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胡錦濤歐亞行之意義　　　

胡錦濤於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五日以國家主席身份出訪俄羅斯、法國以及中亞各國；並參加了由於在法國艾維昂舉行G8峰議而帶來的全球南北會議。期間並與布希、普京、西拉克、小泉等政要舉行了峰會。這一連串事情的意義何在，是大家高度矚目的問題。個人認為要深入瞭解其意義，還須從國際秩序的大輪廓來看，方能得其底細。

這又須先從美國在布希二世領導下的全球戰略說起。一般人多以為是由於9.11後「反恐」的需要才改變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其實，縱使沒有9.11事件，美國在布希二世領導之下也會走向今日的單邊主義、獨霸天下的帝國作風的。這裡我說「帝國作風」，因為它與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儘管有相似之處，但並不完全相同〔註一〕。自二○○一布希二世上台以後，其所作所為，從「軍國主義」之抬頭，已指向帝國建立之途徑。而9.11之後布希有了反恐號召之藉口，更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走向單邊主義，並擁抱了先發制人的戰略；並認為是天經地義之事。其創建「美利堅帝國」之事實，已無法隱瞞了。殆至以製造莫須有罪名發起伊拉克戰爭時，其帝國作風之本質更無法隱瞞的了〔註二〕。

所謂「軍國主義」抬頭，最簡單的可以從軍火商對布希政府之控制看出。首先，布希的內閣成員充滿了軍人（或有軍人背景）以及與軍火商有密切牽連的人士。 除了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原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副國務卿阿米塔基（Richard Armitage，出身海軍陸戰隊）以外，軍火商很多代表也大批延攬入閣。其中包括（一）出任海軍副部長的阿爾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原是世界上最大製造軍火的Lockheed-Martin公司的副總裁）；（二）出任海軍部長的戈登．英格蘭 （Gordon England，為另一軍火製造公司General Dynamics的副總裁）；（三）出任空軍部長的詹姆斯．羅契(James Roche，為製造作戰飛機Northrup-Gruman公司的要員；也是一位退休准將）等等。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與副總統錢尼都是以前就作過國防部長；也是所謂共和黨的「戰略階層」核心。另外同樣是在這個核心中，但比其他人都更為鷹派的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被延攬入閣為國防部副部長。他們這些人的任命都是發生在9.11以前。再者，自布希二世登基以來，美國的國防預算第一年已高達三千八百五十億美元；超過了雷根時代的紀錄，超過全世界很多國家國防預算加起來的總和。這也是在9.11以前就發生的。今年因反伊戰爭，國防預算更高漲到了四千零五十億美元。是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最近有人對布希內閣成員的思路作了研究，發現他們這些人和今日在華盛頓稱雄的所謂「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均師承已故的Leo Strauss 大師（芝加哥大學史特勞斯教授），其實大師有名，是因為他認為西方應該將其價值「教導」（並非「強加」）於世界其他各國傚法。但目前這些布希內閣成員（就如其他的新保守派一樣）卻將大師的話扭曲了，變成在要將美國的價值觀不惜用其超霸的權勢強加於他人。而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只是這個信念的一次「實踐」而已〔註三〕。

知道了以上的背景，才能知道為什麼歐洲的那麼多美國的傳統盟邦（尤以法、德為然）竟會如此強烈地反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此無他，因為這些歐洲盟邦（再加俄羅斯）均不齒於布希二世帝國作風所產生之獨霸行為。而美國對他們的不參加伊戰亦深恨在心。當初布希是以薩達姆擁有多種高度殺傷性武器為由，更堅持薩達姆與賓拉丹的恐怖分子有糾葛，故必須為天下除害。可是在打完伊戰以後數星期以來，第一，所謂伊拉克擁有的多種高度殺傷性武器，美軍遍尋不得；第二，更未能證明薩達姆確與恐怖分子有任何糾葛。當初極為附合布希的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因此在其國內極為困窘。在舉世都在質問究竟英美於戰前對伊拉克的情報是否有「滲水」與歪曲的聲浪中，布萊爾已首先認錯。雖是土頭灰臉，但至少比布希二世的內閣（尤其是他的國防部長）堅不認錯與閃爍其詞，要體面得多。所以，在伊戰後的國際局面，對美國來講，是四面楚歌。

伊戰後的國際情勢，美國遭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孤單與不孚眾望。第一，美國在歐洲可以說是眾叛親離；連當初支持美國出兵的英國與西班牙，也再不敢雷同。在六月一至六月三日於法國召開的G8會議上，法、德總統與布希二世會見時，仍舊尷尬生硬之至。法國總統席哈克順便召開了一個南北峰會，甚至還對布希挑戰，問他敢不敢明年在美國作G8會議地主國時也照樣召開一次南北峰會，以聽取第三世界的心聲？第二，中東除了以色列外，美國得罪了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國家（因此，美國才會企圖以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來懷柔阿拉伯國家）。第三，美國動輒威脅要對弱小國家更換它現有政權（正如在伊拉克更換了薩達姆一樣），也因而得罪了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第四，世界上剩下美國的唯一朋友，恐怕只是極少數拉丁美洲國家（除古巴不在內以外，連巴西與墨西哥均已動搖）；甚至一向情同骨肉的加拿大，都因為這次反對出兵加入伊戰而與美國疏遠了。第五，由於核武器擴散問題扯上了朝鮮，又多了一個如骨鯁在喉的敵人。

在這種局面下，美國領會到世界上唯一還剩下一個大國自始沒有太與美國刁難，而在對付朝鮮問題上美國還可能需要借重其從中斡旋的，那就是中國。雖然在對伊拉克問題上中國也反對美國出兵，但至少沒有像法國與俄羅斯那樣在聯合國威脅要否決任何安理會授權美國出征伊拉克的決議案。何況，中國不但在朝鮮半島能起積極作用，而且還在第三世界占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

知道了這些，才能體會到胡錦濤歐亞之行的意義何在。

胡錦濤十一天的歐亞行，略可以劃分為三階段：（一）訪俄羅斯（五月二十六至三十日）；（二）訪法國（六月一至三日）；（三）訪中亞兩國（六月三至五日）。其中以前面兩階段特別值得一提。訪俄羅斯部份最吃重。在莫斯科除了與普京晤談中俄「戰略協作關係」外，還主持了兩國石油公司簽訂從西伯利亞西部建立通往大慶油田的輸油管（自二○○五到二○三○年輸送五十一點三億桶石油）的協議。中俄賓主商談融洽，使得俄羅斯外長特別宣稱中俄「兩國在所有原則性問題上的立場是一樣的。」另外一個重要活動是出席在莫斯科開的「上海合作組織」的第三次峰會。此組織於二○○一年在上海成立，包括中國、俄羅斯，與中亞四國。美國趁侵伊之際在中亞取得若干租用空軍基地之權利。此次上海合作組織六國峰會，批准了關於該組織機制化的九份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與會的六國元首表示團結一致，不為外人離間分化。在莫斯科時，胡錦濤還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國際關係學院作了一次演講，提出有關「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五項主張（見下）。胡錦濤在參加聖彼得堡建市三百週年慶典時，亦順便與各國政要見面（包括與布希有建設性的深談），增加了彼此瞭解。

在法國艾維昂城，胡錦濤不但出席了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議，而且還有機會與G8峰會的領導人「握手」。這些領導人中也有人再度表示歡迎中國參加G8。在六月一日南北會議上，胡錦濤還發表了《推動全面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致詞。這篇演說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關注的問題而著眼的。但應該與他在俄羅斯（五月二十八日）所作的演說放在一起對照地來研看，才能有個整體觀；我們才能體會出他在信息中刻劃了一個全球新國際秩序的輪廓。他在這兩篇演說中所傳達的信息，可分三部份。一是對現有國際格局的分析；二是勸誡世界各國應盡其本份該作的努力（這其中也包含了對霸權主義的規勸）；三是表明了中國今後在國際事務上應努力的方針。這個信息至為重要，也極為深入，有的地方卻因避免過份尖銳而又很含蓄，故很容易被人忽略。所以，我認為有稍加註釋的必要。

先看胡錦濤六月一日出席南北領導人會議的講話。他強調了世界上兩大重任：持久和平、與普遍經濟發展。並提出四項建議：（一）採取有力措施，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二）倡導和睦相處，維護世界多樣化；（三）加強多邊合作，推動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四）充實南北合作的實質內容。但這些理想的目標應該如何作？又由誰來作才能達到？在第四點中，他的回答是：「發展中國家（即指南方國家）應該承擔起發展本國經濟的主要責任」。但他立刻又指出發展中國家「條件差、底子薄……，」所以，「發達國家要承擔應有的義務和責任。進一步開放市場，取消貿易壁壘，切實履行在增加資金和技術援助、減免債務等方面的承諾……落實國際社會在發展合作方面達成的共識」。最後這一段，是指世界貿易組織(WTO)二○○一年在多哈(Doha)所達到的共識，即發達國家有責任幫助還在發展中（尤其是最貧困）的國家。

因此，由胡錦濤的講話，可以知道中國加入WTO以後，已經是一個主張自由貿易大國、並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主持正義的發言人。但如果當前國際社會的兩大目標是「持久和平」與「普遍發展」的話，那麼在美國帝國作風下，世界上又如何能達到「持久和平」呢？所以，又需要回到胡錦濤五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演講的五項主張。在這五項主張中，他刻劃了一個他認為世界應有的國際新秩序：

第一，應該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亦即國際社會成員，不分大小，均應享受平等與不受別國干涉內政之權利。言下之意，即不能靠霸權欺凌他國。

第二，應該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化。意即不可靠霸力來對任何國家搞任何「政權轉換」；輸出某人或某國的政治理念與制度。這與他在南北會議演說中的第二點彼此呼應。

第三，應該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並強調「武力不能締造和平，強權不能確保安全。」 亦即不可搞單邊主義，或靠武力推動先發制人的政策。至於「強權不能保安全」，更是對布希二世的忠告。

第四，應該促進「全球經濟均衡發展」。這點與他六月一日對南北會議致詞中所說應以「普遍發展」原則締造「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籲遙遙相應。

第五，應該尊重和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重要作用。亦即應以代表世界大多數國家立場的聯合國意旨來代替一意孤行的單邊行動。

總的來說，胡錦濤的信息，已表明了今日的中國不僅是第三世界的發言人，並且是代表世界上所有反霸國家（包括歐洲各國在內）的心聲。至少可以說，這次伊戰中所有反對與不支持美國出兵的那麼多國家，都會認同的。但他的說詞又是那樣的含蓄，比法國與俄羅斯在安理會上威脅否決美國的請求要緩和得多。

胡錦濤的說法對美國比較動聽的另一個理由是：今日中國似乎是唯一具備G8資格而其影響又能兼跨歐洲與第三世界的大國，何況它還是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常務理事國。再加，美國應付朝鮮半島危機，中國能起的決定性作用，是美國不敢忽視的。所以，如說由於胡錦濤這次歐亞行的表現已促成了美國對中國的認識與戰略考慮有更深的「再考量」，也不太為過。甚至我們可以說，美國如果聰明，它會將中國的戰略地位重新定位。

也許會有人質疑美國果真會如我以上所說對中國的戰略地位「重新定位」嗎？答案是這種轉變通常都需要很長時期才會從構想基層轉移與表現在政策與行動的階層的。但，異常迅速地，我們已看到美國很積極的回應。譬如，在布希於艾維昂會見胡錦濤時，立刻邀請胡在明年初以國家主席身份到美國作國事訪問。布希內閣官員對外透露很欣賞中國處理朝鮮問題的立場與作風，認為是一流。布希內閣最反華的鷹派頭頭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曾是台灣在美國的遊說團成員），最近也公開宣佈「反對台獨」。這是他第一次用「反對」字眼。更重要的是布希總統與伍夫維茲均異口同聲地重申美國對華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與反對台獨。台灣媒體引用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的談話認為這並不表示美國政策之改變。的確，「一個中國」原則是美國《台灣關係法》的大前提，也是建交三公報的大前提。所以在那個基礎上，美國重申「一個中國」的確並不表示有政策上的改變。可是問題是這個重彈舊調的背景是甚麼？還有，在伍夫維茲發表「反對台獨」的同時，他也在回答記者問時表示以前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需要有新的解釋。在支吾其詞以後，他也等於承認了中國並不構成對亞洲的威脅（這些在台灣已由當地各大報紙報導，不需要再重複）。我的問題是這些美國的澄清與「舊調重彈」是否與胡錦濤的外交姿態有關。如是的話，那就等於具體表現是這次胡錦濤出訪歐亞的（一部份）成果了。而這些成果是三個原因促成的。第一是大環境，即以上所說在整個國際格局中美國因其獨霸的帝國作風已遭遇到前所未見的孤單與不孚眾望。第二是機遇，即胡錦濤出訪時正好有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建市三百週年的慶典；也有舉行在法國的G8峰會以及由法總統配合召開的南北峰會。因此胡錦濤見到了那麼多世界上的政要。第三，更重要的是：胡錦濤能把握機會運用他的智慧（當然也是有智囊的協助）與穩健的風範，表達了令人矚目的信息，有以致之。

〔註一〕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乃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峰，因剩餘貨品在國內無法盡銷，故必須以強權為後盾推銷到落後地區；並由落後地區販進低價資源回國內，以供繼續發展生產。這樣可以賺到前所未有的利潤。再以此對被剝削的勞工付出更多的工資，以「賄賂」他們不致搞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樣一連串的動作，乃成為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
〔註二〕關於更多背景分析，可參看James Kurth, “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vement: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101,659 (December 2002), p403-408； 另可參考Michael Ignatieff, “The Burden: With a Military of Unrivaled Might, the United States Rules a New Kind of Empire， Will This Cost America Its Soul--or Save It?＂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5January 2003), p22-27。
〔註三〕James Atlas, “Leo-Cons: A Classicist's Legacy: New Empire Builders＂, Week in Review, New York Times, 4 May 2002, Section 4.◆