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十)

北劍只是單純的文化民族論者嗎？顯然不是。在談論義和團時，他充滿著「同情小老百姓」的社會正義感，並進而說：為廣大生黎打抱不平的肝膽，有什麼可以懺悔的？……帝國主義絕不壓迫全部的殖民地人民，他們讓知識分子養尊處優，在佳餚美酒高薪出路就可以安定，……文化買辦的陰影，永遠盤據在學術神龕上，……這些話有若呼應陳鼓應的浪漫激情，也延續著他對融融社嚴厲批判的氣勢。

這是北劍的初次反擊，隨後他顯然又被對方的西化派論調激怒，再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中國的良心在哪裡？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控訴》，將「文化民族主義」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他說「70年代在台灣的中國青年，居然斗膽宣布中國民族的訃聞，意圖割斷民族大慧命的根母，以一種厭惡的情緒對中國民族下毒藥，播野種，廢棄民族文化，美名為「建設現代化」，這種心理除了無知幼稚外，就是中了白色願望的毒。雖然充滿激情，卻指出了如今已經內化為台灣意識論者深層心理的「嫌惡中國」情結。

北劍也試圖鋪陳文化民族主義的論點，認為西方文化是「重力文化」，中國文化是「重德文化」，以力服德是以刀叉吃人肉，中國因此吃虧太大。又說西方所謂「進步」的觀念「伴隨著帝國主義（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來，則是破壞東亞文化的主力」，他如此挑戰進步觀念，頗有「後現代」的意味。當然他並不否定科學與民主，而是強調文化的「主體性」這東西，認為「中國文化在近世的失調是因為沒有適當的時空來發展〔科學與民主〕，就給白色人種攪了局」，又說「自由民主在歷史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實行起來，較有正面積極的肯定價值，較能收到恆久而豐富的成果。」

對文化民族主義者北劍而言，這論戰有如1960年代「傳統與西化」之爭的延續。對方親美反中的心態以及對「中國屬性」的嫌惡情節當然不是他可以忍受的，這應是他作為《大學新聞》主筆居然會加入我們這邊的原因。而這個原以為已經被《文星》的全盤西化派於1960年代擊垮的文化民族主義派，在這次論戰中居然還冒出頭來扮演一個角色，而且還與左派結盟，與我們一樣站到了反霸權／反威權的立場，可說出人意表。

總之，我們的對手從《遠方的一封來信》開始就顯示出對反霸權的民族主義有著極大的不安，對反美的言論極不認同。1960年代世界上發生的幾個挑戰美國霸權與西方資本主義既定秩序的重要運動，對他們基本上沒有影響。對於二次戰後形成的冷戰局勢，他們簡單地接受了美國與黨國的觀點，就是說「反共」成了他們的最大關切。這種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對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左翼民族主義極為敏感與恐慌，然而並不是對民族主義本身，而是對其中反帝反美的左翼思想，這裡就顯然存在著思想上深刻的左右之分了。這種左右之分深刻到讓他們不顧一年多來校園民主抗爭的左右結盟，輕易拋棄了民主抗爭的成果，轉而來挑起圍剿左翼民族主義的戰火。

一方是剛接觸到馬克思，有著左派自覺、站上第三世界弱勢立場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學生，另一方則是親美反共、認同資本主義體制，並開始營建「台灣意識」的學生。我們這邊的一個異數是文化民族主義者范良光。左派當然要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而右派學生裡頭的「台灣意識」論者則不會去反美帝，反而必須以美國為靠山，以「自由民主」來挑戰黨國威權統治。右派學生裡也有著與當局關係曖昧的成分，以國民黨開明派立場來攻擊反美反帝的左翼學生。可以說，對方是「自由民主」派、親美台獨派、國民黨開明派，在「反共」旗幟下的大聯盟，在這點上他們清楚顯示出與黨國保守派同流的右派屬性。幾乎從對方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讀出「反共」是他們共同的obsession（執迷）與結盟的基礎。而這個「反共」的具體內容並無關乎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意義與具體內涵，而是在冷戰結構下凝結而成的「反左／反中共」，最後蛻變成「反華/反中國」的一套「反共意識形態」，甚至到今天都還陰魂不散，成了台灣意識論者的思想桎梏。

雖然當時我們將民族主義往上直溯到列強侵華與孫中山的革命，而且又與保釣運動掛了勾，因而有了立論上的正當性。但是這種正當性卻可能召喚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同情，進而威脅到反共的心防，這是這個「反共聯盟」為何要反對民族主義的最大心理機制。這也是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轉折，它原本是黨國的反共思想武器，卻轉化成同情中共的情懷。而且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左翼民族主義不僅反抗親美的黨國威權體制，更挑戰了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有著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連結。這種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主義同時打到了這兩個勢力，讓他們得以結盟。因此對方除了藉由現代化的訴求，將左翼民族主義詆毀為愚昧無知、情緒用事的義和團思想外，也祭出白色恐怖手段，扣我們紅帽子，如此就更加反應出他們的右派實質了。

他們的右傾親美心態在許懷哲《愛國必先反共》這篇文章裡毫無遮攔地展現出來。談到「帝國主義」一詞，他說這是「共產黨徒用來稱呼敵人、侮蔑西方國家的慣技」，而帝國主義「並非實有其物，有之，也是上半個世紀的產物」。又說「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侵入，與其說是政治、思想的，倒不如說是經濟的；西方帝國主義隨著經濟自由而擴張。由於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因此它並不以消滅別國政治、思想為目的，而是，消極的防範」，而現在仍然大行其道的是「共產主義的帝國主義」。這種西方資本主義本位立場的宣示，莫非是1960年代台灣西化派的努力澆灌，在1970年代之後的大豐收？

這種左右之分又深刻到讓他們開始把對岸的中國人當成台灣的對立物來對待，當然這種觀點至少承認了當時中共政權與中國大陸人民互相之間並非敵我二分，而可能是一體兩面的現實情況，遠高明於當時黨國「解救大陸同胞」的說法。他們甚至產生了割斷「中國歷史」的主張，可以看出這個新興的「台灣意識」在其初起之時就已同時包含著深刻的右傾性格了。

有著這麼一個右傾實質，這些文章會呈現黨國風格的語法與修辭，會充滿台北的流氣品味，這些作者會使用黨國作風的攻擊手段，或許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裡也隱藏著一個台灣南北與城鄉差距的因素。我們這邊積極參與這場論戰的幾個學生，除范良光是桃園客家人外，黃道琳、謝史朗與我都是來自南部的福佬裔本省人，中小學教育主要都在南部完成，來到台北都不免會為自己「鄉巴佬」舉止自慚形穢。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還帶著南部人的土直與單純，極不屑於台北學生那種夸夸其談的流氣。在我們看來，台北學生不管本省外省在言談與論說上的那種虛矯浮誇，是與接近政權與文化中心息息相關的，因此我們的對手基本上就是一群「台北人」。這次論戰無關省籍，而我們這幾個南部人會被激怒，部分也是由於他們的攻擊文字所充斥的那種浮誇的台北流氣。這種憤怒不可避免地含有台灣南部人對台北人的妒恨情緒。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