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和繁榮的國際性組織，在一九九一年APEC為了遷就中共，接受兩岸三地（陸、港、台）同時參與APEC，所以會員團體間協議，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稱只能參與經濟方面議題的會議；到了九三年有了會員體的非正式領袖會議，也是在中共的壓力下，台灣一直不能由真正領袖代表參加，只能遴派財經官員代表，這就形成慣例，因此對台灣而言就是兩個框框，一是成文的協議，一是不成文的慣例。經年而來，台灣也十分務實地遵守協議和習慣，是以每年也都順利，因而也可以在此一國際組織中，形塑出台灣是「獨立」於中共之外的單位。所以中共說台灣必須依「協議和慣例」辦理並無不對，扁政府則死抓住九一年的「協議」，而故意不提九三年以後的「慣例」，如果說這有辱國格，始作俑者是口口聲聲愛台灣的那個李登輝所作的「成績」。為什麼前年江炳坤以就地升級的方式就無關尊嚴，今年更換代表人選就突然有失國格了？

第二，對中共的無知：陳水扁上台之後，兩岸之間除了猜忌，全無互信，今年又是在上海召開會議，中共是地主國，具有完全的主導權，在台灣的代表上本來就十分敏感，陳水扁就偏要以今年為突破年，而且想要一舉雙破，既提高代表層級，又突破財經議題，此種思考在本質就是鬥爭的思考，而非參與的思考，試想中共如果在今年上海會議上放手讓他認為的台獨政府闖關成功，則在以後的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上，中共還能以什麼理由去阻止台灣派更高層次，甚至是陳水扁本人出席呢？因此在中共看來，這是陳水扁為自己以後參加領袖會議的試金石，一旦在此打開缺口，以後在其他的場合也都無法阻止，因此自然想盡辦法約束台灣。對中共而言，今年台灣參加了，則是使以往的慣例變成為鐵則；台灣不參加，則凸顯台灣不守慣例的形象，對中共何損？對會議何失？

第三，對形勢無知：其實扁政權敢於幻想突破，主要的依靠還是因為自以為碰上難得一遇：對台灣友善的美國總統，有此後台，不闖一闖豈不痛失良機；如果此一想法在「911」之前雖然未必成功，尚有一試的機會，而如今的形勢早已大變，扁政權卻只聽得進美方的空口保證「不會為了拉攏中共而損及台灣利益」，仍然自大地、僵化地堅持己見，結果失敗了，除了自己躲在一角發洩悲情之外，又能如何呢？有人會說美國國務院不是發表了一份安慰台灣的聲明嗎？台灣也算有收穫；然而個人以為我們必須去考慮到美國的兩面策略，一方面是在事前不為台灣撐腰，所以不得罪中共，以便拉攏中共參與反恐怖組織。另一方面在事後又丟一顆糖果，讓台灣從對比中直覺地認定美國的友好和中國的霸道。事實上，美國小布希耍得只是普通的兩手策略而已。

如果台灣人民甘願被耍，那就只有等到美國真正出賣台灣的時候再覺悟了。對陳水扁政權而言，我們完全沒有看到他們對自己失策的反省，反而是利用國家的公器，鼓動悲情，完全沒有思考明年的會議「怎麼辦」？只顧眼前的選舉，如何利用此一事件，以便有利於執政黨的選情。因此，APEC事件是有損於中華民國，而有利於民進黨的事件。可見在陳水扁執政之下，比傳統國民黨的「黨國不分」更加惡劣地只顧黨不顧國，黨先於國。

不同於在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上「黨先於國」的作法，民進黨的「九屆全代」通過的增列黨章的第十四條，可以說是民進黨公開宣佈在現階段的黨綱是承認「中華民國」，而且「改變現狀」必須通過公投，這是為以後的民進黨總統不會宣佈「獨立」找到一個台階，換言之，在可預見的未來，在台灣的「國家名稱」上的挑戰是不存在的，於是對內（台灣內部）民進黨便堂而皇之地可以建立一個名為中華民國的「台獨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國統一的「統一戰線」，因此中共任何對台獨的打壓在國際上就可以博得國際的反華右翼陣營和各地台僑的同情，對內可以轉為是對「中華民國」的打壓，以進一步壓縮主張「兩岸統一」的政治空間。因此，此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是「一中各表」的「中華民國」，已經是內外有別的「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充滿歧異、包含對立、互相分裂的中華民國，於是未來在台灣的朝野講的中華民國，究竟代表何種意義？是指台獨的中華民國，或是指反共的中華民國呢？

反共的中華民國堅持的是以中國歷史認知下兩岸關係的中華民國，它具有中國的意涵，具有歷史傳承；台獨的中華民國堅持的是以台灣歷史認知下的中華民國，它只有台灣的意念，只有台灣的認同。

反共的中華民國在政權的心態上是中華民國九十年的紀元認同；台獨的中華民國在政權的心態上則是公元或西元二○○一年的紀元認同。

反共的中華民國與大陸的中共政權競爭的是制度和價值，所以可以區分中共和中國的差異；台獨的中華民國對中共政權是完全以他國政權加以對待，完全不可能也無需區分中共和中國。

反共的中華民國在國家定位上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過在內容兩岸政權各有解讀，是兩個政治實體的定位；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國家定位上是堅持「一邊一國」，反對兩岸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國的定位。

反共的中華民國在國家憲政上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建立的國家；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國家憲政上是依照民進黨黨綱的政治主張所建立的國家。

反共的中華民國在國家前途上是主張兩岸政權終歸統一的認知，所以其政策具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國家的前途上是主張完全分裂的兩國，所以其政策在於建立新的國家意識。

反共的中華民國在國家的外交和國際地位上，追求和堅持的是國格尊嚴和獨立自主、邏輯一致的對外政策；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國家的外交和國際地位上，追求的是依附美國，甘為棋子的附美政策。

所以反共的中華民國其國家的內涵是包括了台灣和大陸，因為目前立足台灣，所以自然是以台灣為先；而台獨的中華民國其國家的內涵只有台灣（台、澎、金、馬），因為對他們而言，理應沒有優先的問題。

因此反共的中華民國為了中華民國不受屈辱，而堅持漢賊不兩立，為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尊嚴，所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維護中華民國的存在，對抗中共的策略，等待大陸的變化，重建中國的生機，中華民國就是目的；而台獨的中華民國是願意在某些意義上尋找中華民國受打壓、受屈辱的機會，以便向台灣人民證明中華民國此名號是台灣的負債，而非台灣人民的資源，在兩岸關係它是尋找機會刺激中共，冷卻兩岸交流，阻撓兩岸和平，以便向台灣人民證明中國對台灣的不友善，所以中華民國對台獨而言，就是工具，絕非目的，至少是可以在目的和工具之間遊走的。

透過陳水扁政權在國際上的作為和民進黨在內政上的作為，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待中華民國的方式，從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相互衝突，但是在選舉上和心態上，其實是完全可以辯證地相互為用，相互為贏，不過不論是「用」或「贏」，都是為民進黨的一黨之私，為民進黨的勝選而非為中華民國，也絕不是為了台灣；然而這樣的手法是否成功呢？看起來在悲情的台灣仍然是短期有成，長期不利台灣，陳水扁政權就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