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過誰與評說

一個台灣大學畢業並取得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又是美國中國問題巨擘費正清的門生，在評論毛澤東一生功過，應該是如何？他應該如同台灣多數論斷，從奪取權力的角度詮釋毛澤東的政策作為，從而提出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的批判，或是如同費正清一樣，批判毛澤東對行政官僚與知識份子的不信任造成晚年的中國大災難。但是拜讀完龔忠武先生的《盛世諍言》之後，令人詫異的發現，一個有著上述學術背景的學者，竟然對於毛澤東還有著「無限崇拜」，不但否定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對於毛的論斷，同時也批判大陸官方對於毛澤東功過三七開的主流論述，他從反帝論題出發，將毛的左傾錯誤細微化、正當化。

龔忠武在書中提出一個頗有見地的核心論點，認為鄧小平改革開放之所以可能，源由於毛澤東支援越戰的外交政策所開創了的國際新秩序（頁九二～三）。他的論述是，毛澤東反帝戰略使得國際局勢由兩極冷戰對抗格局轉變為鬆散兩極國際格局，此種格局使得美國與中共得以復合，和解關係才是鄧小平得以推動內部改革外部開放政策的現實背景。

龔忠武更進一步提出了「反帝有理論」，即毛澤東要打破美蘇兩霸圍堵，就要做全面的準備，就無法不影響到全國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頁九四）。在此一論述下，激進的極左經濟政策、文教政策、幹部政策、獨斷的決策過程，以及隨之帶來的千萬條性命的犧牲，民生的困頓，都是「一根手指頭與九根手指頭」的關係，是必要的犧牲，也是無關戰略全局的微小事務。而毛澤東的政策結果不但在國際格局上產生有利中國大陸的變化，並且在經濟上也有巨大的成長。

龔忠武的論述有邏輯上的問題。為了準備戰爭所以產生軍國主義體制以及相應的極左政策，只能說明毛澤東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與源由，並不能因此就推論毛澤東的政策具有正當性。問題的核心是：在冷戰國際局勢下，推動軍國主義體制以及極左政策路線是解決中國大陸一切國內外問題的唯一途徑與必要條件嗎？毛澤東真的正確詮釋沒有誇大當時的國家安全環境嗎？採取大躍進等三面紅旗，以及打破既有黨政建制的發動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向公有制窮過渡行為，是當時唯一的應付國家安全需要的必要條件與合理選擇嗎？

歷史學者黃仁宇也曾經從大歷史角度肯定了毛澤東時期辛苦的積累，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是他並沒有明確地肯定毛澤東的極左政策是積累的唯一抉擇，也沒說公有制是最佳的積累途徑，更沒有肯定毛的政策具有正當性。

事實上，毛澤東最大的錯誤是極左思潮與政策，向公有制轉型的決策，他打破了以十五年或更長時間逐漸過度到公有制的黨集體決定，在農村中用大運動形式快速過渡公社的所有制轉型，集體制有它的合理性，例如農村耕種小農制的局限，公共灌溉水利資源集體需求，然而這些整合的進行既要因地制宜，同時也不必然是以所有制改變為必要條件，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調控也能達成，且實驗證明毛澤東「只爭朝夕」的過快一刀切地過渡所有制，其負作用遠大於私有制基礎上國家調控的結果。

在中國大陸擺脫文革極左思潮，以及經過開放二十幾年崇洋偏右實驗之後，大陸官方與學界開始深刻反省中國意識形態與文化發展方向，這種新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乃是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自主發展的必要過程，如何正確評價以毛澤東以及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以及第二代集體，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實驗功過得失，將是中國文化復興的總關鍵。而正確評價的核心就是將合理的歸於合理，悖理的歸於悖理。

批判毛澤東並不意味著毛澤東一無是處，也並不意味著換了別的領導者就一定會正確的明智的做他種抉擇。問題是在一九五○乃至於六○年代的中國，事實上存在著多種途徑的可能，而毛澤東卻自負的以其指揮百萬雄師的大會戰模式，排除黨內集體決策智慧，「好心做了壞事」，結果使得大陸發展付出代價，而這些代價是可以不必付出的。

龔忠武也在書中承認上述對於毛所犯的錯誤的批判，只是在他的邏輯推論中，在「反帝」的必要性的主題論述下，這些錯誤都成為枝微末節的小瑕疵。然而，如果決策的錯誤甚於貪瀆，如果造成千萬人民喪命溝壑的三面紅旗錯誤極左政策，以及讓大陸文化產生數年斷層的文革錯誤，並不是反帝的必然道路的話，那麼毛的左傾錯誤就不是小錯誤，枝節的錯誤，而是根本性的錯誤，尤其此種錯誤是毛澤東利用個人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否定中共黨內集體做出的務實路線論斷的結果。由此觀之，暴君獨裁的字眼對毛是恰如其分的指稱，也是還原毛在中共黨內責任的求實做法。龔忠武所謂「反帝必然無法發展經濟」的說法並非事實，反帝必然要激進左傾的說法，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龔忠武更由上述命題進一步引申，認為毛澤東的反帝論述在越南戰線上取得勝利，也能在以後的兩岸關係中產生作用，認為對美國維持兩岸現狀的決心挑戰，勢必將產生當年越南戰場的效果，用攤牌逼使美國撤退，從而達成中國統一目標（頁一○三）。

龔忠武的此一類推是有問題的，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急於解決越南撤軍問題，是美國需要與中共復合的原因之一；對於蘇聯在全球政治積極擴張的威脅，則是第二個原因。今天中共與美國之間已經缺乏一個對美國有嚴重威脅的蘇聯，美國對台灣海峽的介入也不是當年越南戰場的長期人力密集型的戰爭，將毛澤東當年在越南戰爭中與美國間接對抗的做法，認為能夠勝利成功用在台海問題的解決上，的確有些不倫不類，也不能不說是引喻失當。

但是，龔忠武這本以重新評毛為核心的論著，以及它背後代表的大陸鷹派理論現象，卻值得兩岸關係研究學界深入探討。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以及去冷戰思潮下，似乎如何塑造兩岸和平機製成為海峽兩岸的兩岸關係研究者的研究核心。龔忠武的這部《盛世諍言》卻如青天霹靂般的提醒我們，在兩岸決策者以及學界中，一股離徑的極左思潮似乎又在暗潮洶湧，在龔忠武歷史考證的廣徵博引，以及邏輯上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技巧下，其論述將對中國大陸鷹派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援，對於這股思潮的關注以及嚴謹批判，不僅關係著毛澤東個人歷史定位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更涉及兩岸是否能夠從理論上有效建構兩岸和平關係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