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良性發展需要有效的政策激勵

陳水扁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兩岸經貿關係繼續取得長足發展，但兩岸的政治關係仍舊處於一種緊張而微妙的僵局狀態。台灣當局多次聲稱「有誠意與善意」改善兩岸關係，並認為其很多政策中都有「善意」的表達；同時，祖國大陸政府也對有關政策做出了善意的調整和解釋，一直在努力推動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的實現。但是無論是扁當局還是大陸政府的這些「善意」的政策和舉動都沒有能夠達到真正改善兩岸關係的目的。為什麼雙方都宣稱有「善意」而無助於改善兩岸關係，影響雙方對「善意」解讀的因素都有哪些呢？筆者將根據組織行為學中的激勵理論對兩岸當局的政策行為進行分析。

激勵就是激發、鼓勵的意思。組織行為學認為，任何組織和個人的政策行為都是由動機支配的，動機則是由於利益需要未獲得滿足而引起的。兩岸關係中的政策激勵指的是兩岸都通過實施適當的政策行為來激發對方的動機，鼓勵和誘導對方的行為，挖掘雙方關係中的潛力，使其朝著有利於緩和與改善兩岸關係、實現各自政策目標而努力的過程。

兩岸經過五十年的分離，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也產生了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政策期望，相應產生的政策動機也不盡相同。因此，雙方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都要本著理性和務實的原則，充分瞭解這些異同，在尊重對方合理利益需求的同時，對雙方不合理的利益需求和政策目標進行適當的政策激勵和調整，引導其政策動機向合理有效的方向轉變和發展，才能夠最終改善兩岸關係和實現祖國的統一。

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表明，影響兩岸關係好壞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雙方如何進行有效的政策溝通和互動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無論是大陸的對台政策還是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如果一方的政策得不到對方的理解和接受，甚至遭到對方的反對，兩岸關係就很難得到改善；反之，一方的政策如果得到對方某種程度的肯定，或者對方也以善意的方式予以回應，如此往復，兩岸關係就會進入一個良性迴圈的軌道，最終必定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

一般來說，進行政策溝通和互動最理想和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的政治對話和談判。但是由於當前兩岸尚未結束敵對狀態，政治僵局遲遲不能打破，加上直接溝通管道不通暢，缺乏相互信任，直接的政治對話與談判在短期內無法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岸更多的是試圖通過公開的政策宣示或實施某種政策行為來間接向對方傳遞政策資訊，也就是通過一定的政策激勵措施對對方的政策給予肯定的或否定的、善意的或惡意的、積極的或消極的回應，從而達到控制、緩和或改善兩岸關係的目的。而這種政策激勵能否有效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對方政策的全面、積極和正確的解讀。

陳水扁就職以來，自以為對大陸釋放了許多「善意」的談話和舉動。

在「就職演說」中他提出「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並作出「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二○○一年又在元旦講話中提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和「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的「統合論」；隨後有「新五不政策」的宣示，召開經發會對「戒急用忍」政策做出調整和民進黨召開全代會將《台灣前途決議文》效力優於「台獨黨綱」等；最近他又多次表示要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而且在大膽島放話，聲稱「三通是一條必走之路」，這些都陳水扁被當作「善意」來宣揚，從客觀上看，我們可以將這些理解為是台灣當局的政策激勵行為。

與此同時，大陸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對台政策，錢其琛副總理關於「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表述和對「一國兩制」的七點解釋，以及在紀念江澤民「八點主張」發表七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和最近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和副主任李炳才相繼發表關於「三通」的談話也都被外界認為是大陸對台灣善意的表示和帶有激勵性的政策。

按理說，雙方為進行政策激勵而作的努力並不少，但這些政策激勵行為並沒有能夠打破兩岸僵局，主要的原因就是兩岸關係中尚存在不少影響雙方全面、積極和正確解讀對方政策的因素，政策激勵的有效實現還需要遵循一些原則，而台灣當局的某些政策行為違背了這些原則。

激勵理論認為，政策激勵行為要能夠產生良性迴圈的效果，這就需要雙方客觀理性地看待對方的政策行為和建立最起碼的相互信任。就當前而言，兩岸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礎是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承認「九二共識」。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互相敵對、互不信任，但隨著八○年代末以來兩岸交流交往的開展和深入，兩岸的信任感也在加強。一九九二年海協會和台灣的海基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對雙方建立相互信任的努力有重要現實意義。「九二共識」既是雙方進行政策激勵努力所產生的積極結果，也將對推動今後政策激勵的順利進行、緩和與改善兩岸關係起到關鍵性作用。

但是台灣當局卻刻意斬斷兩岸政策激勵良性迴圈的鏈條，不斷從事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的分裂活動，使初露曙光的兩岸相互信任再次面臨危機。雖然台灣當局不斷宣揚自己有「善意」、「誠意」和「耐心」，但自一九九三年以來，李登輝不僅多次否認「一個中國」，在國際上大搞「務實外交」，爭取「參與聯合國」，到美國訪問，直至一九九九年提出「兩國論」，徹底暴露其分裂祖國的圖謀；陳水扁上台後，從未明確表示其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意向，也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並將「九二共識」曲解為「沒有共識的共識」，還加速推動「去中國化」和漸進台獨的步伐，加上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依然存在，兩岸很難在沒有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建立相互信任，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對台灣當局所謂「善意」的政策表示信任和給予積極的回應。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對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也持不信任的態度。中國政府認為，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台政策的基石，台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標誌著承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可分割，就使雙方有了共同的基礎。為此，大陸多次強調「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並表示有「最大的誠意」和「最大的包容性」，來促進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但是台灣當局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堅持兩岸對話與談判要「沒有預設立場，也不限定在任何地方與時間」，認為「一個中國原則」是大陸為談判所設置的「陷阱」，將祖國統一誣衊為要「吞併台灣」。這些必然會導致台灣當局在解讀大陸的對台政策時心存疑慮，出現誤導和偏差。

由於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加上相互信任的缺乏，雙方的政策激勵行為不僅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會加深對對方政策的誤解，「毫無善意」、「沒有新意」、「缺乏誠意」等詞語也經常出現在兩岸對對方政策的評論中，這些自然都無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

古語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則鳴」的說法，兩岸在進行政策激勵的過程中同樣會考慮政策付出和回報的得失公平，兩岸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選擇不僅受到其自身所得絕對利益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其所得相對利益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是大陸政府還是台灣當局，他們不僅會將自己的政策付出和利益所得之比與對方的付出和得到之比進行橫向比較，還會把自己現在的政策付出和利益所得之比同自己過去政策付出和利益所得的比值進行縱向比較。如果兩種比值是近似或相等的，就會產生公平，覺得政策付出是值得的；反之，則會產生不公平感，甚至是挫折感，從而影響到再次出台激勵性政策的信心和積極性。因此，有效的政策激勵需要雙方在出台善意政策的過程中盡量照顧到雙方的利益平衡，尊重和理解對方的利益需求，力求實現利益的合理分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從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出台了一系列激勵性的政策措施，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充分理解和尊重廣大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要求當家作主的願望，承諾「統一後，不僅台灣同胞現有的各種權益將得到切實尊重和維護，而且他們希望獲得的其他權益也將得到充分實現」；並列舉了「繼續使用台幣」、「繼續保留軍隊」、「繼續保留政府架構」、「是單獨關稅區」等七項具體措施；甚至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應該說，中國政府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照顧到了祖國統一前和未來統一後台灣同胞合理的利益需求，做到了實現祖國統一利益和維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的平衡。

與此相反，台灣當局卻以狹隘、僵化和對抗的心態來同大陸交往。其出台的政策中大多是從只維護台灣自身的絕對利益出發，沒有充分理解和尊重全體中華兒女盼望祖國統一的民族情感和利益要求，更無法體會大陸政府的善意和理解。台灣當局對大陸的激勵性的政策舉動要麼置若罔聞，要麼敷衍利用，提出明顯不合理的利益要求；政治上要求「主權獨立」、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拒絕對話和談判；經濟上出台「戒急用忍」政策，加強對兩岸經貿往來的「有效管理」，以限制兩岸的交流交往；軍事上挾洋自重，企圖依靠外部勢力的軍事支援謀求「台獨」；在國際上則不斷從事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這些政策行為不僅沒有照顧到兩岸的利益平衡，還極大地損害了祖國大陸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台灣當局狹隘、自私的政策與中國政府寬容、自信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於台灣當局的阻撓，中國政府對台的激勵性政策沒有能夠產生應有的政策效果；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來看，大陸的政策付出和利益所得都沒有達到基本平衡。對台灣當局而言，不合理和不平衡的大陸政策阻礙了政策激勵的有效進行，不僅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穩定和發展，最終損害的是台灣同胞自身的利益，台灣不僅政治上無法安定，經濟發展將受到制約，安全上也會沒有保障。

任何激勵性的政策要想取信於對方，產生積極的效果，在政策實施過程中還要遵守誠信原則，做到言出必行，盡量避免可能使政策激勵產生反效果的舉動。

多年來，中國政府按照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激勵性政策，這其中包括葉劍英委員長一九八一年發表的九條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一九九五年江澤民主席提出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二○○一年錢其琛副總理解釋對台「一國兩制」七項具體措施和今年一月二十四日錢副總理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努力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講話等。比較這些政策，雖然它們發表時的背景不一樣，表述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其精神實質和莊嚴承諾始終未變，而且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也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

但是綜觀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不僅在不同的時期政策不一，即使在同一時期政策也變化多端，而且政策宣示和政策實施往往背道而馳，這種飄忽善變和出爾反爾的政策違背了誠信原則，自然無法取得中國政府的信任，也使島內民眾對大陸政策無所適從。李登輝一九八八年上台之初即表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到了一九九三年他說「我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始終沒有講過一個中國」；一九九九年他又提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陳水扁上台後，其大陸政策更是花樣繁多，從「未來一中」、「四不一沒有」、「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到「憲法一中」、「統合論」、「新五不政策」、「兩岸平衡論」等等。這些花樣翻新的政策表述看似有激勵性詞句，但實質上這些文字的背後都是一些翻雲覆雨的政策解釋，台灣當局此舉的目的就是為了迴避和模糊一個中國原則，不談中國統一。

此外，扁政府還大耍兩面策略，一邊大談「改善兩岸關係」，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一邊大搞「去中國化」和「漸進式台獨」；一面表示要「保障台海和平」，一面又還挾洋自重，企圖依靠外部勢力的軍事支援來以武拒統；一面聲稱「三通是必走之路」，一面強調所謂的「三通」三原則，並刻意拖延「三通修法」的早日完成。此外，陳水扁和民進黨還從選舉的目的出發，不時利用大陸政策來為其島內政治服務。這些有「意」無「善」、出爾反爾的政策根本無法取信於大陸政府，不僅得不到積極的回應，甚至產生反效果，加重了中國政府對台灣當局某些政策舉動的疑慮和警惕，從而對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造成危害。

今後兩岸關係是否能夠良性發展，兩岸的政策激勵能否有效進行，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有賴於台灣當局在一個中國這個關鍵性問題上的表現。如果扁當局依舊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不充分考慮到大陸同胞的民族情感和利益需求，在大陸政策上繼續出爾反爾，兩岸的相互信任就無法建立，雙方「善意」的政策激勵就很難產生良好的效果，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前景也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